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导入新课：我们在看报、听广播、看电视新闻时，经常看到、听到“第三世界”这个名词。“第三世界”的含义是什么?它在国际事务中起了哪些重要作用?“二战”后，亚洲经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是我们这一节要学习的内容。
1.“第三世界”的含义。首先向学生指出：教材中所讲的有关第三世界的理论，是毛泽东主席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于1974年提出来的。然后介绍：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同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谈话时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可提问学生：“日本为什么不属于第三世界?”(学生思考后回答：日本是经济发达国家。)最后指出：第三世界国家是指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的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
2.亚非会议的召开(1955年4月18～24日)。(1)历史背景：“二战”后，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已有约三十个亚非国家打碎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枷锁而独立；旧的国家-秩序虽然已被打破，但亚非人民反帝斗争的任务仍很艰巨。为建立国际新秩序，亚非国家普遍感到应当增进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以推动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斗争，因而产生了要求合作和团结的强烈愿望。这样，在印尼、缅甸、锡兰、印度、巴基斯坦5国总理的发起下在印尼的万隆召开了这次会议。(2)会议宗旨：促进亚非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讨论所面临的共同任务，以及维护民族主权和废除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问题。(3)中国代表团的贡献：会议期间，由于各国历史背景不同，社会制度和思想意识等方面存有差异，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挑拨，个别国家的代表一度提出“反对-主义的威胁”，并影射攻击中国。在此情况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针对帝国主义的破坏行径，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原则，赢得了各国代表的广泛支持，从而避免了会议走向歧途。会议一致通过了《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体现了反对殖民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反对侵略战争，保卫世界和平和促进各国友好合作的精神。(4)标志：亚非会议的召开，标志第三世界开始兴起。
3.不结盟运动的兴起。(1)不结盟运动的形成。可先引导学生回忆：1954年美国为加强对西欧的控制和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包围，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此相对立，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了华沙条约组织。然后指出：未参加以上两大集团的亚、非、拉美国家和欧洲的南斯拉夫组织起来，于1961年召开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这次会议有25国参加。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不结盟运动形成。(2)不结盟运动奉行的政策。不结盟运动奉行独立、自主和非集团政策，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3)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到1986年，不结盟运动已成为拥有101个成员国、17亿人口、地跨亚、非、拉美和欧洲的一支重要力量。不结盟运动的斗争由-方面延伸到了经济方面。中国一直坚定地支持这一运动，在很多重大的国际-、经济问题上，与之采取了共同的立场和态度。
1.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的原因：(1)历史原因。由于它们遭受了长期的殖民统治；(2)现实原因。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剥削又分为两种方式：第一，发达国家通过操纵国际市场，压低农产品、原料等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等方法，剥削发展中国家。具体事例可见本书“资料和注释”部分。第二，发达国家通过高额利润进行资本输出，残酷剥削发展中国家,给发展中国家造成沉重的债务负担。1988年发展中国家所欠外债总额达到13万亿美元。198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每年支付的利息，高达600亿～700亿美元。沉重的债务使第三世界有三十多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
2.“七十七国集团”。要注意讲清三点。(1)“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为了巩固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在反对超级大国以及帝国主义控制、剥削和掠夺的斗争中，发展中国家逐渐形成了“七十七国集团”；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该组织的诞生。(2)“七十七国集团”组织的目标。七十七国集团以改变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为目标。(3)“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领域斗争中由分散走向联合。1974年，这个集团推动第六届联合国特别大会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争取建立平等、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到20世纪80年代“七十七国集团”成员国增加到一百多个。
2.东亚和东南亚经济的发展。教材主要介绍了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20世纪60～7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即从60年代起，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会，吸收外国资本和技术，适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以上国家和地区中，新加坡最具有典型性。下面对新加坡经济发展做一些具体介绍。
新加坡原是英国的殖民地，1958年获得自治，后来成为马来西亚的一个州。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成为独立的共和国。新加坡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国土面积小(约618平方千米)，人口密度高，资源匮乏(连淡水都需从马来西亚进口)，市场狭小。面对上述困难，新加坡政府制定了适合本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适时做出调整，即抓住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主要是日本)向海外转移资本和技术之际，改善工业基础设施，大力吸收外资和技术，发展本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战略是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减少进口。20世纪70年代在新加坡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后，又制定了“出口主导型”经济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外向型出口工业。从国外进口原材料、零配件，加工组装工业制成品再出口，积极参加国际市场竞争。结果，新加坡实现了经济起飞。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新加坡又适应世界高技术迅猛发展的形势，着手进行工业技术升级，建立高技术、高资本和高附加值的新兴工业企业。并利用自己国家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的优越地理位置，建设港口和机场，使新加坡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它还重点发展了通讯、金融等服务业。为了配合经济战略的实施，新加坡政府发挥主导职能，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重视道德教育，提高劳动者的素质。这使新加坡不仅保证了科技和生产对人才的需求，也造就了一支具有较高素质的劳动大军，促进了科技的发展和生产的持续高速增长。
