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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四川 感动中国的故事!!!

    日军的封锁和连年干旱,使吃饭成为第一难题。蒋介石就任省主席不到两个月,来川难民已近十万,吃喝拉撒,搅得他日夜不宁。

      1940年3月13日,成都地区米价暴涨,民众难熬春荒之苦,遂发生了抢米事件,军警前往镇压,打死打伤不少无辜的市民。蒋介石得到报告,觉得问题严重,于是,决定在省府设立物价平准处,采取更强积手段取缔囤积居奇,推行平价购销,9月3日,以省府名义下令各县成立粮食管理委员会,明令各县县长兼任粮管会主任。但天不作美,旱灾严重,粮源枯竭。9月11日,蒋发表了《为实施粮食管理告四川省同胞书》,严令各地迅速杜绝藏粮不售现象,并向全省人民发出呼吁,体谅国家困难,发起踊跃捐献军粮的爱国运动。实际上这是蒋介石向川人乞讨军粮。

      1943年,冯玉祥从重庆溯嘉陵江、沱江、岷江,去合川、南充、内江、隆昌、自贡、乐山、泸州,以及新津、成都等二十余县市,他在从事一项国民节约献金救国运动。他身体力行,办法就是卖字鬻画,所得悉数交公。当时的重庆《新民报》上曾有一篇《冯将军卖字救国》的文章:“最初遇乞取墨宝者,几乎有求必应。求者既多,将军因私念,倘能以此得资,亦不无小补。随手润格,写条屏一幅,取四十元,对联一副,取八十元。将军自言,在未胜利结束战事前,卖字决不终止。寸纸片缕,能得一分钱,便尽一分钱救报国之力……”

      像干旱的土地一样,大后方民众的“油水”早被庞大的战争机器榨干了。但对这次献金救国运动,川人还是挺起胸膛,节约靡费,献出所有的金钱。有的男人悄悄拿出私房钱,有的女人当场摘下金戒指,有的流亡学生冒着寒风,脱下自己仅有的毛衣,有的农民拿出家里生蛋的老母鸡,甚至准备死后用做棺木的木材……

      在抗战最困难时期,四川负担了国家总支出的30%以上。如以八年抗战总计,国家支出14640亿元(法币),四川就负担了约4400亿元。四川是只“瘦马”,驮着沉重的中国,已不堪重负。四川又是一匹老马,在战火中,一次次忍辱负重,一次次扬鬃奋蹄。


      请缨抗战草鞋川军浴血沙场

      卢沟桥的枪声一打响,川军将领纷纷请缨抗战。1937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令川军各部组成第二路预备军,以刘湘为总司令、邓锡侯为副总司令,下辖两个纵队。从9月7日起,分别从川北和川东开赴抗日前线。

      新都人王铭章师长从秦岭出川前,曾在德阳誓师,抬棺游行。后藤县一役,为国捐躯,成了战死沙场的第一个川军将领。

      1937年l0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任刘湘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负责督师抗战。1938年1月,刘湘前线病死,第七战区被撤销,所辖川军第二十二和二十三两个集团军先后拨归二战区、三战区和五战区节制。以后由于前方战事的需要,又陆续从四川抽调了一些部队到前线抗战。到1938年6月后,出川抗战的川军,经过整编,共扩建为6个集团军,即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七、第二十九、第三十、第三十六集团军,另外还有1个军和1个师,总计约40万人。

       


      川军在全国军队中,武器装备最差,但作战极为勇敢顽强。北方当时已是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数十万川军将士只穿着单衣、草鞋,在茫茫雪地里行军,晚上宿营,打开背上那块四方形的被单,蜷曲而躺,不进民房干扰百姓。没有雨衣,没有斗笠,顶风冒雪,行军上千里路,途中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老百姓见了无不为之落泪!

