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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惊现:“日本”国名原来是大唐皇帝所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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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学者借着这方墓志的缘由，重新审视了千年来的中日交往史。
少年“才称天纵”
李白的挚友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和井真成同时入唐。这些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1200多年前，难波港(今日本大阪)内一派热闹的景象，又一支准备渡海前往中国的使团船队要出发了。四只巨大的木制帆船依次排列着，每只船上都能载一百多人，船舷和桅杆上彩带飘扬。日本天皇举行宴会，作歌送行。
侍臣们唱起天皇写的送行诗：
希望你们渡大海如平地，
居船上如坐床，
四船联翩，
不日平安归航！
这方墓志的主人当时就坐在其中一艘巨船中，被祥和、悠长的祝愿声围裹着，离开港口，驶向苍茫大海。他的名字叫做井真成。
离开故乡之时，井真成多大年纪，墓志上的文字并无记载，只写道，公元734年，这位才能出众的遣唐使，因病死于长安，享年36岁。
《新唐书》记载，在公元717年和公元733年各有一批遣唐使从日本出发。如果是在733年出海，井真成已35岁。日本奈良大学文学部教授东野治之认为可能性不大。
在日本的遣唐使团中，除了学问僧外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年轻的留学生，年龄一般十八九岁，他们将在中国学习二三十年后，才被允许重回日本。另一种是请益生，他们的年龄较大，只在中国住1年。
“作为三十过半的请益生，很难想象在日本没有一官半职。官员入唐后，其称呼会在墓志上被保留。”而井真成的墓志上并未记录他生前的官职，东野治之说，因此，基本可以断定，井真成应当是在717年入唐，正好19岁。
这是日本第九次派遣遣唐使入唐，500多人挤在4艘大船里。这些年轻的留学生都是日本中层官僚的子女，而且还要经过严格挑选，必须学识、样貌都需要达到才俊的标准才能入唐。
井真成在这方墓志上被形容为“才称天纵”。
巨船之上，还有日后成为李白挚友的阿倍仲麻吕，回国后利用汉字创立片假名的下道真备和为日本完善律法的大和长冈等人，他们和井真成同时入唐。当时，这些在中日两国历史上留下了赫赫名声的人，都还只是群十八九岁的孩子。
岛国的姿态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篆刻井真成墓志铭的志石，周长约39厘米，上面仅有117字，在面世数月后，却被视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级历史资料”。
志石上“国号日本”与“开元廿二年(公元734年)”的记载，将现存最早关于“日本”的文字记载746年提前了数十年。学者认为，这也再次佐证了日本国号乃大唐所赐。
对于这个太平洋上的岛国，中国早在秦汉即有记载，但史籍中多称为“倭国”。而在唐初之前，日本虽多次向中国遣使，但其态度和目的却和后来大为不同。
“从隋朝到唐朝初期，日本对华遣使时多为-目的，而且带着一种骄傲态度，甚至是傲慢。”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王小甫说。
日本第二次遣隋使到中国递交的国书中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第三次遣隋使国书称“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王小甫认为，“那些国书中充分表露出，这个岛国欲与中国分庭抗礼的心态。”
甚至在唐初的公元660年，日本遣使向唐朝皇帝提出要求一些小国“每岁入贡本国之朝”，以显示自己是和中国一样使夷狄臣服的大国。王小甫认为，这一态度反映了日本对当时中国国力和文化的先进性认识不足。
井真成入唐时，日本对唐朝文化的认识已经发生改观。这与一次发生在朝鲜半岛附近的战争有关。
公元663年，日本试图帮助被唐朝吞灭的百济复国，而在白村江口和唐军大战。遭遇彻底失败后，日本发现了和中国的距离。
在朝鲜半岛附近，唐水军首先到达白村江口。之后，日本水军也从海上抵达白村江，两军遭遇。当时，日本水兵万余，有1000多艘战船，而大唐水军仅有7000余人，170艘战船。虽在人、船数量上相差悬殊，但大唐水军船坚器利，最终，“四战捷，焚其舟四百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贼众大溃。”
日本学者森公章在近作《“白村江”之后》里说，“白江战败以后产生的这种冲击余波，如同明治维新和二次大战以后一样，可以说是一个举国奔走引进‘敌国’国家体制和文化的时期。”
自此以后，日本遣唐使到中国来只是倾力学习唐朝文化，不再向朝廷要求册封，甚至甘心于等同“蕃国”，其国策也由过去的地区-进取转向了内敛、和平、发展的方向。