3.20世纪80年代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经济的迅速增长。泰、马等国经济增长速度到80年代末已居于世界前列，其中又以泰国最为突出。这是亚洲80年代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变化。其经济增长迅速的原因主要有二：(1)加强与邻国的经济合作。(2)积极引进外资和技术，调整经济结构，促进对外贸易。80年代泰国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是10.6%，马来西亚是8.3%。
4.印度经济的发展。地处南亚的印度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过几十年艰苦努力，到80年代末经济也有了较大发展。根据教材内容可概括为：建立了部门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实现了粮食的基本自给；取得了科技方面的较大成就。到90年代，印度经济和科技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六、课后小结。通过学习“第三世界的兴起和亚洲经济的发展”，使我们清楚地了解到：1955年在印尼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是第三世界开始兴起的标志。1961年不结盟运动的兴起和1964年“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发展，表明第三世界国家在要求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逐渐走向联合，并在联合中不断发展，队伍不断壮大。亚洲经济发展的前提，是“二战”后这些亚洲国家摆脱了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而抓住机遇吸收外资和技术，依据国情，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是东亚、东南亚、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迅速的重要经验。但是，我们也不能过分依赖国际资本、国际市场。1997年从东南亚开始的金融危机给这些国家和地区造成的严重危害，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教训。
答：①亚非会议是二战后获得独立的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地区重大问题的国际会议。它的召开，反映了亚非人民团结反帝反殖的共同愿望。②周恩来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在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求同存异”原则，赢得了与会国代表团的赞成，保证了这次会议的成功。
答：1.第三世界的兴起，打破了旧的国际-格局。万隆会议的召开和不结盟运动的发展，表明第三世界已成为决定国际事务的一支重要力量，帝国主义主宰世界的历史已经一去不复返了。2.第三世界倡导的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人民之间友好与合作、反殖反帝的精神及所作出的努力，有力地遏制了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3.第三世界的兴起对推进改革不平等、不公正的旧国际经济关系起了重要作用。“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表明第三世界所进行的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有组织、有纲领、有明确目标的联合斗争。促进世界贸易，国际合作；推动南北对话，加强南南合作，这些是第三世界为实现目标已进行和正在进行的努力。
资料和注释
一、第三世界的兴起
第三世界的形成
主要包括两个方面：1.二战后，亚、非、拉美为数众多的不发达国家摆脱了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取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在历史上是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20世纪初，世界上落后地区和国家，几乎全都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到1914年，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占全球土地面积的70%，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近60%。二战后，几乎所有原殖民地、半殖民地都获得了-独立。在二战后宣告独立的国家有94个，加上在这以前就获得独立的国家已超过125个。占世界土地面积的2/3，世界总人口的3/4。这些发展中国家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2.发展中国家具有一些根本的共同点。这些共同点把它们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第三世界。尽管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其自然资源、地理环境、土地面积、人口多寡、社会制度、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及民族文化传统，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却有一些根本的共同点：它们都有遭受殖民统治的历史；生产力还都不发达，经济相对落后；经济上仍处于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地位，未获得真正独立；遭受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国际垄断资本的掠夺和剥削；在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角逐中，它们是超级大国扩张、渗透、控制和争夺的对象，易遭受损害。因此，它们都面临着巩固独立，加速发展，改变国际经济旧秩序，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历史任务。
三个世界的划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有人称帝国主义阵营为第一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为第二世界，民族独立国家为第三世界。到19世纪70年代，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毛泽东同志于1974年2月在同一位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人谈话时，指出世界已划分为三个方面，即：苏联、美国两个超级大国是第一世界；亚、非、拉美及其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1974年4月，中国代表团团长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了毛泽东同志关于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我们课本上提到的“第三世界”概念出自这种划分。另外，世界上还有一种说法，以经济发展的状况来划分三个世界。认为第一世界有24国，其中欧洲17国，北美洲有美国和加拿大，再加上日本、以色列、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第二世界有苏联和东欧7国，意思是比第一世界穷而比其余各国富裕；这余下的各国即为占世界绝大部分的一百多个国家，就是第三世界，在这第三世界中，还有最贫穷的24国，它们被称为“第四世界”。
