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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与高丽关系的演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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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价值观念和现实利益，进而揭示这场爆发战争的内在因素。
赵俪生、高昭两位先生认为，高丽“不仅具备入侵中国的可能，它还较之突厥更多地具备着于占领之后统治中国的可能。”(2)魏晋南北朝时期，高丽与中国的关系，限于篇幅，难于详述。概言之，高丽向中国的扩张，主要在五胡十六国时期，至鲜卑慕容氏屡次大破高丽之后，高丽向西北的扩张为北方民族所阻，转而向南拓展，而同百济和新罗尖锐冲突。至六世纪五十年代，新罗占领汉江流域之后，三国间的矛盾冲突更加复杂激烈，战火连年，更使得高丽无力向东北扩张。赵、高两位的见解忽视了朝鲜三国间的矛盾抗争，夸大了高丽入侵中国的可能与实力。
近年来，对隋史研究的深入，出现了从正面重新评价隋炀帝及其内外政策的倾向。韩隆福先生认为，隋征高丽的原因主要是高丽在东北扩张、企图控制东北民族以及不断侵扰边境，因而引起隋朝的自卫反击。”(3)这种观点颇难成立。因为自隋朝建立以来,高丽一直向隋朝朝贡，接受册封，仅在开皇十八年（598）联合靺鞨侵入辽西。除此之外，整个隋代未见高丽入侵的记载。至于同中国争夺对东北民族的控制权，虽然触及到隋伐高丽的部分原因，但若用正义和非正义之类价值判断（value judgement）来代替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探讨，则转移了研究的方向而难以深入。
相当部分的学者认为，辽河流域原属中国领土。所以，当强大的王朝统一中国之后，势必要领土主权，此乃是隋伐高丽最根本的原因。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研究隋朝为何不以此作为讨伐高丽的理由。
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高丽虽无犯边的举动，但唐太宗照样讨伐高丽；至唐高宗时期，唐朝已基本收复辽河流域，但还是坚持灭高丽的方针。由此可知，朝鲜问题远较犯边、领土争端等显而易见的表象更为深刻和复杂。
西岛定生先生把东亚视为一个完整的、自律的世界，用联系的观点从更广阔的视野去探讨东北亚各国间的内在关系，认为在东亚存在着以中国为中心的“册封体制”，此乃是东亚国际-秩序的基轴。”(4)同时还认为在六世纪后叶，北齐已经重新建立起了对东亚各国的册封体制，并为隋所继承。当这种国际关系格局受到高丽的挑战时，就引起了隋朝的强烈反应，因为“能否匡正外藩国对臣节的违反，决定着中国王朝自身的命运”。进一步从外交与内政的相互关系阐述隋炀帝征伐高丽的意义。但是，西岛氏过于注重理论上的阐述，试图用“册封体制”一种模式来完全说明复杂的东亚国际-关系，致使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上，更多地注意册封的形式，而对各个时期册封关系表象下所掩藏的册封内涵的变化，分析得不够透彻；注重了中国对构建东亚国际-秩序的努力，而轻视了各国利用册封关系来保卫乃至发展自身利益的情况；强调了中国制御东亚各国的一面，而未能深入研究怀柔的一面，对笼络、羁縻等形式与手段均未深入论述，从而削弱了理论的说服力。
堀敏一先生深入研究了唐代的羁縻体制，指出隋唐帝国的对外关系并不局限于册封体制，乃是根据各国的实力而呈现出多种关系形式，从而构成东亚国际关系体系”，(5)别开生面，颇有启发。
笔者认为，北齐对朝鲜三国的册封形式重于内容，没有太大的实质意义。从隋到唐高宗时代，中国同东亚各国的关系由形式上的册封向实质上的臣属关系转变，隋伐高丽就是在此背景下发生的。