就是在这个时期，年轻的井真成出海，踏上了“衔命远邦，驰骋上国”的路途。
同在巨船之上的，还有诸多日本工匠，他们是去唐朝学习制造工艺的。认识到差距之后，日本开始迅速转向，从制造、建筑到典章制度，全面向中国学习。
盛唐气象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
在海上漂泊近3个月后，井真成到达宁波。按照惯例，他们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当地人民隆重地接待遣唐使，政府则会把他们一路护送至首都长安。
公元713年到公元756年，正是唐玄宗治世的开元-天宝年间，也是盛唐时代中的鼎盛时期。唐玄宗在-、经济、社会和外交等各个方面，都实行了与过去不同的政策。长安城到处洋溢着一种空前未有的生气。
研究遣唐使的中央大学教授妹尾达彦说，他完全能想象，作为一位来自遥远岛国的使者，在面对长安城的奇异景观时，内心是如何震撼。那时，整个城市里流动着含黄土高原风沙的干燥空气，街道上漂浮着特殊的内陆泥土气息。
这座城池的建筑规模之大让人震惊。经对唐长安城遗址实测，它面积约有84平方公里，是现在西安城面积的9.7倍、明清北京城的1.4倍、古代罗马城的7倍。
这位日本少年进入城后，很快被淹没于人海中。妹尾达彦说，当时长安城的多样性居民构成和居民人数庞大的大都市能量在日本是根本见不到的。
唐长安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达到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大都市。世界西方和东方的商业、文化都在这里交流、汇集。
据《唐六典》记载，当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在公元679年，波斯王子泥俚斯自长安归国，统率的部属就多达数千人。长安的那些著名佛寺中如兴善寺、慈恩寺、青龙寺、香积寺等，都居住着外国高僧。
接待日本遣唐使等外国使节的鸿胪寺及用于会客和寄宿设施鸿胪馆，都建在皇城南边的一片广大地区上。它们离皇城南门的朱雀门不远，据说这样设计为了方便访问京城的外国使节，同时也有避免使其与其他官员接触，防止泄漏-机密的用意。
出皇城的朱雀门后沿大街向东走一公里，就是留学生学习的国立学校———国子监，遣唐使一行渴望拜谒的孔子庙(文庙)就建在国子监院内。
妹尾达彦说，“可以说，在井真成的那座小小的坟墓中，浓缩了那个时期的长安的-状况和城市文化状况”。
千年前的“国际学校”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
在中国的学习，给井真成带来了新的面貌。铭文中称赞这位年轻人在“踏礼乐，袭衣冠”之后，“束带立朝，难与俦矣”———如果穿上官服站立于朝廷，气度无人能比。
作为日本留学生，井真成和阿倍仲麻吕、下道真备等人一律被安排在国子监学习。唐玄宗命国子监的四门助教赵玄默教授这些留学生们的功课。唐朝国子监有六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各学招生对象不同。
井真成究竟在哪一个学部学习，这还是个谜团。只知道他的同行者阿倍仲麻吕是在“太学”中学习。
依据《唐六典》，进入哪一个学部要看家庭出身背景。国子学和太学的学生，父母的官衔一般要在三品、五品以上。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教授王勇推断，阿倍仲麻吕得以进入太学，大概是因为他父亲在日本为朝中高官。而井真成和下道真备的出身相对较为低微，最多只能进入四门学。
1200多年前，这些高等学府就像一个个国际学校，东、西方的留学生都混杂在一起学习。阿倍仲麻吕苦学五、六年后，竟在与中国学生一起参加的考试中得中进士。唐玄宗赐名晁衡，并让他担任皇帝侍从官的左补阙。
阿倍仲麻吕终身在中国为官，他和李白、王维来往密切，彼此经常写诗唱和，73岁在长安逝世。
下道真备则在中国住了17年，就学于四门助教赵玄默，深通五经三史、历算、刑律、军制等诸艺。他回国时携带中国典籍1700多部。在日本，他受到圣武天皇的器重，官至右大臣。
由于历史记载太少，井真成的经历就显得模糊而无法辨认了。通过墓志上的记载，只知他“强学不倦”，10多年来一直在追求学问。
影响日本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
学业有成的井真成并未来得及衣锦还乡，就长眠在中国的土地上。墓志铭称，井真成
“问道未终……以开元廿二年正月廿日，乃终于官弟”。
此时，他的大多同伴陆续返回日本。遣唐使船队回日本时，唐朝政府也经常任命中国使节陪同前往，进行回访。遣唐使团不仅带回大量的中国文物、书籍和五金百货，也使中国的文学、宗教、典章制度等在日本“生根发芽”。
井真成也想回国，从墓志铭文“形既埋于异土，魂庶归于故乡”可看出，他心中一直想念着故国。
对这位天资聪慧却英年早逝的日本遣唐使，中国皇帝有着异常深厚的情感。铭文记载，在听闻井真成忽然得病去逝的消息后，“皇上(哀)伤”，并追奉他官职，以官礼下葬。