万隆会议
1.会议的召开：会议于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在印尼万隆召开。与会者来自亚非29国。24日，会议一致通过《亚非会议最后公报》。公报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等七个部分，概括了大会所取得的成就。会议体现的团结一致反帝反殖，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保卫世界和平和加强各国人民的合作与友谊的精神，被称为“万隆精神”。2.会议的意义：标志着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主宰亚非人民命运的结束；进一步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促进了亚非国家间的友好合作和团结；表明亚非国家开始作为一支新兴-力量登上国际-舞台。
形象图《周恩来在亚非会议上发言》
本图选自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中国外交》一书。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摘自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1分册。
不结盟运动的形成
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亚非会议的启发下，南斯拉夫、埃及和印度的领导人逐渐萌发了建立不结盟国家组织的想法。对铁托来讲，南斯拉夫处于两大对峙集团之间，它既不能同任何一方建立较为密切的关系，又必须摆脱孤立境地，因此只有争取不承担这类军事、-条约义务的国家的支持。对纳赛尔来说，埃及虽然取得了独立，但帝国主义总想借苏伊士运河问题干涉它的内政，所以埃及需要国际上有更多的可靠伙伴和有效的支持。对尼赫鲁来说，印度幅员辽阔，人口众多，虽跻身大国之列，但实力不足；尼赫鲁早有以独立的外交政策来弥补这一不足，以得到中小国家的支持，从而提高印度的国际地位的想法。此外，从经济上考虑，也要依靠各发达国家的支援和帮助，而当时的发达国家又分属于两大阵营，要争取外援，置身于两大阵营之外是最佳选择。
1956年7月，纳赛尔和尼赫鲁先后到达南斯拉夫，同铁托在布里俄尼岛举行会谈。会谈结束后，三国发表了“联合公报”，公报表示，他们确认积极和平共处的原则，支持亚非会议的十项原则，谴责把世界分裂为强大的国家阵容，反对殖民控制。不久，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签署了上述公报。1961年，铁托、纳赛尔和苏加诺联名倡议召开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尼赫鲁获悉后也加入了这个倡议。
为了开好这个会议，1961年6月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了筹备会议，有21个国家的外长或大使参加。会议决定了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举行的时间，拟订了据以邀请的不结盟国家的五条标准是：(1)它的政策应当是在和平共处和不结盟基础上的独立政策，最少应当采取符合这种政策的态度；(2)它应当支持民族解放运动；(3)它不应当是任何会使卷入大国冲突的集体军事联盟的成员国；(4)它不应当是同某个大国缔结的双边联盟的参加国；(5)它的国家领土不应当有在它的同意下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
1961年9月1日，不结盟国家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在贝尔格莱德开幕。来自25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出席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战争危险的声明》、《和平呼吁书》以及《不结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宣言》。这次会议的召开，正式宣告不结盟运动的诞生。到1991年，它的成员国已发展到102个，包括世界上近2/3的国家和1/2的人口。不结盟运动的组织也日趋完善，除每三年一次的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以外，还有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不结盟国家协调局以及其他类型会议等组织形式。
二、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经济困难
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1.债务问题形成的主要原因。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但从根本上看，第一，现存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不合理。战后，由于殖民地时期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低下落后的生产水平，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异常贫困，经济地位非常软弱，不得不受国际旧经济制度的束缚。在生产、贸易、技术和金融货币等各个领域，它们都受到发达国家的剥削。如在生产领域中，发展中国家的原料生产(不包括石油)，特别是采矿业，在很大程度上为发达国家所控制。如在贸易领域，形成了“发展中国家(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国际贸易格局。发达国家操纵市场，压低原料和农产品价格，抬高工业品价格。例如，70年代初巴西用66大包咖啡可换一辆载重货车，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买同样一辆车需要132大包咖啡；同期，坦桑尼亚1吨茶叶可换得170吨化肥，而后来只能换8吨化肥。这种不平等的国际贸易关系，使发展中国家遭受很大损失。1980～1988年，仅非洲、加勒比、太平洋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就损失1500亿美元。第二，发达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剥削。资本输出包括直接投资和国际贷款。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的利润率很高，使得发展中国家要支付巨额利润给它们，支付不起，就要借款。发达国家还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贷款，抬高利率，进行高利盘剥。如1980年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为4233亿美元，而在1980～1986年间，它们连本带利已偿还了6580亿美元，但在1986年底，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不仅未减少，反而增加到11200亿美元。
2.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危机。债务危机是债务问题长期积累的总爆发。债务危机的导火线是墨西哥在1982年夏天点燃的。8月12日墨西哥财政部长发出通报，他说：墨西哥几乎耗尽全部外汇储备，再也无力偿还到期的债务本息。然后，巴西、阿根廷也相继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西方债权者发出危机求救的信号。到1983年，有三十多个发展中国家陷入危机。近些年来，发展中国家虽未发生1982年那样大规模的债务危机，但危机并未消除，债务在滚雪球般地膨胀。到1988年底，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已达1.3万亿美元。世界银行1992年初公布，发展中国家外债总额为1.35万亿美元。巴西为负债最重的国家，总额达1162亿美元。债务问题已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桎梏。
21世纪初世界市场恶化，发展中国家经济令人担忧
一般来说，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不言自明：它能提高经济效率。有充分的数据表明，参与全球化程度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也较高。但是，经济全球化普及了市场经济，也推动了经济衰退的全球传播。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被世界市场左右，既可以从全球经济高涨中得到好处，也在全球经济衰退中受害。