      川军将士用川造步枪、川造麻花手榴弹,同日军的坦克、大炮、飞机、军舰死拼,以致在忻口战役、台儿庄战役、上海战役、南京战役和武汉会战中,死伤极为惨重。杨森20军于淞沪大战7天损失过半。川军将士在前线英勇杀敌,为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巴蜀山川鼎力留存中华文脉

      当时,全国的许多文化团体和文化名人也进入四川,集中在成渝两地。在国共合作的氛围中,在国民政府军委会-部(周恩来任副部长)第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任厅长、主任)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四川的抗战文化运动蓬勃发展,抗战文艺、抗战戏剧、抗战歌咏等活动十分活跃,尤以抗战话剧成就巨大,如郭沫若的《屈原》、《孔雀胆》,夏衍的《法西斯细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曹禺的《蜕变》等。战时全川共出各种报纸约200种,以《新华日报》和《中央日报》最有名,这些活动,宣传爱国抗日,反对顽固倒退,坚持民主进步,鼓舞了人民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抗战爆发之前,全国共有国立、私立等高校108所,绝大部分集中在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大都市。抗战爆发后,大部分遭战火破坏。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沿海各高校内迁,并于1938年成立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负责各地高校的迁建工作。从1937年至1939年,中国东部战区各高校除少数迁入租界外,大部分都迁往西南、西北等地,而最后集中在四川的计有48所,占战前全国高等院校的44%。

      1945年8月,八年抗战胜利。次年,国民政府颁布“还都令”,定于5月5日正式还都南京,其辞曰:……回念在此八年中,敌寇深入,损失重大,若非依恃我西部广大之民众与凭借其丰沃之地力,何以能奠今日胜利之弘基?……其对国家贡献之伟大,自将永光史册,永不磨灭。

      某种程度可以说,是四川人瘦削的肩膀撑起了国家倾斜的天空。 

    盐都献金甲天下
    1944年,仅22万人口的自贡市抗战捐款达1.3亿元法币,人均500元,创下了全国城市抗战捐款之最。
      
      7月20日,我徜徉在自贡蜀光中学校园,寻觅着当年“节约献金救国大会”的踪迹。61年过去了,但当年冯玉祥将军站在台上大声疾呼捐款抗日、献金救国的英姿还历历在目,铿锵话语还犹在耳边;与会4万民众对日本侵略者的同仇敌忾、奉献不甘国人后的抗日救国热情,仍激动着我、鼓舞着我、警醒着我。





      1944年7月20日上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节约献金爱国运动总会会长冯玉祥将军、夫人李德全,在自贡蜀光中学操场主持召开了“节约献金救国大会”,4万余参加者从自流井、贡井、大文堡、富顺县及10个乡镇带着献金,向蜀光中学操场涌来,他们中有商人、工人、公务员,学生、教师,妇女、儿童、老人等。会上,冯玉祥将军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鼓励大家献金救国。献金时,妇女队的最有特色,她们用妇女捐献的金戒指拼成一幅极大的爱国图———中间是一个大大的爱字,四周是长城图案,长城外是飞机、坦克,以示众志成城,卫我中华之意志。同时还献上了全市妇女一针针一线线密密纳细细缝的几千双军鞋,取名“胜利鞋”,李德全女士同妇女们一起将“胜利鞋”抬上献金台。

      在这次“节约献金救国大会”上,自贡市著名盐商余述怀慷慨陈词:“我等自应体恤国家民族之危难,响应冯总会长号召,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述怀经营井灶多年,时下也周转不灵,但毁家纾难义不容辞,我现场捐款一千万!”顿时,掌声雷动,全场沸腾。

      1944年的献金救国运动,自贡市共捐款1.3亿元法币,人均500多元,不仅创下了全国城市抗战捐款金额之最,还创下了包括个人捐款金额、人均捐款数额等22项全国之最,显示了自贡市民的爱国热情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当时陪都重庆人口达百万,捐款金额却只有自贡市的三分之二。自贡市当时只有10个乡镇226782人。

         


