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后半叶，人类对历史遗产价值的认识日益深刻化，对遗产保护的领域日益扩大化，这无疑是一种进步。２００２年４月３日我在答《光明日报》记者问时评价了这种进步。我说：“国际遗产概念的扩大化和深刻化以及遗产保护的全球化，可以说是２０世纪人类最富有历史智慧的行动之一”。但是智慧毕竟是智慧，它还不是科学。我们距离建立一个包含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在内的统一的广义的文化遗产理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提上日程的时间毕竟太短，它的社会实践刚刚开始。没有成熟的实践就不会有成熟的理论，反之，没有深入的理论研究就没有成熟的行动指南，这是认识与实践反复深化的过程。我在２００２年５月发表的《当理论贫困时，还是让我们先做起来》，２００２年１０月在上海国际论坛发表的《中国博物馆与无形遗产》，２００４年５月北京国际论坛上发表的《无形遗产的特殊价值及其局限》，同月发表的《无形遗产就是无形遗产》，以及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发表的《无形遗产的五个基本问题》，就是对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同一性及差异性的初步探讨（均收入苏东海论文选《博物馆的沉思》卷二）。概括起来说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属于文化现象，这是它们之间同质的方面，但是遗产存在的形式却有很多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使广义遗产理论的生成，陷入困境。我认为有三个难题需要逾越：

    其一，物质与精神的差异

    传统理解的文化遗产都是物质的、有形的，都是可视的、可触摸的。物质性是文化遗产存在的传统形式。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都寓于物之中，物是文化遗产精神价值存在的外壳，或说是它的外在形式。没有这个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