1.以市场汇率计算，世界经济的衰退程度更严重。
在分析世界经济增长形势的数据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数据比较权威，因而被广泛使用。前者在2001年12月预测，2001年和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均为2.4%；后者在2001年10月的预测分别为1.3%和1.6%。两者的预测为什么有如此大的差距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世界总产值使用的是购买力平价，即以各国货币的国内实际购买力与美元在美国的实际购买力相比得出的汇率；世界银行则以市场汇率，即市场的外汇牌价为基础进行计算。与市场汇率相比，购买力平价高估了世界总产值，从而高估了世界经济增长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1999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总产值为41万亿美元，以市场汇率计算，只为30万亿美元，两者相差11万亿美元。高估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高估总额高达12万亿美元。其中，对中国的高估程度最高。1999年，以市场汇率计算，中国的国内总产值为0.98万亿美元，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为4.5万亿美元，高估部分达到3.5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们一直在争论使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世界总产值是否合理，争论双方孰对孰错暂且不谈，但有一点是清楚的：购买力平价只能用于计算总产值，只能在作分析时使用。它不是实用汇率，而是理论汇率。实际的国际交易，包括商品、服务和资本的交易，还得使用市场汇率。从实际经济结果看，各国之间的经济利益通过国际市场分配，各国相互的经济影响也通过市场扩散。用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世界总产值再高，对利益格局和经济影响也无济于事。
因此，世界银行的预测更能说明世界经济增长的实际状况。
2001年，世界经济进入衰退。世界总产值增长速度大幅下降的后果体现在世界市场严重萎缩。世界贸易增长率从2000年的13%下降到2001年的1%；流向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资本下降了20%；国际市场的初级产品价格处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低点；制成品价格在2000年下降2%的基础上，又下降了4.6%；国际金融市场利率处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没能阻止全球股市暴跌。世界主要货币的汇率波动加剧，日元大幅度贬值更是近年来罕见的。因此，在市场交易活动中，人们感到赚钱难了，投资难了，就业难了，生活也难了。
世界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不断恶化的世界市场加剧了全球范围的经济衰退，各国经济增长波动的同步性增强。
20世纪90年代，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不是同时发生的。90年代初，美国经济首先发生衰退，欧洲滞后，日本经济则一蹶不振。发展中国家经济衰退与发达国家的同步性减弱，在发达国家经济衰退时，发展中国家仍然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1997～1998年，东南亚爆发金融危机，经济陷入衰退，波及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当时的发达国家经济继续增长。2001年，美国发生经济衰退，扭转了这个趋势。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波动的同步性增强，美、欧、日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下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也随之下降。据世界银行的预测，后者的增幅从2000年的5.5%降至2001年的2.9%，2002年，可能会达到3.7%，但仍大大低于2000年的5.5%。中国和印度以内需拉动经济增长，增幅受世界经济衰退影响有限。如果不包括中印两国，2001年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只能达到1.9%；2002年则可能达到2.9%。
2.通过市场价格的传导，衰退向发展中国家扩散。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算，发达国家的国内总产值下降1%，发展中国家也相应下降0.4%。这个相关影响是通过世界市场扩散的。
国际金融市场变化的影响不仅在于资本流量，更在于金融资产价格，主要是股价和汇率变动的传导。
国际金融市场一体化程度不断加强，通讯技术进步使市场信息传播加快，主要发达国家的股市价格变动会立即传导到发展中国家，表现为各国股价的同步涨跌。
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促进了国际分工的新发展，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制成品生产国和出口国，该类产品已经占发展中国家商品总出口的70%。国际市场制成品价格波动同样影响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近年来，制成品价格下降，不但包括劳动密集型产品，也包括高技术产品。电脑价格的下降幅度大大超过过去任何一次产业革命的主导产品。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紧跟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发展新经济的步伐，大力扩展以芯片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品生产和出口。按平均计算，电子信息技术产品占它们的出口比重高达30%，占国内总产值比重也高达10%。在马来西亚，该类产品出口比重高达65%，占国内总产值比重高达25%。新加坡、中国台湾、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相应比重也很高。据计算，1992～1999年，电脑等电子信息产品的价格下降,对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造成的损失分别相当于它们国内总产值增长部分的6.46%、3.13%和1.03%；对泰国和韩国造成的损失也达到0.87%和0.59%。2001年，全球电子信息产品销售额下降了60%，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增长率因此下降了20%。据计算，它们的出口额每下降10%，国内总产值就损失0.25%。如果把出口额减少对内需造成的损失计算在内，国内总产值就少增长0.33%。因此，东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出现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的最大降幅，2001年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为4.6%；2002年至多能达到4.9%。印尼、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增长的降幅接近5个百分点，为2.3%，2002年难以达到3%。
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下降受到国际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双重影响。其石油产量的60%供出口，世界石油价格疲软，不利于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如果每桶石油价格下跌1美元，俄罗斯的石油利润就损失10亿美元。俄罗斯投资缺口达700亿美元，而外债已高达1440亿美元。2002年需还外债140亿美元。过去10年，俄罗斯外逃的资本已有1000亿美元之巨。有人估计，俄罗斯每年外流的资金高达200亿到230亿美元。俄罗斯中央银行凭借3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难以控制卢布汇率。俄罗斯仍有发生金融震荡的可能性。
3.在世界市场波动中，穷人状况最惨。
