资料和注释

一、华北危急

《何梅协定》

1935年5月底，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暗杀是中国政府的排日行为，又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口头“责问”和无理要求，并进行武力威胁。连日以坦克车、轻炮和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6月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向何应钦提交备忘录，提出了苛刻的要求，主要内容是：(1)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国民党党部；(2)撤退河北省的中央军和宪兵；(3)解散国民党北平军分会政训处；(4)撤换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和平、津两市市长；(5)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7月6日，何应钦复函梅津：“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何梅之间的协议，习惯称之为《何梅协定》。

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

《何梅协定》签订后，日本又加紧策动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部)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

1935年9月，日本新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公开声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10月，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了《鼓励华北自主案》。接着，河北香河县汉奸在日军掩护下，占领县城，实行“自治”。随后，河北数十县相继“自治”。11月24日，汉奸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称冀东22个县“脱离中央”，“自治独立”，挂起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牌子，殷汝耕自任“政务长官”。

与此同时，南京国民政府为满足日本侵略者“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于11月26日发布命令，撤销北平军分会，抛出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任命宋哲元等17名委员，宋为委员长。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12月16日成立，由于12月16日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被迫延期成立。18日在北平强行成立。它虽未公开打出“自治”的旗帜，冀察二省已变相“自治”。那时候，日军在平津街头巡逻，日本的飞机在低空盘旋，坦克车在街道上横冲直撞。大小汉奸结队游行，为非作歹。大批的爱国青年和爱国人士被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逮捕杀害。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处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

宋哲元(1885—1948年)

山东乐陵人。曾在冯玉祥部下任师长、总指挥、热河都统。国民党统治时期先后任第二十九军军长、察哈尔省政府主席。1933年曾率部在长城抗击日本的进攻。不久，在蒋介石指使下停止抵抗。1935年，国民政府为适应日本“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宋任委员长。1937年“七七”事变中，所部曾奋起抵抗。1940年在四川绵阳病死。

殷汝耕(1885—1947年)

汉奸。浙江平阳人。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早年在军阀间进行投机活动，后投靠国民党亲日派黄郛，1927年以国民政府驻日代表名义，代表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勾结。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先后参加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和《塘沽协定》。1935年11月，在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被捕，1947年-。

二、“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当天的斗争片断

12月9日当天，寒风大作，气温骤然下降。笼罩着寒冰冷雾的黎明前的北平，被各校参加抗日爱国大请愿的学生队伍的口号声惊醒了。

早已有所准备的国民党反动派，关闭了城门，郊区学校的学生被关在城外进不来。城内几个学校的学生队伍就陆续集中到新华门。……我们(被推选出的代表)一同走进新华门，向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递送了我们的要求，结果由何应钦把持的北平军分会派了个秘书出来敷衍了几句，根本没有答复学生的正义要求，这更加激起了学生队伍的愤怒情绪。请愿无结果，便开始了示威游行。队伍向东单冀察政务委员会(当时还在筹备)的地点进发。一路高喊着口号……(摘录于刚《回忆“一二·九”时期的北师大》)于刚系“一二·九”时期北师大学生会主席。

“一二·一六”大示威

12月16日是反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日子，全市学生再次举行示威游行。这次游行的规模比“一二·九”当天的规模更大，参加的人数也更多，事先的布置是严密的。各大、中学校经学联的组织，城内各校分为三队，城外各校集为一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头；第二队由中国大学领头；第三队由北京大学领头；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头。原定计划和路线，是各校一律在上午7时出发，分别向天桥集合，然后由天桥出发，进正阳门，经过天安门，向东行，经东单，再到外交部街──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备在那里成立。

当时城内各校已被国民党特务军警包围，学生们都越墙而出，集成队伍。城外第四大队，先被阻于西直门，后被拒于阜成门，到西便门时，群众的热情和愤怒，都达到了顶峰，决定用血肉之躯去冲破铁的城门。真是惊人，城门竟然被冲开了。大家和城内队伍结合，绕内城游行，打算进正阳门，但被军警开枪阻拦，便在正阳门外召开市民大会，共议决下列各项：(1)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2)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3)通电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4)吁请撤销冀察政务委员会，恢复东北失地；(5)即日全市罢工、罢课、罢市；(6)要求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等自由。