汤因比提出，应以文明地区（civilizational area）作为研究国际关系的单位。”(6)此见解也适合于对东北亚国际关系的研究。因为东北亚确是一个有机联系的世界，各国间的关系经常是互为因果的。所以我们有必要从整个东北亚的角度来考察隋与高丽的关系，不但要考察册封的形式，更要研究其实质、各国间势力的均衡与消长、国家利益直接与间接的冲突。而且，由于隋朝对朝鲜的政策为唐朝所继承，所以还必须把隋唐两朝联系起来研究。限于篇幅，本文仅以隋伐高丽的背景和原因为线索，对两国间的-关系作些不完全的探讨，至于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的分析，则留待另文阐述。
二、高保宁勾引外族作乱及其影响
隋伐高丽，自有其远因与近因，有些原因是直接的，有些则是间接的和隐蔽的。高保宁占据营州反抗周、隋对隋与高丽关系的微妙影响，就是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高丽问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
高保宁是北齐后主武平（570－575）末年任命的营州刺史，“夷夏重其威信”。(7)营州是北齐镇抚高丽、契丹、库莫奚等的要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周武帝建德六年（577）灭北齐后，“齐之行台、州、镇，唯东雍州行台傅伏、营州刺史高保宁不下，其余皆入周。”(8)周武帝曾遣使招安高保宁，但为其所拒。不仅如此，高保宁还上表投靠突厥的北齐范阳王高绍义，劝其称帝，自己则成为高绍义政权的丞相。宣政元年（578）幽州人卢昌期及北齐遗臣起兵叛乱，占据范阳以迎高绍义。高绍义以得天所助，遂勾引突厥军队大举入侵。高保宁亦与之呼应，“帅夷、夏数万骑”，欲入寇范阳。”(9)此次叛乱为北周柱国、东平公宇文神举讨平后，高保宁退据和龙。大象二年（581），高绍义被北周使臣贺若谊执送回国后，高保宁进一步投靠突厥。至开皇三年（583）高保宁兵败被部下所杀为止，他连年勾引突厥入侵，给隋朝东北边境造成重大威胁。”(10)
笔者注意到，高保宁的屡次入侵，史书均明载其军队的组成情况。例如：《北齐书·高保宁传》载：建德六年，“周师将至邺，……保宁率骁锐并契丹、靺鞨万余骑将赴救。”《隋书·突厥传》载：开皇元年，突厥怨隋文帝待其礼薄，“会营州刺史高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资治通鉴》载：开皇二年五月，“高保宁引突厥寇隋平州”；开皇三年，隋文帝下诏，分兵八道出塞反击突厥，“幽州总管阴寿帅步骑十万出卢龙塞，击高保宁。……保宁奔契丹，为其麾下所杀。”
但是，唯独于宣政元年高保宁入寇时，《北齐书·高保宁传》和《资治通鉴》均记作：率“夷、夏数万骑”。是役，引突厥入侵者，史书明载为高绍义。那么，高保宁所率之“夷”究竟是何族军队呢？此事颇值得深入研究。从上引诸条史料可知，高保宁统帅的外族军队有契丹和靺鞨，皆为东夷，故此处的“夷”有可能是契丹或靺鞨。但“夷”所指甚广，因此还有其它的可能。只是从中国的史书找不出其它有关的记载。
所幸的是，笔者在朝鲜的《三国史记·温达传》里发现了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
温达，高句丽平冈王时人也。……时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王领军逆战于拜山之野，温达为先锋，疾斗斩数十余级，诸军乘胜奋进，大克。及论功，无不以温达为第一，王嘉叹之曰：“是吾女婿也。”
查周武帝时期，并无伐辽东之举。但是，《周书·突厥传》载：
宣政元年四月，他钵遂入寇幽州，……高祖亲总六军，将北伐，会帝崩，乃班师。
《周书·宇文神举传》记载得更详细：
宣政元年，……高祖亲戎北伐，令神举与原国公姬愿等率兵五道俱入。高祖至云阳，疾甚，乃班师。幽州人卢昌期、祖英伯等聚众据范阳反，诏神举率兵擒之。