以人均收入衡量，世界市场恶化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危害更严重。2001年，它们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仅为15%。不少国家甚至出现下降趋势。受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影响，下降幅度最大的是发生金融市场波动的阿根廷和土耳其，分别下降8.7%和3.2%。受到石油价格下降影响，沙特阿拉伯的人均收入下降1.5%。在制成品贸易的不利影响下，墨西哥的下降幅度为1.3%。这无疑将加剧贫困，使穷人受害。为摆脱经济衰退，政府往往采取紧缩性宏观经济政策，财政开支紧缩，导致社会性开支减少，这对穷人更是雪上加霜。
目前还不能得到此次经济衰退对穷人影响的具体数据，但历史记录说明，经济危机使贫困人口生活恶化：失业多了，收入少了；得病多了，入学少了。1995年，阿根廷发生金融危机，人均收入下降4.1%，贫困人口比重从16.8%增加到24.8%；1997年东南亚发生金融危机，印尼的人均收入下降14.6%，贫困人口比重从11.3%增加到18.9%，泰国的贫困人口比重从11.4%增加到12.9%；1998年，俄罗斯发生金融危机，这一比重从21.9%增加到32.7%。经济危机使贫困人口的健康和教育状况恶化，不利于人力资源开发。1995年，阿根廷的人均蛋白质摄取量减少3.8%，小学入学率增长速度从2.2%下降到0.8%；1998年，印尼妇女中处于身体健康风险最大水平的比重增加了25%，贫困人口中的儿童退学率从1.3%增加到7.5%。
发展中国家政府应对经济衰退的政策，首先是为穷人解困。在衰退期间采取临时应急措施是必要的，如韩国政府在金融危机期间紧急拨款救助穷人。但是，从长远着眼，实行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才是应对经济危机的根本办法。最基本的措施是保障穷人的基本生活，建立社会安全网，向穷人提供失业救济和养老保险。增加针对穷人的财政开支，如基础教育、基本保健、饮用水和卫生设施以及农村基础设施等开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被证明是有效的。这些措施能够促进穷人的人力资本发展，保障他们的再生产能力。
减少贫困有助于增加内需。在此次世界经济衰退中，中国和印度的经济表现良好，主要是因为国内市场规模大，内需推动了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抵御和减轻世界市场波动的政策应该以扩大内需为主。取消歧视穷人的经济政策是扩大内需的主导方向。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税收政策、就业政策、教育政策和卫生政策，都不应该损害穷人利益。
经济全球化在发展，但迄今为止还不可能建立管理世界经济的全球性体制，既不可能建立全球宏观经济体系，更不可能建立保障穷国基本利益的全球性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加强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策协调，是可以做到的。最起码的要求是，发达国家应采取促进富国和穷国经济平衡发展的政策，改变歧视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和金融政策，减轻市场波动造成的全球性负面效应。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目标的提出
这一目标是在1964年开罗召开的第二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明确提出的。1974年4月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于5月1日通过了“七十七国集团”起草的《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行动纲领》，使这一目标更为明确。《宣言》指出，国际经济新秩序是“建立在所有国家的公正、主权平等、互相依靠、共同利益和合作基础上”的各国间的经济关系体系。《宣言》还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原则。《行动纲领》则确定了新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基本目标。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所涉及的主要领域包括：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主权；反对发达国家推行贸易保护主义；共同解决发展中国家所欠债务问题；改革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加强发展中国家间的合作；等等。
“七十七国集团”的诞生
60年代，另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第三世界国际组织，即“七十七国集团”诞生。1963年在亚、非、拉美发展中国家的推动下，第18届联合国大会决定召开贸易和发展大会。当时亚、非、拉美75个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提出了《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由此形成“七十五国集团”。1964年4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上，“七十五国集团”增加为77个国家和地区，并以《77个发展中国家联合宣言》的名称发表了1963年75国提出的联合宣言，由此形成“七十七国集团”。这次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上进一步走上了联合斗争的道路。以后，“七十七国集团”的成员国人数不断增加，到1985年已增加到125个国家，包括了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但“七十七国集团”的名称仍然沿用下来。1964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作为一个常设机构。贸发会议每四年召开一次。“七十七国集团”在每次贸发会议前都召开部长会议，共商对策。“七十七国集团”主要是通过与发达国家在联合国的谈判，来实现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
如果说不结盟运动是第三世界最大的-组织，那么，“七十七国集团”就是第三世界最大的经济组织。二者的建立，都是第三世界形成的重要标志。从此，在东西方两大军事集团之外，出现了一支由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构成的国际-力量，这给了战后世界的两极格局以有力的冲击。
三、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
新加坡的经济发展
二次大战后马来亚的独立，鼓舞了新加坡人民的反殖民主义斗争。1959年6月3日，新加坡自治邦正式成立，在大选中获胜的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李光耀出任总理。1963年马来西亚联邦诞生后，新加坡为其一个州，但享有教育与劳工的自治权。后因双方在-、经济发展方面产生分歧，无法继续相处。1965年8月7日，新加坡正式脱离马来西亚，宣布独立，成立新加坡共和国；同年9月加入联合国，10月加入英联邦。
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采用西方议会民主制，建立一院制议会，实行三权分立。宪法规定总统为国家元首，行政首脑是内阁总理。自1959年自治后，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担任总理长达三十余年李光耀于1990年11月辞职，改任资政，由吴作栋接任总理。。
新加坡国小人多，资源匮乏，属城市型国家。但其地理环境得天独厚，处在东西海上交通之要冲，历史上曾多次成为东南亚国际航运中心，这为其独立后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独立初期，新加坡面临重重困难：经济衰退，通货膨胀，财政拮据，失业率高。为了摆脱困境，新加坡领导人制定了一系列保障社会稳定、振兴经济的内外战略措施，主要有：(一)对舆论实行严格控制，通过颁布《不良刊物法》(1967年)和《报刊与出版法》(1974年)，加强管理和监督，禁止私人经营广播和电视；(二)建立一党领导的-体制，摒弃反对党-，但强调民族和解与建立一个多元化社会；(三)重视廉政建设，执法从严，以法治国，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提倡道德教育；(四)鼓励家庭实施生育计划，控制人口膨胀；(五)对外奉行睦邻政策，改善同邻国关系，加强区域合作，1967年参加东南亚国家联盟；(六)把发展国民经济放在首要地位。独立后，新加坡从本国国情实际出发，扬长避短，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制定了一个以发展工业为中心的经济发展战略。经过30年的努力，到90年代初世界冷战结束时，新加坡已由一个独立前完全依靠国际转口贸易和为英国殖民经济服务的殖民地，走上了经济腾飞之路，成为全世界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和贸易中心。
