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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没的龙旗——北洋海军史略（血狼原创）zhu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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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步，而在此后150余年间，清统治者由于完全没有海上的威胁，水师几乎无用武之地，从装备到人员都已经不堪使用，在这个世界航海事业急速发展的年代，被彻底的甩下了。
当1840年的炮声在虎门外口响起，且不用说朝中老朽的士大夫们，即便是林则徐也认为水师技不如人，根本无法与战，只能退守陆防。
然而，林则徐也认识到“以船炮而言，本为防海必须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也不得不先事筹维”（《密陈办理鸦片不能歇手片》），并委托魏源编写出版了《海国图志》，首次明确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
然而遗憾的事，当时的整个帝国除了这极少数的有识之士以外，依然沉浸在古老的迷梦中，尽管道光帝曾经下令东南各省赶造战船，但整顿海军的尝试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停滞了。
历史在无言中前行到了1853年，当太平天国武装力量攻占了武汉，大军水陆并进，一举攻占江宁的时候，长江上百舸千帆尽是太平军战船，大清帝国水师兵败如山倒，迫使曾国藩重新组建了湘军水师。然而这支水师在当时的中国虽堪称精良悍勇，当放在抵御外侮的地位上恐怕较之原有的水师也未必有什么质的不同。飘花从前看《湘军记》的时候，曾见过曾国藩亲撰的《水师得胜歌》，当时出于好玩，记了下来，今天放到这里，却是另一种滋味……
三军听我苦口说，教你水战真秘诀；
第一船上要洁净，全仗神灵保性命；
早晚烧香扫灰尘，敬奉江神与炮神。
第二湾船要稀松，时时防火又防风；
打仗也要去得稀，切莫拥挤吃大亏。
第三军器要齐整，船板莫沾半点泥；
牛皮圈子挂桨柱，打湿水絮封药箱……
第四军中要肃静，大喊大叫需严谨；
半夜惊营莫急躁，探听贼情莫乱报……
第五打仗不要慌，老手心中有主张……
若是好汉打得近，越近贼船越有劲。
第六水师要演操，兼习长矛并短刀；
荡桨要快舵要稳，打炮总要习个准……
第七不可抢贼赃，怕他来杀回马枪；
又怕暗中藏火药，未曾得财先受伤。
第八水师莫上岸，只许一人当买办；
其余个个要守船，不可半步走河沿……
连曾国藩识见上不过如此，其余人等又能有怎样的见识！
倒是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记载：1861年与曾国藩并为时人所重的胡林翼在统大军合围安庆后，策马登山，观察地势时，“忽见两艘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于是变色不语，勒马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不数月，薨于军中。”
不过，太平天国席卷整个南中国的燎原烈火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的海军变革。李泰国建议清廷“宜买此轮船数只，扫除狂寇”。（《怡良等奏英怂恿中国买其炮船并允助战已予批驳》），尽管因第二次鸦片战争导致计划延后数年，但也让清廷进一步认识到，原有的绿营水师也好，改为长江水师的湘军水师也好，镇压太平军尚勉强可用，但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根本无法对抗。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明确指出：“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1861年，发生了几件后来对中国海军建设有深远影响的大事是在这里必须予以纪录的。
其一是咸丰之死、同治登基和北京政变，顾命八臣被两宫垂帘贺恭亲王议政所取代。
其次就是李秀成大军攻克宁波、杭州，兵锋直逼上海。
恭亲王的上台对于中国海军建设的重大意义在以后会有比较详细地阐述，作为洋务运动在清廷中央的的总代表和曾、李等人在中央的总后台，其意义和影响也是比较深远的；但李秀成大军的胜利对于清廷却是极为沉重的打击。由于当时西方列强普遍观望中国大地的这场内战，并都想从中渔利，清廷不能不考虑到太平军与西方列强合作的可能。而李秀成兵指上海的目的，在清廷得到的情报中其中一条就是借此向外国购买一批炮船。这不能不使得恭亲王等清廷中枢震惊。因此，1862年1月31日、2月1日连续两天之内，恭亲王即以总理衙门名义致信江苏巡抚薛焕、两广总督劳崇光、福州将军文清，令其迅速筹款购舰。3月14日，继任海关总监的赫德接到总理衙门的指示，命其通知李泰国，立即在英国购买并装备舰队，并迅速开往中国，已备战事。