会后游行至宣武门，天已晚。从天未大亮起奔走呼号了一天，滴水未进的学生们，有万余人守在宣武门外准备过夜。这种斗争的勇气，不怕危险的精神，真是值得纪念。但这队伍终被国民党军警以武力驱散了。在大刀、皮鞭下，有多少人受伤了，多少人被捕了。“一二·一六”是继“一二·九”之后的第二次大示威，“一二·一六”的壮举在学生运动史上是应该大书特书的(摘录杨述《记“一二·九”》)。

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

“一二·一六”以后，中国-党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达到抗日救亡的目的，知识分子必须同工农结合，才能实现民族的彻底解放。平、津学生联合会根据党的指示，利用寒假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踏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南下扩大宣传团共分四团。第一团由北京大学领导，包括东城各大、中学校；第二团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领导，包括北师大及西城、南城各大、中学校；第三团由清华大学领导，包括燕京大学及北城朝阳大学、辅仁大学等校；第四团是天津的学生。1936年1月3日黄昏，一、二、三团团员分头到大井村集合。4日凌晨4点，团员们左臂戴上“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的白布袖标，整队出发。第二团最先在辛立庄被军警武力解散，三天后，沿平汉铁路线南下的第三团走到高碑店也被军警打散；第一团最后到保定被押送回北平。

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学生在农村十几天，一方面艰难地工作，忍饥忍寒，一方面还要防范汉奸的破坏活动，时时处于被逮捕与被解散的威胁中。但是宣传团的学生在与农民、工人接触中，看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痛苦，地主压迫农民的真相，许多团员从极简单的爱国思想，进而认识到要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抗日运动，不能不改善人民的生活，认识到反封建是中国革命的重要任务；许多学生在宣传团里开始确定了革命人生观，逐渐锻炼成为爱国爱民的栋梁之才。

民族解放先锋队

南下扩大宣传团返回北平后，为适应斗争形势的要求，由中共北平市委书记林枫、黄敬、姚依林商讨成立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了成立大会，有正式队员300人。大会上，还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这个组织一成立，就在中国-党直接领导下，战斗在抗日救亡运动最前线。他们深入农村基层，深入二十九军，宣传抗日道理，同反动军警进行坚决斗争。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人刘少奇、彭真等曾多次指示其活动。民先队员到处宣传抗日，到1936年10月，全国近30个城市有了该组织成员，甚至发展到了巴黎、里昂、东京、香港等地。1937年2月4日至9日，在北方局彭真的领导下，在北平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二十四人，代表全国6000名队员，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为全国总队部负责人。大会以后，民先队工作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彭真等北方局领导人多次指示下，民先队成员一部分留在敌后，坚持游击战争；相当多的人奔赴各抗日根据地，与工农群众、八路军、新四军结合起来；还有一部分人到各大城市，宣传抗日。1937年9月，在太原成立民先队总队部，11月，又随中共中央北方局到临汾，1938年2月，撤至西安，不久又迁往武汉，由李昌任总队长，于光远任宣传部长，宋一平任组织部长。1938年，在白区的民先队被国民党当局强行解散。解放区的民先队，由于斗争需要，并入了更广泛的青年团体──青年救国会。

三、西安事变

杨虎城(1893—1949年)

陕西蒲城县人，辛亥革命时，曾参加陕西民军，1916年，参加了陕西护国军起义。1917年，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在三原组织的反段“靖国军”。1918年，任靖国军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1922年，任靖国军第三路司令。1924年任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三军第三师师长。1925年，任国民军陕北总指挥，与-党开始合作。1929年投蒋介石。次年中原大战时反冯助蒋，被蒋升任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此后，率军入陕，曾兼任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屡次攻打红军，不断失利。经过中国-党的争取，并与张学良共同商讨，决定联共抗日。针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杨虎城与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和平解决后不久，蒋介石将他撤职。1937年6月被逼出国，抗战开始后于同年11月回国，在南昌被蒋介石囚禁。在狱中，共关押了12年，换了几次地方，全国解放前夕，1949年9月17日，蒋介石指使特务在四川重庆将他杀害。其夫人、女儿、儿子，以及秘书一家，同时遇害。