新加坡经济的高速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59～1967年。这是新加坡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主要任务是发展进口替代、劳动密集型工业，改变过去单一依靠转口贸易的地位。例如，独立前1960年新加坡的出口总额中，转口商品的比重高达93.8%，国内产品只占出口的4.7%。为此，在这个阶段里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两个五年计划，颁布了《新兴工业法令》(1959年)和《经济扩展奖励法》(1967年)等法令，为外资提供种种优惠，1961年还建立了裕廊工业区裕廊工业区位于首都新加坡以西10千米处，原是一片沼泽，后发展成工业区，共分三个区：轻工业区、重工业区和特区。。
第二阶段：1968～1979年。主要是由进口替代向多元化经济转变，积极引进电子产品，发展出口导向型工业；同时，大力兴建基础设施，政府在交通运输、港口修建和通讯网络方面作了巨额投资。70年代末80年代初，建成了一批现代化的港口、集装箱码头、飞机场新加坡最大的樟宜机场，建于20世纪80年代初，拥有长达4000米的跑道，每小时可供50架次飞机起落。、高速公路和铁路系统等。这些设施为吸引外资，发展外贸，拓展海运和旅游创汇创造了良好条件。与此同时，通过大兴土木，大办公共工程，基本上解决了国内失业现象。同时，物价趋向稳定，1977～1979年的三年中，通货膨胀率仅为3%、5%和4%。
第三阶段：1980～1990年。这是新加坡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在世界高新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的推动下，新加坡领导人不失时机地提出进行“第二次产业革命”，进行技术更新换代，引进高科技、高附加值、具有出口竞争力和能打入国际市场的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80年代后期，在引进新技术基础上，提出“第三次经济发展战略转变”，把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金融证券、信息产业、国际通讯和咨询服务等领域。从1980年到1990年的10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8%，其中1987年为9.4%，1998年上升到11.1%，1989年为9.2%，1990年为8.3%。1990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1160美元，是同期韩国的2倍，超过爱尔兰和西班牙。首都新加坡不仅是国际金融中心，而且还成为世界第五大外汇交易市场；同时也是亚太地区最大的转口港。目前新加坡已成为仅次于香港、鹿特丹、台湾高雄的世界第四大集装箱运输大港。新加坡还是国际通讯中心之一，通过人造卫星和海底电缆电讯系统，同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联系。
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政府重视科教兴国，大力发展教育和进行智力投资，注意保存和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全面提高国民素质，新加坡人民具有良好的精神面貌。
韩国经济的发展
二战后，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90年代初，韩国的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1948～1961年为第一阶段，处于经济混乱和停滞不前时期。战后初期，韩国经济未能完全摆脱日本殖民地经济结构的影响，仍然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国。全国3/4的人口从事农业劳动，工业基础薄弱，再加朝鲜战争使为数不多的工业遭毁，农田被破坏，粮食不能自给，人民生活困难。朝鲜战争结束后，通过经济复兴计划和依靠“美援”，克服了粮食不足和通货膨胀，经济开始复苏和发展。从1953年到1961年，韩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为3.9%，人均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为2.6%。
1962～1979年为第二阶段，是韩国经济起飞时期。在这十多年时间里，如前所述，虽然在-上朴正熙建立了独裁政权，但在经济上从1962年起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目标是发展进口替代工业，以奠定“经济自主”的基础。到了60年代中期，开始调整经济发展战略，由“进口替代型”转变为“出口主导型”经济开发战略，并提出“出口第一主义”、“贸易立国”等口号；同时大力引进外资和技术设备，利用国内廉价劳动力，开办工厂，加工进口原材料出口，以推动现代工业化的进程。这一发展战略，被称做“韩国发展模式”。这个阶段通过执行四个“五年计划”和几次政策性调整，实现了经济转轨变型，经济起飞的目标。这个阶段的前8年，即1962～1970年，韩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由23亿美元增至81亿美元，增加了2.5倍，年均增长率达9.1%，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60年的82美元增至252美元。后10年，即1970～1979年，经济开始进入高速增长时期。“三五”(1972～1976年)计划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11%，“四五”(1977～1981年)计划的第四年(1980年)高达11.6%。10年中，国民生产总值由95亿美元，增至614亿美元，增加了5.5倍，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288美元增至1662美元。在此期间，钢铁、机械、汽车、造船、电子、石化等工业发展尤快。1980年钢产量为1910万吨，居世界第八位；汽车生产突破20万辆，在亚洲仅次于日本。
1980～1990年为第三阶段。在这10年里，韩国经济进入持续高速发展阶段，即以“稳定和效率”为主的产业结构转换阶段。这一阶段的初期，由于朴正熙遇刺身亡后政局出现动荡，加上全球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发生，韩国经济受到很大的打击。1980年首次出现负增长(-4.8%)。面对这种形势，当局对经济进行了重大调整，在经济目标上，由“增长第一”变为“稳定第一”；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由“不平衡发展”变为“均衡发展”；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应急措施，制定了“稳定物价，开放市场，平衡发展”三大政策。在宏观经济机制上，提出由“政府主导型”逐步向“民间主导型”过渡。这些政策和措施取得良好效果。在80年代后期，1986～1988年的3年里，经济增长率年均达12.2%。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由1986年的2503美元增至1990年的5659美元，实现了经济持续发展，使韩国成为继日本后，亚洲又一个工业化国家。然而，韩国经济发展中也潜伏着不少隐患，到90年代初已呈现衰退现象。1992年12月，民主自由党总裁金泳三当选总统后，韩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和问题，日益暴露出来。
东南亚金融危机
80年代后期，继新加坡等“四小龙”之后，东南亚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的经济也开始迅速发展，成为全球经济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为世人所瞩目。但到90年代中期，东南亚一些国家的经济呈现衰退迹象。1997年夏，一场金融风暴开始袭击东南亚，泰国首当其冲，随后波及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也受到影响。到年底，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均被殃及。