李泰国迅速筹备，通过外交大臣罗素，很快就购买了6艘炮舰（“北京”号、“中国”号、“厦门”号、“广东”号、“天津”号、“江苏”号，另有供应船1艘、快艇1艘）。舰队由阿思本指挥。这就是后来众所周知的“李——阿舰队”。
李泰国在1863年1月与阿思本签订了13条合同，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建立外海水师，阿思本允作总统4年，除阿思本外，中国不得另延外国人作总统。中国所有外国样式船只，或内地船雇外国人管理者，或中国调用官民所置各轮船，议定嗣后均归阿思本一律管辖调度。
2、阿思本只执行李泰国转交的中国皇帝命令。若由别人传谕，则未能遵行。如有阿思本不能照办之事，则李泰国未便传谕。
3、所有此项水师各船员弁、兵丁、水手均由阿思本选用，仍需李泰国应允，方可准行。
4、此项水师，俱是外国水师，应挂外国杨石砌好。因为船上是外国人，非有外国旗号，才能尽心尽力；也是外国各商不敢藐视。所设计旗样为：绿底，中用-两条相交，心内画黄龙尖旗。（以上引自《清末海军史料》）
之所以特别把这一段加入，不仅仅因为这是英国试图全面控制中国海军的企图，也不仅仅因为李泰国所签订的这份合同完全没有经过总理衙门的批准和授权，更重要的是其后来的影响。对此在后文将有阐述，此处特意列出，以作对比参照之用。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对这一舰队极其反感。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说：“此次总理衙门奏定条议，将兵柄全予李泰国，而令中国大吏居节制之虚号，不特蔡国祥如骈拇枝指，即吾二人，亦从何处着手？”（蔡国祥为湘军水师悍将，届时在总理衙门与李泰国反复交涉达成一个协定后被任命为舰队的汉总统）（此处引自《曾国藩全集》）。
今天飘花看来，李泰国所设想的不仅仅是英帝国主义者控制中国军事力量的企图，也包含了另外一种观念——中央集权观念。舰队不听从各省督抚大员，而直接接受中央政权——皇帝的命令，类似湘军、淮军这样的由地方编练、对地方负责的武装是不能也不应该存在的。这是英国法权观念的一种另类体现。然而，晚清时期内外困顿，中枢积弱，实权更多的分掌在各地方汉族大员的手中。清廷既没有决心、信心，也没有实力来推动这一重大的、根本性的改革，更何况清廷本身对于兵权问题也是同样警惕，明确照会英国公使卜鲁斯：“中国兵权不可假于外人”。甚至赫德也在日记中明确表示：“李泰国不会成功”（赫德《至金登干》）
其结果是后人皆知的：李——阿舰队被解散，船只被撤回变价出售，李泰国的总税务司被赫德接替。对此，飘花认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新败之后，清廷如此迅速的给出了强硬的外交抵抗，不能不认为是一次重要的值得分析的事件。在这一事件中，中国方面首次开始计划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装备，应当是洋务运动的先声。但从一开始就遭遇到西方列强企图控制的严峻挑战，不仅给后来的一系列洋务运动中与外国人的合作打下了阴影，而且把完全可能重新组建，归自己学习、掌握的的船队“变价出售”，不惜巨大的损失，仅仅是为了“折对手骄气”，今天看来并非完全妥善，更多的是一种不成熟的致气心态，不能说不是错过了第一个机会。
李——阿舰队计划虽然失败，但是触动了清廷敏感的神经。与此同时，一个在晚清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也逐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字渐甫，号少荃，安徽合肥人。父李文安，与曾国藩同为道光十八年进士，故1844年李鸿章中举之后即投入曾国藩幕下，1847年中进士，其八股为世人所重，文采飞扬。其同年中包括后来著名的张之万、沈葆桢、何璟、郭嵩焘、马新贻等人。1853年再次投入曾国藩幕下参赞军机，1862年根据曾国藩命令，组建7000淮勇东奔上海，并署江苏巡抚，自此开始了他波澜起伏的悲剧人生。
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各支武装力量中，李鸿章的淮军与诸军不同，远不像湘军一般重视义理纲常的教育，部下能战之将、能文之臣也远远不及湘军集团（这里请注意对比后来北洋海军将领的特点），但李鸿章非常重视“西法”。部下淮军基本装备西式枪炮，按照西方操典训练，因而实际战斗力更在湘军之上。1863年，李鸿章率淮军协同湘军与太平军激烈交战，为了满足己方的后勤需要，不至全操于外国人之手，李鸿章特别奏请催调同知衔候补道丁日昌抵沪主持制造事宜。这就是江南制造局的先声！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死亡，太平天国覆灭指日可待。清廷从中枢到地方一致将目光开始转向国外。2日，总理衙门即提出了震惊全国的《同治三年四月戊戌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奏》：
