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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宿州隋唐大运河遗址首次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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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四个月紧张有序的工作，累计考古勘探面积20000平方米，发掘遗址面积600平方米，清理发掘水井4眼，墓葬1座、灰坑1个，出土各类小件文物(含完整器物)1440余件，在发掘的河床内还出土数十万计瓷片，取得了重要收获。
这次抢救性发掘是隋唐大运河（通济渠）流经宿州的遗址中的一小段。为完整科学地解剖古运河在宿州 境内的结构，依据考古勘探资料，我们这次发掘的地点选在文化层较厚，遗迹现象较多的地段进行。大运河东西向流经，我们先做了一个南北横截面。经发掘得知，古运河河口宽为32.65米，河底宽近20米，深5米，河口南高北低(指迄今存在的)，南端高出北端近1米(河道内的淤砂堆积基本上证明了这个事实)。其后为了补充有关资料，抢救发掘出河道内更多文物，7月16日至8月5日又向东进行两次扩方。依照河道的断面堆积情况，将文化层自晚至早分为九层，基本从事实上反映了河道的开凿、使用、废弃的年代。首次掌握了运河河床剖面的第一手资料，弄清了运河宽度及河床基本结构，基本掌握了运河开凿技术、疏浚、使用等信息。
隋唐大运河宿州段首次考古发掘出的文物种类多、数量大， 主要有瓷器、陶器、铜器、铁器、骨器、石器、琉璃器、玉器等，动物骨骼也出土了不少，同样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其中瓷器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出土文物的85%，经初步科学整理，瓷器归属的窑系有安徽寿州窑、萧窑、淮北烈山窑；浙江的越窑、方坦窑；江西的吉州窑、景德镇窑；福建的建窑；湖南的长沙窑、岳州窑；河南的巩县窑、钧窑、鹤壁窑、界庄窑；陕西的耀州窑、黄堡窑；河北的邢窑、定窑、磁州窑等。出土瓷器涉及窑口众多，数量大，器类丰富，实属罕见。尤其是唐代文化层出土的巩县窑绞胎枕、三彩枕，长沙窑褐釉象座枕，寿州窑黑釉瓷枕，北宋文化层出土的磁州窑珍珠地花卉 白釉钵，定窑花口瓜棱腹小底青白瓷瓶等造型典雅，工艺精湛，实属不可多得的珍品。另出土的唐代骨篦、骨笄、骨钗，宋代水晶坠饰，出土的唐宋瓷塑人物、玩具、动物都别具一格，耐人玩味。出土瓷器中，常见的器类有：碗、盏、罐、水盂、执壶、碟、钵、盘、洗、盆、灯台、灯盏等生活用具；捶丸、色子、围棋子、弹丸等文体用具；钗、笄、簪、粉盒、油盒、水晶坠饰、梳、篦等装饰用品；压舌板、药碾、碾轮等医用品；狗、羊、雁、马、哨等玩具。
唐宋时期二十余个窑系瓷器的出土，进一步说明中国在这两个时期制瓷业十分发达，它不仅产量大，而且品类多，质量高，制瓷工艺技术多样。不同三彩器物的出土，表明在唐代不仅河南巩县生产了大量三彩器，而且陕西的黄堡窑、密县窑，河北的邢窑、曲阳窑等亦生产三彩器，并且其品类较多，产品质量、工艺、技术不亚于巩县窑，这对全面深入研究唐代的三彩器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唐代各时期萧县白土窑（萧窑）碗、盏、执壶、罐、水盂等器物的出土，说明萧窑最迟在唐初烧制瓷器，而且窑场大，尤其是碗底有款(一般是一字，亦有三字)的黄釉碗出土，说明在唐早中期萧窑制瓷技术已臻成熟，产品不仅在本地周边销售，而且尚远销外地。另一方面，萧窑与淮南的寿州窑即有内在关联，又有各自特点，差别较为明显，这些差别不仅是釉色，而且在器胎厚薄、形制、烧制温度上亦大相径庭。因此，这对我们确定萧窑在历史上的地位意义重大。
这次通济渠遗址发掘当是中国运河考古的又一次重要考古实践，它为深入研究“运河文化”及唐、五代、宋瓷器等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实物资料。发掘很小的面积，出土如此多珍贵文物，充分说明了隋唐大运河遗址不愧为一座地下文物宝库，使人们能直观感受到隋唐大运河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隋、唐、宋各时期，若没有大运河漕运，便没有各时期的-稳定、文化繁荣、经济发达，或者说没有隋唐大运河，恢恢大唐的繁盛气象和北宋的经济繁荣都是不可想象的。大量的二十余个窑系瓷器出土，再现了高度发达的唐、五代、宋时期中国陶瓷业，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当时商品流通的发达和经济的繁荣。
这次发掘告诉人们隋唐大运河的文化积淀深厚，它当是隋、唐、宋各时代的缩影，研究中国漕运史、商贸史、陶瓷史及隋、唐、宋的兴衰史设若离开对大运河的研究，将是极大的缺憾。隋唐大运河曾经是维系中华民族繁荣延续的脐带，值得我们全面深入研究，值得大力保护。
这次发掘对于宿州古运河的保护具有开创意义。9月，宿州市政府已将隋唐大运河遗址宿州段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市直有关部门正在认真研究，制定保护规划，落实保护措施。（文：高雷 贾庆元 摄影：程京安 任一龙）（2006年12月8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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