      数次捐款,感动中国

      为抗日救国,自贡市人民在物价飞涨、生活艰苦的情况下,仍积极节约献金抗日救国。
      早在1940年元旦的献金活动中,贡井盐场职工就曾每人捐出一日工资。1942年,响应《新华日报》发起的“献机运动”号召,自贡盐场职工捐款献出了“盐工号”、“盐船号”两架飞机。在全市征集出征壮丁优待金时,盐场职工又捐款400万元。同时还积极缴纳缓役金每人200元、抗战捐等捐款。1943年,自贡盐业职工发起为“伤兵之友”捐款活动,每个职工捐3元,总数为28947元。1943年11月,冯玉祥将军到自贡市首倡“爱国献金”运动,自贡盐场职工以8月份食米差价津贴作为捐献,共献金50万元,占全市献金总额200万元的四分之一。

      这中间有许多感人的故事。冯玉祥将军在自贡剧院演讲,鼓励大家多多献金救国。演讲一结束,就有一位老太婆把她积蓄了30年的200块银元捐给了冯玉祥将军。开献金大会那天,有个9岁的小姑娘拿着枚金戒指要捐,但人小挤不上献金台,急得哭了。她说,救国我也有责任,你们不能因为我年纪小、献得少就瞧不起我。小姑娘的话博得冯玉祥将军和大家的赞扬。

      后来,冯玉祥将军称自贡市是“献金运动的发祥地”。

      自贡献金,创全国之最

      1944年6月22日,自贡市成立了献金爱国分会,分会长由市长刘仁庵担任,成立了劝献总队,下设商人、工人、学校、妇女、银行、乡镇、工厂、特种、机关、盐联、产盐商人、运盐商人、销盐商人、自由职业、直属等15个分队,囊括了各个阶层、各色人等。6月28日,市献金爱国分会发布《告市民书》,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要毫无保留地捐款,支援前方抗日战士浴血奋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6月26日上午,冯玉祥将军偕夫人李德全从内江来到自贡。稍事休息后,冯玉祥将军就先后在自贡市胜利剧院、慧生公园体育场、贡井旭川公园等处发表演讲,号召人们献金救国。在自贡市“七·七”纪念大会上,冯玉祥将军又发表演讲,宣传节约献金救国运动的目的、意义及捐款的用途。李德全女士也马不停蹄地向全市各界妇女进行宣传,勉励妇女尽量捐献、尽量宣传、尽量劝献。

      立刻,自流井盐场职工每人捐端午节的口食费40元及节约6个月的牙祭钱(每月三次),零工及运输工人每人捐献100元,转捆装工人每人每月捐献一天工资,计6个月,共献金680万元;贡井盐场职工共献金340万元。合计1020万元。

      市内的蜀光、旭川、剑南、培德等几所中学开展了献金比赛。有位侯姓女生,把父母给她做嫁妆的七八十万元钱全部都捐献了。有人问她:“你不要嫁妆啦?”她回答:“国家不行了,衣裳越穿得好,便越没有人格!”她获得学校个人献金第一名,冯玉祥将军特地为她写了幅中堂,作为奖赏。

      盐商黄象权等人在“七·七”抗战纪念日这天,发起77人团体长期献金活动,每人每月捐献1000元,直到抗战胜利。商人王则余等发起100人每月献金100元长期捐献活动,直到抗战胜利。自贡市发起1000人100元长期献金活动。盐商王德谦献金700万元,同时捐黄谷894市石,另在盐业团体中认献350万元,三项合计1500万元左右。巨商余述怀献金1000万元,首破个人献金全国纪录。时逢余述怀60大寿,冯玉祥将军画了一幅大且鲜红的仙桃相赠。同时,冯玉祥将军还将刻有“今日弦高”的铁如意一柄相赠,以示褒奖。