而且，追奉他的官职也耐人寻味，“尚衣奉御”，即专职为皇帝管理衣物。这个官职虽无实权，但也官至五品。而且历史上，担任尚衣奉御一职，多为皇亲国戚，或深得皇上宠爱、信赖的人。井真成得此厚封，足见他深得玄宗皇帝的赏识和信任，也证明中国对日本遣唐使的真挚与友好。
出身法律世家的大和长冈，入唐后潜心学习唐律，回国后曾与下道真备共同删定律令二十四条。膳大丘在唐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国后被任命为日本大学寮助教，他向天皇奏请尊孔获准，推动了日本儒学的发展。营原娓成入唐学医，回国后被任命为针博士，对日本的医学发展极有贡献。
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中国文化的影响痕迹处处可见。从汉字、围棋到饮茶，自传入日本，长期发展已成常人习惯。日本平安朝时书界有名的“三笔”，即空海、桔逸势、嵯峨天皇三人，其中两名都曾到中国留学。
美术史家伊势专一郎说：“日本一切文化皆从中国舶来，其绘画也由中国分支而成长，有如支流小川对本流江河。”日本著名汉学家内藤湖南说：“日本民族未与中国文化接触以前是一锅豆浆，中国文化就像卤水一样，日本民族和中国文化一接触就成了豆腐。”
更多谜底等待揭晓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
虽然在学者的反复追寻中，这位遣唐使的面貌渐渐清晰，但围绕墓志仍有许多不解之谜：
井真成这个名字是他来大唐后的取的汉名还是本来日本名的简称？
墓志上的文字是谁书写的？是井真成的日本同学还是大唐专门负责料理留学生丧葬的官方机构？为什么这方墓志的底座和盖子不是同样颜色的石料？
既然“尚衣奉御”的官衔是井真成去世后追赠的，那井真成生前有无做官？做的是什么官？
井真成去世前，已在大唐度过17个春秋，是否已经结婚？倘若结婚，能否找到他的后裔？
“几十个待解之谜堆积在我的心头，几个月内我翻阅了大量的资料，依然没有足够的证据给出一个惟一的答案，”贾麦明说，这是因为墓志铭的发现不是考古所得，无法从墓地实物挖掘中获得更多线索。
这块石头的面世，纯粹源于偶然。
2004年3月底的一个星期天，贾麦明在西安八仙庵古玩市场听到一个摆摊人说，他在东郊捡了两方合在一起的石头，盖是青石，底是白石，上有开元和日本的字迹。
贾麦明当时的感觉是心头一惊，他马上说，我要了。三天后，他用不到一千元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墓志铭。
贾麦明事后曾专门找到摆摊人捡到墓志铭的地方，但这里已经是一个楼房林立的住宅小区，要做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已是不可能了。
尽管如此，这方惟一的遣唐使墓志还是在日本学术界和民间掀起了热潮。
2004年10月11日，朝日新闻头版头条刊发了《逝于中国长安的遣唐使井真成是井上氏还是葛井氏》的报道，一时引起很大轰动。其记者渡边延志在接受西安电视台采访时表示，这个发现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当时日本作为一个偏僻的岛国，能够得到大唐的承认，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2005年1月28日至29日，由朝日新闻社、日本专修大学和中国西北大学共同举办的井真成研讨会在东京朝日新闻社召开。参加该会的王维坤教授回忆，那一天，中国学者从早上10：30讲到下午7：30，台下一直座无虚席。而下场后很多日本民众围着他签名，使他“突然觉得自己不是学者倒像是明星”。
“遣唐留学生的墓志是一把开启历史之门的钥匙，它为中日关系史新添了一段深情的佳话。”一位日本参观者在西北大学历史博物馆留言册上留下这么一句话。
“西南彝族神话乃至彝族文化，与日本神话和文化可能存在历史渊源。”日本东京都立武藏高等学校教授、贵州民族学院日语外教山口八郎先生，日前在贵阳召开的全省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研讨会上这样说。
山口八郎指出，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特别是与西南民族神话在细小部分上存在着许多相同点，例如像火烧旱地耕作、谷物的共同性、气候条件以及植生等方面的一致性，重点还在中日的太阳信仰。
彝族神话中的“太阳信仰”，是对拯救万物苍生、包括射日者在内的与太阳有密切关系的英雄崇敬，而不是局限于太阳本身。即是说，中国民族神话中的太阳，并非是独一无二的或者绝对性的存在，而是相对性的存在，太阳有“恶”的一面，并不一定是“善”的象征，或者一定要尊其为神，相反多是将“射日者”尊为英雄或者“神”。
这与日本民族神话中视太阳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象征的信仰，有很大不同。日本神话中的太阳则是神圣和“善”的象征，是一种绝对性的存在。由此表现出了日本神话重视自然，而中国神话重视人为的倾向。
山口八郎认为，这种不同的倾向，并不是说日本神话与中国神话特别是西南民族的神话没有渊源，而是说明中国神话在尚未发展到重视人为的倾向之前，就已经有可能传布到了日本。