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自洋人构衅以来，至今数十年矣。殆咸丰年间，内患外侮一时并至，岂尽武臣之不善治兵哉！抑有制胜之兵，而无制胜之器，故不能所向无敌耳……臣等每于公余之际，反复筹维，洋人之向背，莫不以中国之强弱为衡……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潜慑其狡焉思逞之计。否则我无可恃，恐难保无轻我之心。设或一朝反复，诚非仓猝所能筹画万全。今既知其取胜之资，即当穷其取胜之术，岂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
另附有李鸿章至总理衙门的信件，在当时更是“不可思议”之言：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巧，以为不必雪；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今天的中国史学界普遍认为，这正是洋务运动开始的标志。而中国海军的真正发展，也就伴随着步履维艰的洋务运动开始了！
中国最早尝试建造近代轮船的，是徐寿和华蘅芳。1862年，两人在曾国藩的要求下，在安庆军械所开始尝试依照魏源的《海国图志》和郑复光的《火轮船图说》建造轮船。1865年中国第一艘实用蒸汽船“黄鹄”在南京建造成功（安庆军械所随着湘军攻克天京迁往南京）。同年，丁日昌在虹口购买了美商开办的旗记铁厂，李鸿章又将丁日昌原来开办的炮局及总兵韩殿甲的炮局并入，并新配备了容闳在美国购买的一批机器，曾李两人由此正式奏请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原安庆军械所大批技术骨干随即进入江南制造总局，开始了江南制造总局至今150年与中国海军建设同呼吸、共命运的艰辛历程。
最初的江南制造局主要是制造-，以供清廷围剿捻军所需。但1867年5月16日，清廷即批准了曾国藩提留部分海关税款造船的请求。徐寿和华蘅芳等人立即组织技术人员进行试制。1868年7月，“恬吉”下水，其技术性能大大超过了“黄鹄”，令中国官民激动非常。曾国藩首次鼓舞，再次提请增加造船经费。受此激励，1869年5月，“操江”完工，10月，“测海”下水，次年10月，“威靖”竣工。到1872年5月，排水量达2800吨，1800马力，安装有20门火炮的“镇安”舰下水之际，江南制造局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初步的技术学习阶段。
然而这一阶段造船，依然体现了近代中国技术落后的严重问题。除了“镇安”及后来的同型舰“驭远”与国外同级别军舰尚有可较之处外，其余船只不过是炮艇罢了。且由于国内经济、技术贫弱，大批原材料只能从国外进口，且主持建造的也依旧是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建一船所耗费的财力，往往超过外购军舰的一倍还多。从经济帐上算，这是不合适的。而且整个清军陆军正在全面换装，加之围剿捻军余部的压力，江南制造局的主要精力不得不用于大量的-。因此，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尽管曾国藩、李鸿章、马新贻等人全力支持，也没有能够继续开工。中国国产舰船的建造转到了左宗棠开办的福州船政局。
1866年，左宗棠上书清廷，提请建设福州船政局。与李鸿章相比，左宗棠更清醒地认识到拥有自己的制造能力的重要作用。而以恭亲王为首的清廷虽然担心李——阿舰队的教训，但对于练兵制器的重要意义也同样认识深刻。因而痛快的答复了左宗棠的计划。鉴于李——阿舰队的教训，左宗棠十分重视保证中国方面掌握权力，与法国方面所定的条约规定相当细致。但不久，左宗棠就因为受命西征而必须离开闽浙总督的位置。临行前，左宗棠唯恐船政局半途而废，乃推举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接替自己主管船政局的全面工作。
沈葆桢接掌船政局后，船政局各项规章制度及生产开始走向正轨。至同治十二年（1874年），船政局已经先后制造了“万年青”、“湄云”、“福星”、“伏波”、“安澜”、“镇海”、“扬武”、“飞云”、“靖远”、“振威”、“济安”、“永保”、“海镜”、“琛航”、“大雅”15艘舰船。但同江南制造局一样，存在着自制舰船成本费用过高，仍需要进口外国原材料、主要产品仍需要外国工程师主持建造等一系列问题。然而，考虑到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有制造业基础，也完全没有技术储备，能达到这样的程度，依然应该说是给中国的海军装备建设打开了一个艰难但却还算不坏的开局。