根据以上两条史料及《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确知周武帝于宣政元年五月亲总六军，分五道北伐。旋因病重而停师。”(11)当此之时，高绍义、高保宁、卢昌期等勾引入寇，宇文神举统帅的幽州道军遂奉诏继续北伐，击退乱军。故《三国史记》所谓的“后周武帝出师伐辽东”，指的应该就是宇文神举继续北伐一事。
这样，我们可以对高保宁统帅的“夷”军作进一步的分析。周隋之际，契丹和秣靺鞨均处于部落分立、尚未形成统一国家的状态。据《北史·契丹传》记载：契丹“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靺鞨分为七部，与中国和高丽等国有密切关系的是南边的粟末部和白山部。《北史·勿吉传》记载：粟末部“胜兵数千”；白山部“胜兵并不过三千”。因此，即使有数部契丹和靺鞨响应高保宁，其兵力恐亦只有数千。就算再加上高保宁统帅的营州“夏”军，距史书所载的“夷、夏数万骑”，还有很大的差额。上引《三国史记》载，抗击周师的是高丽王亲自统帅的军队，先锋官是平冈王的女婿温达，故其军队必不在少数。由此可以得出以下两点：
（1）周武帝讨伐东北叛军、统一北方时，高丽曾较大规模地卷入中国的内战，抵抗周军。
（2）高丽军队很可能是组成高保宁“夷、夏”联军的一部分，或者是与之相呼应的。
高保宁并不具有割据一方、与中原王朝抗衡的实力。周末隋初，之所以没有及时讨平高保宁，显然是顾虑到其背后的外族势力，所以不愿意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冒然引起同外族的大规模战事。显而易见，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勾结，就构成对中国安全与统一的严重威胁。
就高丽而言，自魏晋以来，趁中国内乱之机向西北的扩张，经过多次与曹魏和鲜卑慕容氏等几致亡国的生死大搏斗，方控制了辽河流域。占据辽河流域，对高丽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可以同其他国家争夺对东北民族的控制；其次，获得大量肥沃的农耕地，以补国内之不足，增强经济实力；复次，可以在此招降纳叛，招徕劳力，吸引人才，直接导入中原先进的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再次，利用辽河流域易守难功的地理环境，屏藩本国。历史一再证明，失去对辽河流域的控制，高丽便难于抵御来自北方的压力。因此，争夺辽河流域，乃是高丽重大利益之所在，驱使其在数百年间一有机会便不惜冒国家倾亡的危险，一再同中国或其他北方民族争夺对该地区的控制。当周武帝统一中原、平定高保宁反乱的军队逼近辽东之时，就同高丽在该地区的利益相冲突。于是，高丽便不顾其臣属于北周的名分，”(12)悍然动用武力抵御周师。这一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出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高丽抗击周师的目的虽然在于保护其在辽东的既得利益，并不表明其有意参与中国的内战，但是，从长期利益来说，出现一个强大而统一的中国王朝，势必同高丽发生直接的利益冲突，这是高丽所不愿意看到，甚至试图加以阻止的；从眼前利益来说，需要借助外力来抵抗周师的高保宁，在客观上可以成为辽东的屏障。在这里，高丽同高保宁有着一致的利害关系。
第二、反映出南北朝时期，中国对外的册封徒有册封之名，少有臣属之实，并不成为东亚国际关系的基石。这种册封关系不能抑制国家间利益的矛盾与冲突，更多地表现为外交上纵横捭阖的手段。东亚的国际关系建立在势力与利益的竞争与均衡基础之上，亲疏分合，主要由实力的消长为转移。
