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注释

一、“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中国-党中央委员会通知》

《中国-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这是个集中代表“左”倾方针的文件，反映了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认为当前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各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依据这一分析，《通知》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等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通知》的发出，标志“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1966年8月5日，中国-党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中南海大院里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和1964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吗?”

毛泽东接见外地来京的红卫兵和群众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在天安门首次接见来京进行大串连的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生和教师。林彪在大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支持红卫兵造反。此后红卫兵运动遍及全国。为了发动群众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从1966年8月至11月26日毛泽东先后八次共接见1100多万外地师生和“红卫兵”。“红卫兵”的“造反”活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是造成全国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大串连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通知中规定：外地学生“从9月6日起分期分批来北京参观、学习、相互支援，交流革命经验”，“来京参观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补助费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中开支”。早在6、7月，便有外地学生到京串连。8月，到北京的学生越来越多。通知发出后，大串联在全国出现高潮。大批北京学生也到全国各地串连、“点火”，冲击机关，揪斗干部。大串连造成重重矛盾。10月29日中央发出《关于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紧急通知》。1967年2月3日、3月19日，中共中央连续发出通知：停止全国大串联，但直到1968年，仍有少数学生在外地游荡。

中央文革小组

根据“五一六通知”的规定，1966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通知。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第一副组长江青，副组长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中共中央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或离京外出期间，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后，陶铸、王任重、刘志坚、谢镗忠、尹达、穆欣因受迫害或打击，离开中央文革小组。“五一六通知”规定中央文革小组“隶属于-局常委之下”，《中国-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又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使它得以逐步取代中央-局和中央书记处。“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助长“左”倾错误，残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极大的灾祸。

王洪文等夺上海市委市府的权

1967年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接见“工总司”等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张春桥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夺回来，希望革命造反派把要害部门控制起来”。1月初，在张春桥、姚文元策划下，王洪文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召开了“打倒市委大会”，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所谓“一月革命”风暴。16日，毛泽东批准上海市的夺权。此后，夺权之风遍布全国，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天下大乱”的局面形成。

所谓“二月逆流”

所谓“二月逆流”，是指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局和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的大义凛然的斗争。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同林彪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想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斗争。叶剑英盛怒之下，拍案痛斥江青、张春桥等人指使“造反派”揪斗军内高级干部。

2月11日和16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局碰头会(即怀仁堂会议)。这两次会上，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2月11日下午的碰头会上，叶剑英站起来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啦?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叶剑英还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2月16日下午，继续开碰头会。这次会上斗争更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当谭震林提出要张春桥保陈丕显时，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打断话，大发雷霆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谭要退出会场，并说：“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李先念说：“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散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即向江青作了汇报，并整理出材料，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2月18日夜，毛泽东召集部分-局委员开会，非常尖锐和激烈地批评了在怀仁堂会议上提意见的一些老同志，指责他们是搞复辟，搞翻案。林彪、江青一伙把谭震林等人同他们的这几次斗争诬称为“二月逆流”。后来，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看法有了改变，讲了平反的话。

刘少奇被迫害致死

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文化大革命中被诬陷为中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遭到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6年8月，毛泽东在大字报中首先把矛头错误地指向刘少奇。1967年7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擅自决定组织批斗刘少奇夫妇的大会，并对刘少奇进行抄家和人身迫害。刘少奇从此被剥夺了一切自由，单独关押，受尽折磨。1968年9月，江青操纵的“专案组”整理并报送中央三批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诬陷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1968年10月，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京召开。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全会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押往开封，同年11月12日，遭受诬陷和残酷人身摧残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病故。终年71岁。

二、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

林彪反革命集团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利用其党中央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和毛泽东对他的信任，同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结成反革命集团。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的旗号，煽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残酷迫害干部和群众，安插亲信，培植死党，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发动突然袭击，想当国家主席，阴谋抢班夺权，没有成功。1971年9月，又制定反革命政变计划，策划谋害毛泽东。阴谋败露后，林彪、叶群和他们的儿子林立果于9月13日凌晨，乘飞机叛逃，摔死在蒙古人民共和国的温都尔汗。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进行审判，分别作出了判决。