      抗战期间,自贡市盐税达20966.8万元,为抗战提供了巨额奖金。1938年7月至1939年12月,自贡市应征入伍参加抗战的有1305人,占全市人口的0.62%,远远超过全国配赋0.2%的兵额。1943年、1944年,自贡市有包括125名女青年在内的707名知识青年参加远征军。抗战期间,牺牲的自贡籍官兵达1942人。

    蒋中正告别四川父老书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四月二十七日成都
      
    中央政府迁都到重庆已经八年了。现在抗战胜利,还都在即,中正在离川以前,此次特来四川的省会成都,和各位父老同胞辞别,要将四川在国民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四川在此次抗战期间对国家的功迹,以及四川在今后建国时期的重要性与四川同胞对于建国所负责任的重大,加以说明,作为本人对于各位和川省全体同胞的临别赠言。

         

      
    辛亥革命实际上可说是由四川开始,因为武昌革命起义是由于四川发生了路政风潮而产生的。于是满清帝制由此推翻,中华民国亦从此建立。到了此次抗战开始以后,政府迁都重庆,以四川为抗战根据地,赖我全体军民在我政府领导之下,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终于获得最后的胜利。举此两端,就可以说明我们四川同胞对于国家民族贡献是如何伟大,四川省与我们国民革命的关系是如何重要了。然而本人和中央政府对于四川的期望,犹不止此。因为自从国父倡导革命以来,四川同胞信奉主义,努力革命,其在国民革命过程中牺牲最多,功绩最着,所以形成了四川在革命史上的重要地位。大家都知道,黄花冈之役殉难的烈士,除了广东而外,其次就要算四川和福建同胞最多,喻培伦、饶国梁和秦炳诸同志皆殉难于此役;而彭家珍等同志之炸良弼,其事迹尤为壮烈。此皆国民革命中最光荣的史诗。至于这次抗战期中,我们四川的武装同志自李总司令家钰王军长铭章许师长国璋以下,各级官长和士兵,为守土卫国而牺牲的更是不胜枚举。所以本人以为这次抗战的胜利,我们四川同胞的输财输粮,征工征兵的数量和成绩,都在各省之上。

      
    但是现在抗战虽已胜利,而建国的工作尚待开始。我们追溯四川已往对于革命抗战关系的重大,更觉建国期间四川的地位重要了。中国从前有一句俗语说:「天下未乱蜀先乱」,这当然是一种旧话,不过我们四川过去的情形,亦未尝不是如此。但经过了这一次抗战之后,这种事实到今天抗战胜利以后,已经完全改变了。照现在中国的局势来说:是「天下未定蜀先定」。这种历史事实的改变,我们四川能由国家祸乱的根源而变为国家安定的主力,实在是我们四川最伟大的进步。今日的四川,无论经济社会教育以及人民生活进步程度,如与抗战以前就是我入川之初的时代两相比较,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今日的四川,已成为全国最安乐最富庶的一省了。而四川同胞之所以能有今日这种进步与安乐,乃是由于各位父老贤达和全体文武同志都能够明大义、识大体、爱国家、爱民族、以身作则、努力倡导的结果。本人今天特别指出这一点,就是希望各位一致认识我们四川关系国家治乱盛衰之密切,从而更进一步的认清四川同胞对建国所负的责任,实非其它各省的同胞所能比拟。我们对于今后国家的建设,必须作最大最善的努力,然后纔能将四川在革命抗战史上的功业,发扬光大,不愧为全国各省的模范。


