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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传统手工艺新探——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几个问题

    、酿酒烹调等手艺。假若没有掌握各自的手艺,就不能婚嫁、不能自立门户,就没有社会地位。如:景颇族没有专门从事建筑的工匠,但凡是挎长刀的男子,没有一个不会盖竹楼的。景颇族姑娘若不会织布酿酒就嫁不出去。第二,利用本土材料,在不误农时的前提下业余从艺制作产品,自给自足解决生产生活所需,产品不作为商品出售。第三,集体无意识传承技艺。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族,对传统技艺的传承是通过目染耳濡,从儿童时期开始,男孩随父女孩随母,不仅接受前辈手教口传,有的还把手工技艺编成歌曲传唱,如:壮族、哈尼族、拉祜族、苗族等,男人和女人都有自己学习传统手艺的歌。有的还把生产劳动中某一技艺,编成歌舞,在节庆、祭祀活动中唱、跳,寓教于乐。有关生产劳动和传统手工艺的技艺和经验,成为每个人应掌握的知识和向未成年公民传授的“教材”。手工艺品属全民性创造,全民性享用,制作技艺和造型风格具有人类手工艺萌芽期的诸多特征。
     
        全民性手工艺六类和代表性产品为:编织工艺、土陶工艺、竹木工艺、纺织工艺、染缬工艺、刺绣工艺。
     
        “个体性手工艺”是与“全民性手工艺”相比较而言。云南少数民族何时出现的专业性手工艺人,很难从史料中查找,但是从考古发掘出土的器物可以知晓: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约春秋时代的中晚期,云南已进入青铜时代。从楚雄万家坝和祥云大波那墓葬出土的青铜器看,斧、锄、凿等生产工具(铜斧还兼作武器),剑、戈、矛、戎等兵器和铜鼓、编钟等器物,都体现了很强的技艺,应当是专业工匠所为。青铜是一种合金,它较红铜质地坚硬,没有专业的技艺、专业的制作工具和专业制作时间是不可能完成的,由此定格了云南少数民族从进入青铜时代起,就已出现了全民性工艺和个体性工艺并存的格局。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以全民性工艺为主的山区民族村寨,也逐步分离出个体性手工艺人,多为制作铁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的铁匠和制作银饰品的银匠。他们解决了村民的急需,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个别民族和个别村寨,直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仍然没有个体性的手工艺人。
     
        综观云南少数民族传统手工艺,个体性手工艺人主要以坝区民族为主,它依托着坝区的城镇交易市场日益壮大,产生了许多以手艺谋生的个体工匠。个体性手工艺人有如下特点:第一,专业性:个体性手工艺人需要一整套专业的、特殊的生产工具,掌握技术性很强的专业技术,使用并非本村寨拥有的专门原料,在家中办起专门的手工艺生产作坊,成为半脱离或全脱离农业生产,专业从事手工艺品制作的手工艺人。第二,产品作为商品;个体性手工艺人无论是以产品交换其他物资,或购买原料加工产品,或者是应客户要求来料加工,收取加工费用,都是以制作手工艺品出售谋生,把产品作为商品。第三,个体手工技艺的传承是有意识的,不管是父传子还是拜师学艺,他们是有意识地传承手工技艺。有行业礼仪和共同供奉与中原相类似的行业神。
     
        个体性手工艺的类别是:金属工艺、木雕工艺、髹漆工艺、骨角工艺、毛纺工艺、皮革工艺、陶瓷工艺、石雕工艺、泥塑工艺、绘画工艺、剪纸工艺、彩扎工艺、皮影工艺。

        从云南手工艺史看两大群体的特征
     
        两大手工艺群体并存,这也是云南典型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铸就的云南特色。两大手工艺群体的共性和个性、不同的生产方式和传承方式,无论从民族学、工艺美术学等方面看都显得弥足珍贵。
     
        追溯云南民族民间手工艺的历史,其源远流长,伴随着人类在云南这方土地上的发展史。云南手工艺三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是: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在云南设益州郡;公元829年,南诏攻破成都,俘虏了数万名男女工匠到云南;公元1368年,明朝廷移民40~50万人屯田戍边,把内地的文化和工艺技术大规模地引入云南。这三个时期中原文化作为强势文化影响云南,一次高过一次;在提高云南的手工技艺、增加工艺品类的同时,也在抹杀云南工艺品的个性特征,这些集中反映在坝区的个体性工艺上。云南个体手工艺的地域性特征和承载的非物质文化越来越少。
     
        在山川阻隔的边疆和内地广大山区,与坝区相比极不平衡,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尚未完全摆脱刀耕火种和刻术结绳记事的落后状况,全民性手工艺产品仍然占有主导地位;云南民族崇尚传统,民族认同感很强,集体无意识的传承使很多民间手工艺品,时至今日还保持着很多原始风貌,延续着千百年手工艺品制作和手工技艺传承的古老方式,顽强地保留着云南独有的地域性特征,“活化石”般地展示了一部手工艺的萌芽史;是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涉及到少数民族最多、存在状态最濒危,同时也是最具魅力之处。