林立果

林立果是林彪之子，1945年生。1966年是北大物理系学生。1967年3月，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1969年10月17日，吴法宪按林彪的授意，任命才24岁的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副师职)。后来，林立果成为法西斯秘密组织“联合舰队”的头子。1971年9月13日，与林彪同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附近。

“联合舰队”

“联合舰队”是林立果组织的反革命组织。在林立果担任空司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以前，经吴法宪批准，曾在空司办公室成立了一个以林立果为组长的“调研小组”。它搜集情报，秘密联系，实际是林立果进行秘密活动的工具。林立果晋升以后，“调研小组”的活动范围更为广泛。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调研小组”发展为反革命组织，由林立果定名为“联合舰队”。在此前后，林立果在上海建立了“上海小组”，在广州组织了“战斗小分队”，配备-，规定联络密语，进行特种训练，要求向林彪、林立果宣誓效忠。林立果和死党周宇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还指使胡萍、王维国、顾同舟等人，在北京、上海、广州、北戴河建立多处秘密据点，用以进行联络，私藏-、-、电台、*、党和国家机密文件。1971年3月，“联合舰队”策划了一个反革命政变计划，取名《“571工程”纪要》。“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联合舰队”彻底覆灭。

《“571工程”纪要》

林立果一伙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1971年3月12日，林立果在上海秘密据点召集联合舰队成员周宇驰、于新野(空军党委办公室副处长)、李伟信(空四军-部秘书处副处长)密谋，研究制定了反革命政变计划。于新野在22日至24日草拟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起义”(武装起义)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定名为《“571 工程”纪要》。全文包括可能性、必要性、基本条件、时机、力量、口号和纲领、实施要点、政策和策略、保密和纪律等九部分。《纪要》把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诬蔑为“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把“打倒当代秦始皇──B—52(林立果诬蔑毛泽东的代号)”、“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作为他们的口号和纲领。《纪要》声称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或者我们把他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纪要》提出的政变手段是：“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爪牙，既成事实，迫B—52就范”，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轰炸、543(武器代号)、车祸、暗杀、绑架、城乡小分队。《纪要》某些地方也反映出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间的矛盾。

“九一三”事件

1971年8月，毛泽东去南方几省巡视，在与湖北、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江西、江苏、福建等省党、政、军负责人谈话时，着重谈了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毛泽东说他们“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而林彪“当然要负一些责任”。“庐山的斗争是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还没有解决”，“陈伯达后面还有人”。

在北戴河窥测风向的林彪，探知毛泽东在南方的这些谈话后，下决心乘毛泽东返回北京前对他下毒手。9月8日，林彪写了政变命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当晚，林立果带着林彪的手令和叶群给黄永胜的信从北戴河回到北京，部署发动政变。他们策划了谋害毛泽东的几种方式，准备先在上海动手，如上海不成，再在苏州附近的硕放桥头炸毁毛泽东的专车，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毛泽东觉察林彪的阴谋，突然改变行程，于12日下午返回北京。林彪的政变计划破产了。林彪一伙又计划13日南逃广州，妄图分裂中央。但12日晚11时，林彪得知周恩来在追查停在山海关的256号专机后，决定将南逃广州改为向北叛逃。13日零时32分，林彪带着叶群、林立果等人乘坐256号专机仓皇出逃，后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毁，林彪等人全部摔死。

三、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覆灭

江青反革命集团

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结成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对他们的信任和“中央文革”的权力，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相勾结，狼狈为奸。他们鼓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煽动全面夺权，全面内战，疯狂地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使全国陷入一片混乱，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林彪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后，他们组织帮派体系，千方百计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妄图实现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后，他们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1976年10月，党中央-局代表人民的意志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逮捕，彻底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1981年，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进行了审判，并分别作出了判决。