    本人在民国初年上国父书中,详论中国革命根据地,就始终认定在我们中国各省之中只有两省可当其选:第一是广东,广东自然是我们国民革命的发祥地,我们在民国十五年北伐以前,必须用一切的力量来求得广东的统一与革命基础的巩固。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这是我民初以来未到四川以前始终一贯的理想。后来本人民国二十四年初到四川的时候,目击四川当时的情形,同来的人员皆觉得距离我们的理想太远,大失所望。但我以为如果四川不能统一,则抗战就无基础,所以我们如要抗战,非先统一四川不可。因此我就对一般失望的同志们说:民国十五年以前,粤、桂、滇、湘、赣、陕各军在广东,其割据分裂,无法无天的情形,岂不是比今日四川的内容更复杂吗?当时广东的-、社会、烟毒、-、匪的恶习,比之今日的四川,岂非过之无不及吗?为何我们国民革命的力量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完全统一肃清,使广东成为我们北伐统一的根据地呢?所以我当时在广东,常说我们革命如能统一广东,则统一全国就不成问题,这句话亦就可表示当时统一广东事业之艰难了。可是当时(二十四年)四川同胞的生活确实痛苦到了极点,不仅路上所遇见的人民多半是面黄饥瘦,而且随时随地都可以看到饿莩,至于鸦片满野,萑苻塞途的情势犹在其次。若再提到军事和-的环境,则当时各军各自割据一方,即所谓「防区制」,在区内各征田赋,各取税收,漫无限制。至于交通方面除了蓉渝公路之外,与四面邻省完全隔绝,形同封闭。这种复杂困难的情形,当时许多同志认为我们无论如何努力改革,鉴于日本侵略的形势之发展,在时间上实在是迫不及待,决不能以四川作抗战根据地的。但是本人认定我们中国在对外抗战的形势上,四川地位的重要实远过于广东,因为广东僻处海隅,而我国海空防御力量薄弱,敌人的陆海空军随时可以到达;中央若再以广东为抗战的根据地,则随时可能被敌人消灭。而四川则远处西陲,形势天成,估计当时敌人的实力决不能深入到四川省来。至于当时四川-社会的情形虽不如吾人的理想,然本人认为四川在过去革命史上既有这种光荣的表现,则目前畸形的现象,未尝不可以加速的改变。因此本人仍认四川为抗战唯一的根据地。当时还有一种最难得的现象,就是自中正入川以后,四川同胞普遍的有二句口号,就是「拥护中央,统一四川。」其对中央爱护之诚与要求四川统一之切,实为各省所罕见。至今回想这二句口号所发生的功效之大,不只是为安定四川最大的因素,而且是后来成为抗战胜利唯一的基础。这是四川同胞对国家无上的贡献,亦是本人始终感念而不能或忘的。而且当时四川的军政当局刘故主席等,以及各位高级将领和社会贤达对我本人更是竭诚爱护,开诚商讨如何来改革四川的-,整顿四川的军队,转移四川的风气,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首先我们决定在三年之内,要完成川陕、川黔、川湘、川滇四条公路的干线,这在当时四川一部分人士是表示不满的,以为修筑这些崇山峻岭的公路无异建筑万里长城,不知要牺牲多少人力物力,但是我们到后来毕竟以四川一省的人力财力,不到两年时间,就将这些建设计划提早完成实现了。以如此蜀道多难的地形,而且毫无机械工具可资利用,能在这样短时期内完成这种艰巨的工作,这是出于中外人士意料之外的。后来这几条道路,对于抗战的效用之伟大,实在是不可以言语形容,这是大家所知道,不必本人多说了。至于当时防区制之取销,田赋税收之整顿,一般人都认为非有五年十年的时间,是不能解决的,然而我们亦在两年之内就完成顺利解决了。由此可见无论什么事情,只要我们在国民革命民族大义之下领导军民,共同一致,向正确的目标,抱坚定的意志,努力奋斗,是没有不成之理。过去抗战如此,今后建国亦必如此。只要我们党政军学社会各方面负责的领袖,能够在张主席领导之下,同心协力,发动四川全体同胞的力量,实行建设的计划,我相信五年之内,一定是可以建设成功一个新的四川,成为新中国的模范省。

         