张学良、杨虎城和红军实行停火

中国-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后，就致力于争取张学良所部东北军和杨虎城所部十七路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全国抗日高潮的影响下，在红军前线-工作的教育和争取下，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广大官兵都赞成“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救亡口号，自动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东北军更热烈响应“打回老家去”的口号，同红军联欢。东北军和十七路军里的爱国分子，时时劝告张学良、杨虎城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张学良、杨虎城也受到中国-党正确的-主张和全国抗日潮流的推动，从1936年初，他们就实际上停止了同红军的战斗。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肤施(今延安)举行联合抗日救国的会谈。不久，工农红军与东北军在前线停止战斗，联合抗日。

蒋介石到西安督促张、杨进攻陕北红军

蒋介石坚持卖国*政策，1936年冬，调集二三十万嫡系部队到陕西，逼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12月4日蒋介石亲赴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约集西北“围剿”红军诸将领，按日接见，面授机宜，扬言将于一个月内消灭红军，并威胁张、杨，若不开赴陕甘前线与红军作战，则将撤换他们所担任职务。张、杨仍多次劝蒋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都遭无理拒绝，张、杨于是决定实行兵谏。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拂晓，在张学良、杨虎城的共同指挥下，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迅速解除了进行抵抗的蒋介石卫兵的武装，蒋介石已跳墙逃跑，被东北军搜出扣留，移送新城大楼。与此同时，第十七路军解除了中央宪兵第二团、省公安局、警察大队等机构的武装，接管了飞机场，包围了西京招待所，将陈诚、蒋鼎文、卫立煌等十多名军政大员拘捕。张、杨于当日通电全国，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这就是西安事变。

图画《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周恩来回到延安……》

这是周回到延安，在机场同前来迎接的毛泽东等合影。前排左起：秦邦宪、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肖劲光。

西安事变爆发后的复杂形势

西安事变引起了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强烈反响。

日本：企图挑拨亲日派扩大内战，以便扩大侵略中国。12月17日，日本外相声言“南京政府绝不能与张学良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并暗中支持何应钦向西安进兵。

美英：支持和平解决。担心亲日派乘机掌权，日本扩大侵华，排挤美英的在华势力。主张只要蒋介石还能继续统治下去，不妨就和-党采取某种形式的联合。

南京国民政府：掌握实权的亲日派何应钦在日帝支持下主张“讨伐”张学良，企图置蒋介石于死地，取而代之。12月16日下令讨伐张学良，何自任“讨伐军”总司令，调大军沿陇海线西上，进攻潼关，又派大队飞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电召赴德“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立即回国，共同进行联日倒蒋*的-阴谋。国民党内亲美英派竭力主张和平解决。他们派蒋介石顾问、澳大利亚人(曾任张学良顾问)端纳飞抵西安探听，宋子文、宋美龄也亲到西安和张、杨进行谈判。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张、杨在发动事变后，立刻电请中国-党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捉蒋后的善后事宜。

中国-党应采取什么方针?当时党内、红军指战员中，基于爱国义愤，十年内战的阶级恨，许多人赞成杀死蒋介石。中共中央全面分析了当时形势，指出事变发展的两种可能的前途：或者爆发内战，这一前途不利于中国人民的抗战而有利于日本的侵略；或者和平解决而结束内战，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迅速建立起来，这一前途有利于全国人民的团结抗日。因此，中国-党的政策是揭破日本和中国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推动南京政府走向抗日。

中共中央采取了努力争取实现第二个前途的有效措施：通电南京国民政府，劝告他们接受张、杨的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派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为中共代表到西安去帮助张、杨同蒋介石谈判；一面派红军主力开赴潼关附近，准备配合张、杨抵御亲日派的进攻，给张、杨在-上、军事上以有力的支援。

经过中国-党的努力和全国人民的压力，12月24日，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25日，张、杨释放蒋介石，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