1997年5月14日至15日，泰铢受到国际金融投机商的大规模冲击。据称，此次冲击是乔治·索罗斯乔治·索罗斯系美国金融投机商。1930年生于匈牙利布达佩斯一个犹太人家庭。1956年迁居美国后，当了纽约华尔街股票经纪人，1969年创建第一家投资公司量子基金会。多次参与国际金融投机活动，1997年夏，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赚取了20亿美元。所为，他通过大量抛售泰铢等东南亚货币，冲击东南亚金融市场，牟取暴利。为捍卫本国货币，泰国政府投入了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以免泰铢贬值。6月27日，泰国中央银行暂停16家现金短缺的金融公司的业务，并责令这些公司递交兼并或合并计划，但均未能奏效。7月2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泰铢与美元脱钩，被迫放弃联系汇率制，从而使其货币大幅度贬值1997年7月2日这一天成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开端。。当日，泰铢跌到28.8兑1美元，下跌了17%。到9月3日，跌到37.85泰铢兑1美元，10月20日为38.20泰铢兑1美元。许多富人一夜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在金融危机打击下，泰国有58家银行和金融机构关闭，其中50家永久性停业，大批企业、公司倒闭。到1997年年底，全国失业人数已突破290万，相当于泰国劳动力的1/10。受打击最大的是建筑业，40%的工人失业。
继泰国后，东南亚出现了“多米诺骨牌”现象，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也先后放弃联系汇率制，致使这些国家货币连续大幅度下跌并触发股市危机。菲律宾比索从7月初以后的3个月内，贬值37.2%，由原先的26.2比索兑1美元，狂跌至35.95比索兑1美元。7月24日，马来西亚货币林吉特对美元的汇率下降到近三年的最低点，即2.653 0林吉特兑1美元。8月13日，印尼盾开始受到沉重压力，盾对美元的汇率达到历史最低点，下跌至2655盾兑1美元。9月4日，马来西亚林吉特打破了3林吉特兑1美元的大关，致使马哈蒂尔总理推迟了几个耗资数十亿美元项目的建设。10月31日，泰铢再次贬值，跌至41.25泰铢兑1美元的低谷。金融危机也引起政坛危机，泰国财政部长他侬·比达亚和总理差瓦立·永猜裕相继被迫引咎辞职。
东南亚经济危机爆发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新加坡等国都先后采取应急措施，并呼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经济援助，以避免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早在8月2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泰国提供的一揽子援助计划总额就达172亿美元其中包括文莱提供的5亿美元。。然而，这并未能阻止东南亚国家货币狂跌的势头。1998年1月5日，印尼盾跌至6640盾兑1美元，6日又暴跌至7700盾兑1美元的新低。就在这两天内，泰铢首次跌破50铢兑1美元大关，并一度又跌至54铢兑1美元。马来西亚也受到影响，这两天的汇率分别是4.055和4.340林吉特兑1美元，陷入新低谷。菲律宾货币也是如此，创下42.65和44.783比索兑1美元的纪录。在东南亚国家货币连续大幅度下跌的影响下，东北亚国家韩国的韩元和日本的日元也连连下挫。同年1月6日，韩元从上一日的1770韩元兑1美元下跌至1840韩元兑1美元。与此同时，日元汇率也降至134.38日元兑1美元。
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使亚洲国家股市，乃至世界股市连连下挫。1997年8月27日，东南亚五国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股市分别狂泻了16.77%、14%、11.12%、10.25%和7.19%。9月1日，菲律宾和新加坡的股市又下挫了2.3%和1%。日本和韩国股市也受到东南亚金融动荡的牵连。这股跌风甚至影响到西方国家的股市。8月最后一周，美国道—琼斯指数下降了37%。同样，伦敦、巴黎等地股市也纷纷下滑。在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东南亚一些国家出口减少，外汇短缺，债台高筑，经济增长率下降。仅泰国一国的外债总额就超过900亿美元，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50%以上。马来西亚外债总额为290亿美元。印尼的外债总额到1997年8月已突破1000亿美元。在沉重的外债压力下，东南亚一些国家不得不调整各自经济发展的年增长率，从危机爆发前的10%降到了2.5%左右。预测泰国、印尼和韩国等1998年度经济都将出现负增长，新加坡稍好些，其增长率为2.5%～4.5%。经济衰退的阴影笼罩了整个东南亚。
这场金融危机对东南亚许多国家以及东北亚的韩国和日本等的打击是十分沉重的。它不仅殃及这些国家的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对整体经济结构产生巨大影响，而且对全球国际金融秩序带来极大的负面作用。就其性质而言，既是一场地区性的金融危机，也是二战后亚洲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爆发的外部原因是国际投资商兴风作浪，进行货币投机炒作。但从东南亚国家的内在因素来看，是在80年代后期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和宏观调节失控所致。它反映了东南亚国家“泡沫经济”的脆弱性，同时也暴露出国际金融体系存在的弊端，需要对它及时进行改革。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所说：“亚洲金融危机已触发了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并导致灾难性的社会后果，因此，当务之急是尽快寻找出解决的办法”，联合国作为惟一的全球性组织在建立“新的全球金融体系”方面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999年，东亚、东南亚国家才基本上走出这次波及面甚广的金融危机的阴影。
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下的韩国
1997年秋冬之际，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下，韩国经济也出现了危机：韩元贬值，大批公司和企业倒闭，失业人数骤增，债台高筑，股市下滑，全国金融一片混乱。12月10日，韩元在当天外汇市场开盘后开始狂泻，从1564.9韩元兑1美元降到1719.80韩元兑1美元，降幅达10%，比11月17日下降了70%以上，最低时一度达到2000韩元兑1美元。在此期间，韩国有1.25万家公司破产，到1997年年底破产公司已达1.5万家，其中以城市为基地的公司就有4896家。破产公司之多，创韩国历史最高纪录。1997年头十个月，政府所欠外债超过1000亿美元，其中短期外债比例占50%。同年底，外债已达1640亿美元。为帮助韩国渡过难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意向韩国提供210亿美元的援助，并拟定总额多达570亿美元的援韩一揽子计划。然而，韩国金融形势并没有出现峰回路转的局面。金融危机加深了-危机，反之亦然。12月11日，金泳三只得发表电视讲话，主动承担责任，称：“作为总统，我痛苦地感到自己应该对国家经济现状负责。我无法找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我本人的歉意。”
金泳三总统上任初期，韩国人民对他抱有较高的期望，信任率一度高达90%。1995年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80美元奇迹般地一跃而突破1万美元，达到10076美元从世界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1万美元的年份来看，美国、德国是1978年，日本是1984年，新加坡是1989年，中国台湾地区则是1992年。。这是韩国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突破5000美元后经过短短6年时间内实现的。韩国经济规模从1994年的世界排名第12位跃居到第11位，超过了俄罗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排名上升到世界第32位。然而，此乃昙花一现，到1998年年初金泳三任满之时，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又回落到5000～6000美元，其信任率随即降至10%。出现这一情况，固然与韩国“泡沫经济”、管理不善等密切相关，而从-方面看，也同金泳三没有能摆脱“口号-”的框架，缺乏务实精神和反腐败不力有关系。1995年1月，金泳三在任职两年后，提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推进改革，创造新韩国”的“世界化宣言”。为了实现到21世纪把韩国建设成“统一的世界中心国家”，他侈谈“变化与改革”、“世界化与多元化”等空洞-口号。为了争取人心，他大声疾呼要清除腐败，并提出“上游水清，下游水才能清”的廉政理想。虽然他本人为官清廉，但在总统身边工作的亲信，包括他的儿子金贤哲都利用手中权势，中饱私囊，收受了10亿韩元的贿赂，大失民心。此外，在他任内并没有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改革举措，加上用人不当，内阁人事更迭频繁，政府缺乏稳定性。金泳三的5年任期内，先后更换过6名总理、7名负责经济事务的副总理，以致发生金融危机时便束手无策。