      
       今后四川同胞努力的目标,自当以建设为第一。本人已经命令行政院指定四川为建设的示范省。今后中央对于各省建设的协助,无论人才经费,自然亦以四川为第一。中正今天更可以向各位负责申明,只要大局安定,中央在此三年至五年之间,一定要将成渝、天成、叙昆、渝筑,以及川康(西昌)五条铁路修筑完成,用全力来发展四川的交通,来奠立四川经济的基础与提高四川同胞的生活。交通之外,还有电气事业,扬子江水闸规模宏大,已在计划之中,此时我还不能说定完成的期限,但中央一定要设法首先完成都江堰的大电厂,使我们四川每个同胞都能蒙受其福利。不过这种伟大的工程事业,还要靠我们各位父老贤达,以及党政军负责同志亦如过去抗战期间一样的精神,领导全省同胞,同心一德,全力以赴,纔能收获事半功倍之效。

      
       最后还有一点要贡献于各位的,就是我们要完成四川的建设,使四川成为全国建国的模范省,关于改革社会的风气,是特别的重要。我在二十四年初入四川的时候,就抱定了这个转移风气,改革社会的志愿,但到现在这个抱负还没有完全实现,这是我在四川最大的遗憾。我觉得我们四川因为历史地理的关系,文化水准比较西南西北各省都高,优点是在一般同胞才智有余,而其流弊则伤于虚浮。补救之道,惟有以「诚」、「拙」、「实」三字为社会倡导,亦惟有以此诚、拙、实三字为今后教育的方针。惟诚者乃能制伪,惟拙者乃能制巧,惟实者乃能制浮。于此我要特别补述的一点,因为四川人才特别多,而且是特别聪明,所以我对四川人才,亦特别的留心与培植。自我入川以来,就有一个观念,总以为四川人才太多,非将他分派到全国各省,使他成为国家的人才,来为国家贡献不可。否则拥挤在四川一省,不仅为国家的损失,而且是四川的祸因。所以我当时就定下一个政策,要使四川文武人才,尤其是军队将领向省外发展,而亦使全国人才来协助四川的进步,这是我对四川开发和建设的一个根本政策。现在八年抗战,已获胜利,四川人才,尤其高级将领,可说十之八九,已在我们国民革命军领导之下,都已在革命历史上,获得光荣地位,而且完成了他们抗战的大业。如不成功,亦已成仁。这是我在四川八年之间,最足告慰于我们四川父老同胞的一件不注意的大事。而我们四川袍泽,亦没有辜负国家与同胞的期望。我相信这一个政策,无形之中,保全了四川不少的生命财产,而亦造就了四川各位将领不朽的功业,这实在是中正平生最足自慰的。我想四川文武人才,如果照我这个调剂人才的方针,皆能始终受我领导前进,那是没有一个人不能成功立业的。这是我所自信的。所以各位要我多培植四川人才,多派四川学生留学,这是我的责任,亦是我的志愿,请各位不必劳心。可是今后建国的工作尤难于抗战,我们必须以笃实践履、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坚苦卓绝,长期艰巨的奋斗,纔能达成我们伟大建国的目的。今后四川同胞人人负有建国的责任,所以希望人人都能以「诚」、「拙」、「实」三字为自立立人的南针,如此,乃可养成宏毅坚忍的伟大人格,担当艰巨重大的建国使命。尤其是今日在座的各位贤达和学校的先生们,务望担负此一重任,时时且以试、拙、实的精神,为社会的倡导,来树立今后四川健全的风尚。这种精神建设,比之物质建设尤为重要,切望各位特加努力,作为对于国家民族最大的贡献。

         


      
    本人留驻四川八年之久,四川可以说是本人的第二故乡,时常引以为荣。今日因为对于故乡的爱护之深和期望之切,所以对于各位的责望也就格外的殷勤,我相信各位一定能体察我这一片至诚,记取我这一次临别的赠言,共同一致,发奋为雄,把握目前大好的建国时机,发挥我们四川伟大的潜力,来建设新的四川,成为我们中国建国的模范省。这不仅是四川同胞之荣,亦是中国全国之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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