山口八郎表示，彝族是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民族，且很早以前就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和丰富的古文献，研究彝族神话和彝族文化，对于探究日本神话和文化的生成渊源，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实际上，大和民族究竟形成于何时，先人来自于何方，在渺茫的史诗和纷纭的传说中早已不可追寻。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早在公元前的某个时间，就开始了向日本的持续且不断增长的移民迁徙。移民大抵是黄皮肤的蒙古人种，主要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国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他们沿着朝鲜半岛而下，渡过海峡，登上了这个位于东亚尽头、曙光总是第一抹生起却是火山密布的列岛。
1979年，日本大阪教育大学人类学名誉教授鸟越宪三郎最早发表新说---“日本人的发源地在中国云南省”。
1984年2月23日，致力于社会人类文化研究的鸟越宪教授对外宣布：“对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泰国北部)的少数民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了所有婴儿的臀部有胎斑”。鸟越宪教授就这一发现又强调：“日本人在体质上所具有的胎斑渊源是云南，这是一个旁证，证实这个地区是日本人的发源地。”
1988年9月，日本电视工作者同盟抵达云南，其任务就是拍摄《日本人的起源》。
此后，日本学者们的推论又由“倭人起源于云南”，进一步演绎为“倭人的祖先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其范围与核心，基本圈定为彝族、哈尼族、傣族等多种说法。
持“彝族说”的理由是，鸟越宪三郎、佐佐木高明和渡部忠世等专家到云南考察后发现石林等地撒尼人(彝支系)的“火把节”，类似日本的“孟兰盆节”，即在日本的纪伊半岛，同一天也举行“火把节”，而在日本南部纪伊半岛的神户、京都、大阪、奈良、和歌山等地，正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日本表现最为集中的地方……
持“哈尼族说”的理由是，有日本人惊奇地发现，中国云南的哈尼族与日本大和民族的信仰都具有相似的“万物有灵”观念，特别是在诸神中，日本族最有权威的“天照大神”和哈尼族的“阿匹梅烟”都为女性，亦同是太阳神；日本崇拜“谷神”并奉樱花为国花，哈尼族也崇拜“谷神”，并视樱桃树、樱桃花为神花……
“傣族说”的看法仍出于鸟越宪、佐佐木和渡部等位学者。对于被认为是从云南南下的泰国山岳地带的少数民族，他们曾经进行了实地考察，结果发现在所有婴儿的臀部都有胎斑，同时，也在西双版纳傣族中发现了胎斑。所谓“胎斑”，是指在婴儿臀部及腰、背和肩等各部分皮肤出现的青色斑纹。原因是在皮肤真皮上有黑色素细胞，它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消失。日本人恰有这一人种胎斑的类似性，而且在西日本九州、本州有许多人的血型是A型，这一点也与云南和泰国内地相同……(《云南日报·大观周刊》2000年11月15日报道)
1996年开始，中国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国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这就是说，日本人的祖先更确定为远不止边陲南疆的中国人。
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3月19日报道)
据民间传说，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为了寻求长生不老药，曾派徐福率领3000名童男、童女，乘由50艘船组成的庞大船队，东渡日本寻找长生不老药。结果没有找到，徐福想打道回府，有手下提醒他，你没有完成皇上交办的差事，回去只有死路一条，不如干脆留下来，徐福一行就留下了。
这时的日本仍处在石器时代，大多数日本人蓄着长发，用绳结扎在头顶，并用一条白布系在额头上。直到今天，日本人还很喜欢在节日里将白布条系在额前。他们大多为黥面纹身的渔民，渔民们认为下海捕鱼时纹身是诱惑鱼的一种好办法。女人们穿的衣服不过是一块在颈部挖了个洞的布，就像墨西哥人的披风。人们性格平和，不会嫉妒。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般一个男人可娶四五个妻子。日本人喜欢喝酒，像马来人、印度人那样用手抓取食物。那时他们没有肉吃，通常吃鱼、蔬菜和大米。据说当时徐福便发现日本人长寿，可以活到80到90岁，有的甚至活到100岁。他还发现他们在种稻和捕鱼之外，还特别擅长巫术、预言、占星和用泥土占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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