随着经济形势的急剧恶化，特别是韩宝集团贪污丑闻和金贤哲受贿等事件的曝光，进一步加深“执政党和金泳三的信任”危机，并成为韩国第十五届总统选举中各党派之间展开激烈交锋的焦点。它使执政的新韩国党和金泳三总统本人威信扫地，从而为在野的新国民-会议领导人金大中赢得总统竞选铺平了道路。
1997年12月19日，韩国第十五届总统选举揭晓，金大中以微弱多数的选票(40.4%)当选(参加竞选的另两名主要候选人李会昌(大国家党)和李仁济(国民新党)得票率分别为38.6%和19.2%。)，成为韩国的第八位总统(前七名总统是：李承晚(1948年7月～1960年4月)、尹谱善(1960年8月～1962年3月)、朴正熙(1963年12月～1979年10月)、崔圭夏(1979年12月～1980年8月)、全斗焕(1980年8月～1988年2月)、卢泰愚(1988年2月～1993年2月)、金泳三(1993年2月～1998年2月)。这是自1948年韩国建国后第一位在野党领导人当选总统，并首次顺利地实现执政党和在野党之间的和平交接政权。
从政道路坎坷的金大中1925年生于金罗南道新安郡，先后就读于高丽大学和庆熙大学研究生院，曾任《木浦日报》社长，后经商。1962年弃商从政，在民主党、民众党、新民党、和平民主党中都担任过重要职务。为了促进韩国民主化运动，曾同当时的朴正熙军人独裁政权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被当局视为必须翦除的“头号政敌”。1973年受迫害，流亡日本，遭-性绑架后受到软禁和监视。1981年被全斗焕政权以所谓“内乱阴谋罪”拘捕并判处死刑。此举激起国内外一片抗议，同年获释后流亡美国。1985年回国，成为韩国在野-力量的领袖，曾敦促执政党修改宪法，将总统间接选举制改为直接选举制。1995年创建新-国民会议并任总裁。从1971年起，金大中三次参加总统竞选，但每次均以较小差距，先后败于朴正熙、卢泰愚和金泳三。1997年是他第四次参加竞选总统，最终实现了自己的宿愿。
金大中受命于危难之际，面临-、经济形势的严峻考验。但他充满信心，认为通过改革，到世纪之末，韩国“将会出现转机”。由于新政府的基础较为薄弱，为获得在野的大国家党和国民的支持，他呼吁“全民协力，共度难关，减少-纠葛”。在当选后的第二天，他不计前嫌，接受了赦免前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的要求，前者任内曾想方设法要置他于死地。金大中还承诺“要提高透明度，公开国政，清除腐败，让国民参政”，并精简政府机关，主动减薪，过节俭生活，甚至拍电视广告片，招徕外国游客前往韩国游览。
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正式就任总统后，把整顿经济列入首要议事日程，并采取一系列举措，以防止经济进一步恶化。他提出，韩国要彻底实行市场经济，大胆开放市场，要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良好的投资环境；政府不仅要积极培育中小企业，使其成为“牵引韩国经济前进的火车头”，而且也要倾注全力培育与发展高新产业，以重振韩国经济。为此，在他上任前一个多月，即1998年1月13日，与韩国最大的五个财团中的现代、三星、LG和鲜京的四位会长共商大企业改革问题并达成五点协议。金大中还呼吁商界巨子更多地投资企业，为国分忧。
在朝鲜半岛政策方面，金大中积极促进南北方之间的和解与合作，但“决不容忍任何形式的武装挑衅”。在对美国和日本的双边关系问题上，金大中重申，为了东北亚的稳定与和平，美军维持在日韩两国的驻扎是绝对不可缺少的条件，强调在冷战结束后美军继续存在是有意义的。他还主张韩日双方加深相互理解对发展两国21世纪伙伴关系是必要的。
中韩两国自1992年8月建交后，双方在外交、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体育等诸多领域内取得了良好的进展。两国的贸易额已从建交之年的64亿美元猛增至240亿美元(1997年)，年均增幅额超过30%。另外，韩国已成为中国公民第七个“自由旅行国”，即中国公民可以自费去韩国旅游。
90年代印度的经济改革
1989年11月，国大党在印度第九届大选失败后，以维·普·辛格为首的人民阵线和以谢卡尔为首的人民党(社会主义派)先后组织政府，但因各党内部派系矛盾和经济形势恶化，前者组阁不到一年即下台，后者执政仅3个月也失去议会信任而沦为看守政府。到第十届大选(印度第十届大选是在1991年5月拉开序幕的。选举结果，国大党获224席，占44.1%，在人民院中未获过半数议席。6月21日，组成了以拉奥为首的国大党政府。)前夕，印度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到2.5%(1990年)，财政赤字巨大，通货膨胀严重，外汇储备降至最低点，仅为10亿美元(1991年6月的统计。)，外债激增，达700亿美元，工业生产呈现负增长。所有这一切，迫使国大党拉奥政府上台伊始即采取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担当起“重建被破坏的经济的令人畏惧的任务”，以使印度摆脱“尼赫鲁模式”的旧轨迹，步入市场经济的快车道。
1991年7月24日，执政仅一个月的拉奥政府即颁布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工业政策声明》，成为世纪之交印度实行一揽子经济改革的标志，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基本取消工业许可证制度，为公营、私营企业提供接近平等的条件；(二)修改《反垄断法》，减少对大型私营企业的投资限制；(三)改革公营部门，引进竞争机制；(四)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加强市场调节功能，加速推行经济市场化、自由化；(五)调整外资政策，改革外资体制，推动出口创汇；(六)改革银行金融体制、改革税制；(七)削减或取消政府不必要的财政补贴，减少财政赤字和控制通货膨胀；(八)建立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就业机会；(九)加速农村发展和制定扶贫计划；(十)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等。
拉奥政府任内，经过5年时间(1991～1996年)，改革初见成效，经济运转见好，其成就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长率逐年上升，如1993～1996年这4年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实际增长率分别为5.3%、6%、7%和7.1%，开始走出3.5%低增长率的怪圈。而同一时期里，消费物价指数上涨率介于6.4%～10.2%之间，通货膨胀基本得到控制。二是出口增长，外资流入增多，外汇储备增加。在拉奥执政后期，印度外贸出口额从222.38亿美元增至317.97亿美元，增幅达42.98%。改革前的80年代，外国私人在印投资年均不足1亿美元，改革后的1996年经印度批准的外国投资已达103.2亿美元，增加了一百多倍。外汇储备也由1991年3月底的22.36亿美元增至1996年3月底的170.44亿美元。三是随着市场经济的运作，印度社会涌现出一个人数庞大的中产阶层。约占人口的39.2%，他们的年收入在2万卢比以上、10万卢比以下。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的统计，印度的中产阶级人数为世界第一。
通过拉奥的改革，印度的经济发展开始摆脱旧轨道，有了活力。然而，解决了旧矛盾，又产生新矛盾。改革触及到了经济的核心──所有制问题。因此，随着私有经济步伐的加快，拉奥政府受到党内外(主要是右翼和左翼反对派)的抨击也越来越多。他们指责拉奥的改革“旨在为人口中少数股票经纪人谋利，而不是为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而工作”。此外，这场改革也遭到公有企业工人的不满和反对，他们反对公有企业私有化，反对裁减工人。尽管政府设立了“重新安置基金”(本金约二百亿卢比)来安置被裁员工生活，但杯水车薪，难以平息失业工人的不满情绪。加之转入市场经济运作后，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导致执政的国大党内部派系倾轧，贪污腐败现象丛生。1996年5月第十一届大选前夕，执政党内有7名身居要职的部长和议员，因涉嫌“哈瓦拉案”而被迫辞职，连拉奥总理本人也被反对党指责与此案有染，成为大选失败的替罪羊。
1996年5月16日，印度人民党领袖瓦杰帕伊首次出任印度总理，但新政府成立仅13天就宣布辞职，成为印度独立以来寿命最短的政府。然而，不到两年时间，1998年3月15日，印度人民党东山再起，瓦杰帕伊复出，再度当选总理，从而使具有百年以上历史的印度资格最老的国大党又一次处于在野党地位。
人民教育出版社 《世界历史》第二册教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