对于中国来说，控制辽河流域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且不论其自然资源和经济方面的利益，仅就-和军事方面而言，首先，掌握东北，进可以控制东胡各族及其国家，而且在抗衡势力已达到此地的强大的突厥时，无疑是断其右臂，构成夹击突厥的有利态势。当年汉武帝经略辽东和朝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抗击匈奴的战略需要；守则可以成为华北的安全保障。在中国的主要经济区域自关中转移到华北之后，东北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的了。其次，北周及其继承者隋是自关中统一中原的。因此，镇抚华北便成为决定新王朝命运的紧要课题。尤其是杨氏通过宫廷政变夺取北周政权，其正统地位屡受怀疑，且华北地区一再反抗隋中央政权，”(13)这些情况都反映出隋朝安定华北之艰难。因此，若是在毗邻华北的东北地区存在与隋朝对立的政权，将成为华北反抗势力的依托，鼓励和增强分裂倾向，直接影响王朝统治的巩固和安全。
高保宁据营州抗周，并引起周与高丽的军事对抗，早早地把东北问题摆到周及隋朝统治者的案头，使他们清醒地看透高丽接受中国的册封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其与国内分裂势力的勾结实是中国统一政权的心腹大患。要牢固统一全国，就必须彻底制服国外敌对势力，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当高丽问题暴露出来后，新朝执政不能不愤然想起东北乃至朝鲜曾是中国直接统治过的土地。显然，隋朝建立当初就对高丽深怀戒心，并密切注视其与北方民族的动向。国家的利益、政权的巩固与领土的主权交织在一起。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乃是对新王朝的统治能力、意志和手腕的严峻考验。
三、契丹、靺鞨问题
开皇元年（581），杨氏篡周立隋，高丽迅速把握住这一转机，遣使赴隋，恢复自周宣政元年以来中断了的朝贡关系。隋文帝也机智地册封高丽威德王为大将军、辽东郡公，以打开四面受敌的局面。此后至开皇四年（584），高丽年年入贡。双方一度紧张的关系似乎云开雾散了。但实际上，新的一场争夺却在悄悄地展开。
辽河流域曾给高丽带来莫大的利益。百济在延兴二年（472）给北魏孝文帝的上表中指出：高丽“自冯氏数终，余烬奔窜，丑类渐盛。”(14)说的是曾被百济重创的高丽在太延元年（436）甘冒与北魏和刘宋反目之险，接纳被北魏打败的北燕亡君冯弘及其军队、人户和大量军资等，因此再度强盛起来。回顾高丽兴盛的历史，可以说与北方人口大批流入密切相关。攻占乐浪、玄菟郡，兼并夫余族，使高丽颇具规模。四世纪前叶，高丽又先后招纳了晋平州刺史崔毖和匈奴宇文部等。”(15)此类事例，不胜枚举。说明要控制辽河流域，就必须征服东胡各族。五世纪后叶对契丹的争夺也反映了这一点。
契丹位于中国、高丽和突厥三大势力之间，其战略地位不言而喻，这也决定了契丹从一开始便成为几大势力争夺的对象。北魏时，蠕蠕强盛，高丽便与蠕蠕合谋瓜分位于契丹西北地区的地豆于。《魏书·契丹传》载：“太和三年（479），高句丽窃与蠕蠕谋，欲取地豆于以分之。契丹惧其侵轶，其莫弗贺勿于率其部落车三千乘、众万余口，驱徙杂畜，求入内附，止于白狼水东。自此岁常朝贡。”高丽征地豆于，实为假途灭虢之策。《隋书·契丹传》载：契丹“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即是明证。高丽企图侵吞契丹的结果，却是驱使契丹依附于中国。此后强大起来的突厥也卷入对契丹的争夺。《隋书·契丹传》载：“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突厥势力的介入，遂在辽东与高丽发生武装冲突。《三国史记·高句丽本纪第七》阳原王条载：“七年（551）秋九月，突厥来围新城，不克。移攻白岩城。王遣将军高纥领兵一万拒克之，杀获一千余级。”突厥突然进攻高丽，显然与争夺契丹有很大关系。(16)结果，契丹分裂，部分并入突厥，部分依附高丽。契丹的向背关系到北齐北疆的安全。据《北齐书·文宣纪》记载，天保四年（553）九月,契丹犯塞，文宣帝亲伐之，一路追讨到营州，夺回契丹大部。此后至568年，经常可以看到契丹向北齐朝贡的记载。但以后契丹的动向不明，直到前述高保宁叛乱时，才再见到契丹的记载：一是建德六年高保宁率契丹军抗周，一是开皇三年高保宁兵败后欲奔契丹。估计在北齐末，契丹又背离了中国。