在江南制造局和福州船政局的机器开始轰鸣运转之际，一个在中国海军史上甚至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更为重要的事情在悄无声息中开始了。它就是福州船政学堂。
福州船政学堂与福州船政局几乎是同时开办的，创始人也是左宗棠。左宗棠根据其行军治政的经验，意识到舰船易造，人才难求。最重要的还是要培养出一批能够驾驶近代舰船巡守海疆的人才，而这样的人才同制造、技术一样，国内毫无根基，只能从现在开始着手培养因此，在与法国方面签订的条约中，专门规定了创办学堂，教授制造、驾驶知识的内容。
1867年1月6日，学堂正式开学，招收了严宗光（严复）、罗丰禄、林泰增、方伯谦、林永升、黄建勋、蒋超英、叶祖圭，邱宝仁、何心川等数十人，年龄均在12-15岁之间。后又招入张成、吕翰、邓世昌、林国祥等。从首届学生的地域看，主要以福建省人士居多，其他省皆少，这主要是由于习惯、传统及路途等原因，但也因此导致了后来海军中几乎成了福建人的天下，福建人相互援引、支持，对非闽籍将领排挤，逐渐形成了后来所称的“闽党”，似乎正是由此开端的……但不管怎么说，船政学堂培养出了中国海军第一批指挥官，解决了近代战舰无人可以操作、指挥的严峻问题，为近代中国海军的发展奠定了极其重要的根基。
在这一期间，发生了一件必须非常重视的事件——日本侵台。
1868年日本倒幕派成功夺取政权之后，即迅速开始组建了新型的海军。1874年，日本即派出其当时并不强大的海陆军力量威逼琉球、入侵台湾。
清政府一开始一无所知。直至日军5月7日在台湾登陆后才发觉日本的企图。5月14日，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授权节制福建省镇道以下各官，江苏、广东沿海各口轮船准其调遣。随即沈即率“安澜”、“伏波”、“飞云”3舰抵台，之后又调“扬武”等舰常驻澎湖，“福清”等舰分驻台北、厦门、福州，掩护淮军武毅铭字军6000余人登台。从而在陆上、海上对日军都形成了巨大的威胁。在中国方面的巨大军事压力下，日本被迫和谈。然而由于当时清廷在多个方向都有严重的危机（西北阿古柏叛乱，南方因越南狱法国关系殊为紧张），因此在美、英、法三国的调停下，清廷决计妥协，以50万两白银了结了此事。
此次台湾事件，对双方影响均极为重大。日本方面深刻的体会到了海军在侵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随即从英国进口了“扶桑”、“金刚”、“比睿”等舰，加强自身海军建设。而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也意识到日本已经成为中国近在咫尺的最危险的敌人，对海军建设的重要性逐渐形成共识。
但综观来看，飘花认为，这次日本进犯是在其羽翼未丰的情况下的一次冒险。清廷没有能够借此机会倾力进击日本，确实是一次重大的战略失败。依照当时的清廷实力，并非没有力量将战争转移到日本本土，迫使日本签订城下之盟。而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完全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摆脱当时的艰难局面，甚至可能导致日后中日局面的全面变化。然而清廷之所以如此缺乏决战的决心。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国内、国际局势的交困。陆军精锐开赴西北平叛，其背后有沙俄的阴影；西南则与法国争夺日趋激烈，不得不遣军以防。且自鸦片战争以来，外战屡战屡败，也确实极大的挫伤了清廷从中枢到地方各级决策者的自信心。没有开战，也实在是出于无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清廷面临的困局了。
在中日签署《北京专条》之后，总理衙门立即上疏，明确指出台湾事件被迫签和的根本原因在于国防力量的严重不足，原拟定的各项国防政策在“清流”们的严重阻力下多未能实行，导致面对多方危机时没有足够可靠的依仗力量。明确指出：当务之急乃是“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六条紧急待办的事宜。并将该疏发往各地讨论。