“四五”运动

1976年4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革命群众运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周恩来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党和国家能正常工作，尽量减少“文革”造成的损失，保护党内外的大批干部，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阴谋做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因此，遭到“四人帮”的种种攻击和诬陷。1976年1月周总理不幸逝世，全党和全国人民无限悲痛，首都百万群众伫立在十里长街默哀送灵。3月下旬，《文汇报》发表一篇有攻击周恩来、邓小平内容的新闻稿。3月底，南京市人民愤怒声讨《文汇报》，贴出“打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张春桥”、“揪出《文汇报》的黑后台”等大标语。与此同时，北京上百万人连续几天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抒发对周恩来的悼念之情，痛斥“四人帮”的倒行逆施。4月4日清明节，天安门成了诗的世界，花圈的海洋。估计这一天去天安门广场的达200万人次。群众的花圈中出现大量反对“四人帮”的诗词。4月5日，群众继续涌向天安门广场，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斗争，运动达到高潮。革命群众的悼念活动，被“四人帮”诬蔑为反革命事件。晚上，“四人帮”对广场上的群众进行残酷镇压。南京、太原、西安、郑州、杭州等地，同时掀起类似的群众运动，均遭镇压。

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的“四五”运动是人民群众对“四人帮”义愤的总爆发；是人民群众起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左”倾错误做法；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天安门事件彻底平反。

“四五”运动时诗词摘抄

(一)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二)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酒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中共中央一举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

1976年10月，中央-局多数同志和“四人帮”之间的斗争白热化。华国锋与叶剑英磋商对策，一致认为王、张、江、姚是一伙反革命集团。他们根据-局委员和老同志间酝酿的意见，决定以召开会议的形式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断然处置。为此，叶剑英在玉泉山作了周密具体的部署。这时“四人帮”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部署已经就绪，他们制造舆论，插手军队，准备动手。在这紧急关头，华国锋、叶剑英果断决定：以快打慢，提前行动。10月6日晚8时，以华国锋、叶剑英等为核心的中央-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并由监护人员送往受审查的隔离处所。当晚，中央-局会议一致同意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果断行动。18日，中共中央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通知各级党组织，传达到全党全国人民。

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挽救了党，挽救了国家，挽救了革命。它标志着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局面从此结束，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时期。

四、国民经济建设在曲折中前进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

“文化大革命”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的正常进行。“文革”中推行的一整套“左”的政策，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极大地挫伤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生产的发展。1977年12月20日，李先念同志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过：“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在经济上，只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

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努力抵制“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形势一度好转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工作。为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他支持解放干部，调整经济建设计划，扭转国民经济遭严重破坏的局面，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在周恩来的筹划下，经过1972年和1973年两年的努力，国民经济形势有所好转。1973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都完成和超额完成。1973年工农业总产值达到3968亿元，比上年增长9.2%。粮食产量达26494万吨，比上年增长10.2%，棉花达256.2万吨，比上年增长30.8%；钢产量2522万吨，比上年增长7.9%；原煤达41700万吨，比上年增长1.7%。基本建设投资总额338.1亿元，比上年增长3.1%。国家财政收入809.7亿元，总支出809.3亿元，结余4000万元。1973年是这几年中国民经济形势最好的一年。但江青一伙由于利用毛泽东关于反林彪“极右”的错误，把周恩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正确政策诬陷为“黑线回潮”，把矛头指向周恩来，这样国民经济好转的势头又被打断。

四届人大(1975年1月召开)以后，周恩来病重住院治疗，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实际开始主持党和国家的日常工作。他坚决同江青集团作斗争，努力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全面整顿，使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迅速转向回升。工农业生产有了较快发展。1975年，全年工农业总产值4504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其中，工业总产值3219亿元，比上年增长15.1%；农业总产值1285亿元，增长4.6%。主要产品产量：粮食增产6900万吨，钢增产278万吨，原煤增产6900万吨，原油增产1221万吨，铁路货运量增加10183万吨……这是继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以后，出现的又一次新的转机。

图画：南京长江大桥要求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