隋朝建立之初，四面皆敌。内乱姑且不论，外敌中最主要的是北方的突厥和南方的陈朝。隋文帝虽无力经略辽东，却不露声色地为将来布局。当开皇四年（584）契丹重见于史籍时，《隋书·高祖上》说：“五月癸酉，契丹主莫贺弗遣使请降，拜大将军。……九月，契丹内附。”翌年“夏四月甲午，契丹主多弥遣使贡方物。”《隋书·契丹传》亦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十分明显，隋文帝对东北的战略从契丹落子，到开皇四年，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由于多国势力的介入和争夺，契丹内部尖锐对立，内战不已。隋朝招抚契丹各部的工作虽然扎扎实实地进展，但问题远未根本解决。在上述过程中，笔者特别注意到开皇四年发生的变化。
如前所述，隋朝建立后，高丽年年入贡。根据《隋书》和《三国史记》记载，高丽入朝的情况为：开皇元年一次；二年两次；三年多达三次；四年一次。此后，高丽突然停止向隋朝贡，转而遣使到陈朝，两国关系趋于恶化。必须指出，朝贡次数并不表明关系的亲疏，过于频繁的往来，反倒让人觉得其中必有重要交涉。笔者推测至少有三个交涉问题，第一是高保宁问题；第二是突厥问题；第三是契丹问题。开皇三年高丽三次入朝，必与隋文帝大举讨伐突厥和高保宁有关。是年突厥败北，高保宁被诛。翌年，契丹转向隋朝，整个东北的势力平衡完全改观，高丽的对外战略遭到重大挫折。特别是契丹倒向隋朝，使高丽必须直接面对强大的隋朝，犹如锋芒在背，令其不寒而栗。于是，在契丹内附隋朝后，高丽旋改对外政策，一方面继续争夺契丹，一方面结纳陈朝、潜通突厥，谋求新的势力均衡。
开皇六年（586）以后，《隋书·契丹传》接着记载道：“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谒奚那颉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契丹别部背高丽归附隋朝一事发生在那年，史无详载。从记述上看，当在开皇六年至末年之间。笔者以为最有可能发生在开皇十七年（597）。首先，隋文帝于平陈后的开皇十年（590）恫吓高丽王朝贡。”(17)紧接着两年，高丽入朝，时间均在正月，显为朝贺之礼。以后至开皇十七年，高丽才再入朝，时间在五月，”(18)明显是有事交涉。估计交涉破裂，所以隋文帝下玺书严厉谴责高丽。其次，隋文帝在玺书里列数高丽的罪愆，最重要的有两条，第一是未尽臣节，第二就是“驱逼靺鞨，固禁契丹。”所谓“固禁”，就是以强力拘束。以上分析表明，开皇十七年，隋与高丽的关系出现了重大的危机，从隋文帝玺书透露的消息来看，这场危机便是契丹背离高丽投向隋朝引起的。也就是高丽同隋争夺契丹彻底失败，连依附于自己的契丹别部也倒向了隋朝。这场争夺相当激烈，以致高丽使用强力“固禁契丹”，而隋文帝则向高丽下达最后通牒式的玺书。契丹问题把双方的关系推到一触即发的地步。
面对如此严峻的局势，高丽有点不知所措，失去冷静，遂于开皇十八年联合靺鞨入侵辽西，首先开启战端，意图挽回局面，向前推进防御战线。这样不啻是宣告高丽在-上、外交上和道义上均告失败。隋朝更有充分的理由堂堂正正地出兵辽东，彻底解决朝鲜问题，重建东亚国际-秩序。
隋与高丽争夺东北的另一个方面，便是靺鞨问题。
靺鞨在高丽东北，分布颇广，在隋代分为七部，不相统属，与中国和朝鲜均有悠久的历史联系。北齐时，靺鞨频来朝贡。隋朝建立后，文帝就积极招抚之。开皇元年，即见其酋长来贡方物。(19)《隋书·靺鞨传》说：“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高祖诏其使曰：‘……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对曰‘……愿得长为奴仆也。’”亦即在开皇初年，靺鞨已同隋朝建立起君臣服属关系。其后在开皇三、四、十一、十二、十三年，均见其朝贡。”(20)至炀帝时，靺鞨与隋的关系更加紧密。大业初，其“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21)不仅如此，靺鞨甚至与隋结成军事同盟，积极帮助隋朝在东北地区伸张势力。在契丹问题上，文帝利用其与契丹的矛盾，收渔翁之利。在对付高丽时，炀帝先是利用其军队经常骚扰高丽，“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更是直接使用其军队与高丽作战。(22)