与此同时，丁日昌也向清廷提出了《海洋水师章程》，首次明确提出了建立三洋新式水师，以近代军舰完全取代旧式师船的构想。这一设想得到了总理衙门的赞同，尤其是得到了军机大臣、大学士文祥的鼎力支持。总理衙门的清廷中枢们明确意识到，日本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国防的主要敌人了。然而，晚清的官僚们毕竟都是旧式文人出身，真正了解洋务的官僚仕宦非常少有，对于19世纪的世界重大变革缺乏足够的了解，也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因此，对日本的明治维新所带来的重大变化并没有足够的认识。在目标上虽然已经达成了基本一致，而且显然判断也相当准确，但在具体的筹划和准备工作中，显然是不够的。而且台湾事变迅速平息，“清流”们也根本没有身在中枢和东南沿海的官僚们的切身感受，并没有意识到这一事变的意义何在，“皆幸倭事速了，意乃不以为耻辱”，从舆论上反而对革新依旧百般擎肘，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士大夫阶层的保守、陈腐性展露无疑。
1875年，同治驾崩，然而这对于中国的海防建设来说，反而是一件好事。为稳定时局，李鸿章被任命为文华殿大学士（清代不设丞相，以大学士为内阁首领，其中又以文华殿大学士为首辅），积极支持海军建设的文祥升任武英殿大学士，海军建设由此得到了中枢的全力支持。此时远在揭阳丁忧的丁日昌在李鸿章等人的要求下，再次呈递了复奏，详细阐明了自己的思路。他认为清廷在外交上应暂时努力确保和平环境，迅速加强陆海军建设。尤其在海防建设上，鉴于海岸线绵长，海域辽阔，必须建设一支庞大的近代舰队，尽管目前由于本国技术、工业都相当落后，但如果不努力保证自己拥有建造能力，则“终受人把持，终无自强之日”。在大力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借鉴外国先进经验，在国内大力开发经济，尤其对当时强大的“清流”复古反洋思潮予以了猛烈的批判：
“西国事事必求远胜古人，故术日习而日精；中国事事必求效法古人，然辩论多而事之业少，虚文多而真诣少，古人之糟粕存而古人之实意亡矣！夫铁船飞炮，古人所无之物，亦古书未载之条，嗜古者固无怪其不欲弃我之长，效彼之长。然使彼仅以船炮自囿于泰西，则我何妨以戈矛自足于中土？无我弱一分，则敌强一分，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安危祸福之间，固有稍纵即逝者。”（《代奏丁日昌议复海防六条折》）
这份6000余言的奏折其实可以看作是早期洋务派官僚的总目标与总规划，不仅翔实具体的提出了练兵、造船、工业等方面的具体计划与措施，更是把思路展开，从国防推及到国家发展的全局战略规划，如果当时清廷能够完全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恐怕日后必定是另一个局面。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份奏折虽然得到了恭亲王、文祥、李鸿章等人的大力支持，却几乎万全未能实现。其原因就是以“清流”自居的汉族士大夫群体和保守的京官们的全力阻挠。通政使于凌辰上书攻击说：“古圣先贤所谓用夏变夷者，李鸿章、丁日昌直欲不用夷变夏不止”。他认为，李、丁等人讲求洋学，延用洋器，就必定已精修洋业洋学为取士标准，则仁义廉耻必定会被弃置敝履，危难之时无人可共国家缓急。因此，他声称：“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也。”“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复不可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项掷之汪洋也。”（《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通政使于凌辰奏折》）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更是一折五片，抨击丁日昌“矫饬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丁鬼奴”，对大力兴建海军，自行建造、购买近代战舰更是嗤之以鼻，声称：“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洋枪、洋炮，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舳板、快蟹、长龙等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之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以固江海之防矣。”（《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大理寺少卿王家璧奏折及附片》）两人的背后，其实是一大批对洋务变法坚决抵制的士大夫官僚，其直接目的是阻止丁日昌出任两江总督，更深层次的是对洋务运动的全面否定。
由此，飘花不得不慨叹，在这个纷乱复杂的年代，在这个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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