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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汉人的血性及尚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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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这些蛮族所建立的国家是那些吗？就是现在的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等。
对世界历史造成重大影响的还有匈奴、蒙古、满族等蛮族。匈奴冲跨了西罗马帝国，然因为做不到自身的文明化，最终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蒙古给中国北方、西夏、中亚诸*****国家以毁灭性打击，大量人类的文明成果毁于一旦。中国整个被蒙元征服后，百年间，汉人的精神大受污染，以至明朝复国之后，活人殉葬等千年未见陋俗重现，前所未闻之酷刑，君主对大臣的凌辱等非人道行为屡见。蒙古民族自身始终拒绝文明，崇拜蛮力，最终沦为世界最落后国家，靠乞怜于世界而苛存。满族崛起于中国东北，趁明朝之天灾人祸，以及社会经济转型期间固有的脆弱，一举蛇吞了中国。满族入主中国以后，其野蛮心态始终未变，治术固比蒙元狡猾，但还是拒绝向先进民族学习生产、创造，学会尊重最起码的人道。然而虽然满清狡尽百计以抗拒，最后还是被先进文明所同化，但中华文明也受其之累，奴性大增，对文明的信心也发生了动摇。
而这一点正是今日应深为忧思的。汉人在历史上对自己的文明极具自信，从先秦到宋明，莫不如此。儒家经典之《春秋公羊传》中就有“夷夏之辩”，这种“夷夏之辩”就是自信的表现。她不是以血统来分夷夏，而是以文明与否为界。这本身就在劝导人们要做文明人，要和野蛮告别。如果我们今日连这样的“夷夏之辩”也不讲，是非不分，光是为了某种目的，一味地肯定那些给文明社会带来深重灾难的蛮族首领，那我们是不是要归于野蛮，要做掠夺者、毁灭者而不是创造者？
我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唯有向往文明，提升文明，做物质与精神财富创造者的民族才有未来，而决不是越野蛮越有未来。那些身处文明，却崇拜成吉思汗、努尔哈赤等蛮族头子的人是不会有未来的，但我们应对他们保持警惕，虽然他们成事不足，破坏力有时却很惊人。
我们另一个要搞清的问题是尚武精神与野蛮精神。尚武与野蛮虽然看起来很象，但实质上决不是一回事，蛮族只有野蛮精神决没有尚武精神。野蛮者的“武”是用来掠夺、毁坏文明的，尚武者的“武”是用来保卫、扩展文明的。汉族自古并不缺乏尚武精神，屈原的“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虽离兮心不惩。”就是这种精神的生动写照。在春秋战国，多有为实现信念而蹈死不顾的侠客、战士，逮至强汉，尚武之风更盛，卫霍横行大漠，张骞西域凿空，班固投笔从戎，耿恭绝域逞雄，更有陈汤张六世复仇之大义，斩郅支单于以扬国威。
汉人尚武精神的消磨是从唐后期开始。唐主鉴于“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遂对武将产生戒心，一面大力崇文抑武，另一面又常以太监监军，遂使世有“拉一石弓，不如识一丁字”之说。宋室建立，赵匡胤鉴于五代常有小兵犯上，武将横行，于是立制令兵不识将，将不专兵；明代更以文臣统武将，武将至极不过一总兵。对尚武精神的自我阉割，终使汉人武风不振，首亡于蒙元，再亡于满清。
宋明的兵制，有他一定的必要性，于今举世皆是以文统武，可见其本意不谬，这种兵制有利于内部息争。无奈行非其时，当文明社会制造器械的优势不足以压到蛮族的马力、蛮劲优势时，崇文抑武不招亡国之祸也难矣！
常有人言是儒家精神使汉文弱，这其实是无知妄言。儒家经典〈春秋公羊传〉中就有大复仇之义。“大”的意思，就是肯定、赞许、推崇。对于国家的大仇，《公羊》认为“九世犹可以复仇乎？虽百世可矣。”汉武帝要对匈奴用兵，许多大臣反对，但是一旦端出九世复仇之义，就没有人再出声。这种精神，就是血性。后世汉人血性的谈化，主要是君主为了一已之私，对儒家精神阉割的结果，而异族统治下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更使汉人之血性荡然，奴性大增。
今日的世界，蛮族已退出历史舞台，世界主要表现为各文明体系之间的竞争。蛮族对于华夏的精神，只有污染，决无贡献。汉族要重新成为一个世界文明体系的重镇之一，不清除蛮族给我们的污染是不行的，我们要做生产者、发明者、创造者，这是我们在世上的立身之本；同时我们也要恢复我们和血性，一个没有血性，只会向暴力低头的民族也不会有将来。有话古话曰：“一为之甚，岂可再乎”，而我们却已经历了两次亡国之祸，这样的事情决不允第三次出现。
春秋时楚被吴所灭之后，申包胥哭秦庭七日七夜，终于感动秦王，咏《无衣》之诗，出兵替楚复国。其诗云：“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这诗中所体现出来的血性与侠义精神正是今日中国最需弘扬的，我每读此，都感概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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