金善昱认为，至辽东之役，炀帝成功地臣服了靺鞨。如前所述，其实文帝时就已臣服了靺鞨。关键的是，隋朝臣服的是整个靺鞨，或是其一部。这里表现出靺鞨问题的复杂性。
在靺鞨里，直接与中国和朝鲜有关者，主要为其粟末部和白山部。”(23)《隋书·靺鞨传》说：“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实际上，靺鞨与高丽敌对，其来已久。《魏书·勿吉传》记载，靺鞨在北魏太和初年来朝，“自云其国先破高句丽十落，密共百济谋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遣乙力支奉使大国，请其可否。”此即是明证。笔者认为，隋朝充分利用靺鞨各部不相统属和粟末部与高丽的矛盾,早早地争取到粟末部依附于己，并共同对付高丽。在《隋书》里见到与高丽为敌之靺鞨,应该都是指粟末部。以上推测，可以在唐人的著作里得到证实。《通典·州郡八》归德郡燕州条载：“隋文帝时，粟末靺鞨有厥稽部渠长，率数千人，举部落内附，处之柳城,燕郡之北。”所以，隋朝臣服的应只是粟末部。这样便不难对开皇十八年高丽与靺鞨联合寇辽西一事作出合理的解释。即高丽所统帅的是靺鞨白山部。《两唐书·北狄传》均明载，白山部素附于高丽。历史上，高丽贯于使用靺鞨兵对外作战，其用于对百济和新罗作战的事例，频见于《三国史记》。而对隋和唐朝的作战亦是众所周知的。不难看出,隋朝和高丽都在积极地争取靺鞨。显然，隋朝的努力不像对契丹那样顺利，除了拉拢到原就与高丽对立的粟末部外，一直未能打破高丽与白山部的联盟。无怪乎隋文帝和炀帝在声讨高丽的诏书中都对此表示愤怒。
高丽在东胡族里的影响不容小觑。《隋书·室韦传》说，室韦“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反映出高丽利用各种手段扩大其在东胡各族里的影响。而这正是隋朝所不能容忍的。争取东胡族，说到底就是争取对该地区的控制。这不仅关系到隋和高丽双方的国防安全，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双方势力的消长。对隋而言，争取东胡族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阻断高丽与突厥的联系，以利于各个击破，分而治之。相反地，高丽虽无力单独与隋朝对抗，但若使其争得东胡族，就会在东北形成一个与隋相抗衡的势力圈，进而同北方的突厥沆瀣一气。这样，不仅臣服高丽的区域性目标难以实现，甚至隋朝在世界的地位及其重建国际关系秩序的战略都将受到严重的挑战。无庸置疑，隋与高丽在争取东胡族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利害冲突。而争取契丹和靺鞨，是隋实现上述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方面。
四、势力均衡的变动与隋朝的战略目标
隋朝建立后，东亚不稳定的国际关系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产生了由多级间的势力均衡向以隋为中心的一元化国际关系转变的趋势。开皇三年，隋文帝大举讨伐突厥。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达头可汗等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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