        关注手工艺品承载的非物质文化
     
        2002年中国发起并率先签署了国际上第一个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区性博物馆公约《上海宪章》以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日益受到全球的关注。虽然称为“口头和非物质”,但与“物”又密不可分,例如音乐的乐器、戏曲和舞蹈的道具、礼仪和节庆的象征物、信仰和崇拜的物象等,都是手工艺制品。云南民族特别是15个云南独有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工艺美术品直接反映着一个地区的生产力和经济状况、-制度:“江宁织造”专为朝廷织造服装,不惜血本,致使云锦精美绝伦,举世无双。富甲天下的徽商和江南告老还乡的官宦、士大夫,有经济实力使用最昂贵的木材,请技巧最高的工匠、支付最耗时的工资,才能有徽派建筑、江南私家园林、明式家具等。同时也成就了大批的个体手工艺人。在云南没有产生“宫廷工艺”、“文人(士大夫)工艺”的土壤,无论“全民性手工艺”还是“个体性手工艺”皆属“民间工艺”。历史上,中原地区民间工艺品和宫廷工艺品的互动,如陶瓷,民间的陶瓷精品被升格为官窑,从而又促进了民窑产品;清代大批文人画家介入宜兴紫砂陶的制作,民间陶工提高了文化素质,相互交融产生了紫砂茶具精品。云南民族民间工艺品,历史上就缺少这种磨合。这也是云南的某些个体手工艺稍次于中原同一技艺的原因。我们不能用“宫廷工艺”、“文人(士大夫)工艺”来苛求“民间工艺”。
     
        多年来以收藏、展示中国传统工艺美术品的博物馆,注重的是墓葬出土的地藏文物,而这些都是王公贵族阶级享用的器物,当属“宫廷工艺”,对即将消失和正在消失的民俗文化即“民间工艺”缺乏关注,强调此类文物时代近,不为“贵器”。由于这种偏见,使许多民俗文物被遗弃、被毁坏。最令人担忧的是少数民族的“全民性手工艺品”,如民居建筑和一些反映宗教民俗的手工艺品面临消亡。
     
        国内外人类学者都把云南称为民族民居博物馆,干栏式、井干式、土掌房、蘑菇房等民居,是我们祖先适应生存环境适形、适材、适艺的智慧结晶,是云南非物质文化遗产颇具特色的一部分,它沉积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承载着民族传统习俗;传统民居的每一构件,各民族都附以一种象征、信仰与传说,深厚的文化底蕴使它具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文物性质,在中国乃至世界建筑史上都具有活化石的意义,是祖先留给我们宝贵遗产。当然,传统民居并非十全十美:竹木结构寿世性短,需不断修缮,消防安全也存在隐患;加上人口增长,建房用材和生活烧柴严重地威胁着森林,即使退耕还林还草也难以解决木材资源的匮乏。而且,各民族都要与时俱进,追求美好的生活,全部要求禁锢在一成不变的传统村寨中,是不可能也是不人道的。但是,不能为追求发展就抛去传统和破坏自己的传统文化;丽江当年就是择地另建新城保住了古城这一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能否用这种方法每县保护5~10个传统村寨,并把它打造成让游客体验异质文化的景点呢?能否理智地利用好旅游市场这把双刃剑,既保护了传统文化又振兴了旅游业。决不能在扶贫攻坚规划中,在某年内消灭茅草房的口号中,忽视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假若讲究一刀齐,我们就会像失去古城一样,丧失最后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民间传统文化村寨。
     
        云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复杂而又艰巨,确实令职能部门和专家绞尽脑汁,笔者也参与其中的工作深知其中甘苦,比如说少数民族的服饰保护又呈现出另一种状况:云南除汉族外有25个少数民族共64个支系,理论上讲就有64套不同的服饰;但事实并非如此:如石林彝族支系撒尼服饰,圭山的就与北大村的不一样、邱北普者黑的撒尼服饰又与石林的不一样。沧源佤族自治县内,布饶克支系的佤族,不同的服饰就有十多种。云南绝大部分民族都有相类似的情况,笔者与相关专家估计,云南民族不同服饰近500多种,怎样保护?服饰是一个民族(支系)的名片,汇集着一个民族的智慧与手艺,荣辱与悲欢;顾此失彼,会伤害民族感情,不如以保护各民族都离不开的编、织、染、绣等的服饰制作工艺会更好。保护了服饰制作的主要技艺,也就保护了服饰的主要特点,而且这些工艺能更好地依托市场进行开发。
     
        技艺属非物质文化,但是,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不能简单地把手工技艺作为评判标准,用个体性手工艺的技艺来苛求全民性工艺;要重视手工艺品的文化内涵。例如以剑川木雕的工艺技巧来评判佤族木雕就会觉得它的工艺技巧粗陋。但是,当你认识到佤族镖牛桩犹如一个站立的头长双角的人,雕有象征祖先的眼睛和日月星辰的五官、身躯,有的还特意把腹部处理成凸突状像一个孕妇,它暗示着佤族图腾崇拜中人与牛的关系。它是云南民族的手工艺品中唯一能称得上图腾柱的,承载着佤族的史诗、神话、传说和信仰等非物质文化。
     
        祭祀木人是以木人代替猎人头。旧时,佤族从外寨借人头来祭祀时,先用木头雕成木人,待借来的人头进寨后,把制作好的木人竖起,和人头一起按猎头血祭的最高祭典祭祀。祭毕,把人头送还,木人插到神林永久供奉。木人雕有五官身躯和男女生殖器,并用棕毛钉在不同的部位当毛发,圆卵石当眼珠,蓝色的染料涂全身。它标志着制作者和使用者对猎头血祭习俗带来的惨痛后果有了深刻的认识,是佤族猎头血祭习俗走向衰败期的重要物证,承载着佤族的宗教祭典和农耕习俗。在民族学和民俗学上是极其宝贵的文物。此外,哈尼族、景颇族等,除了本民族的建筑外,还有一批木雕工艺品,如哈尼族的寨门,景颇族的木脑示栋、坟头桩等,它们和佤族木雕剽牛桩、祭祀木人一样皆属全民性手工艺品,具有原始文化的底蕴,狞励之美令人震撼,粗犷强悍的造型充满地域性特征。
     
        在陶瓷工艺类,建水无釉磨光紫砂陶是有文人介入、受文人美术影响较深的个体手工艺品,不能以它的技艺来评判历史“活化石”般的土陶制作,泥条盘筑、平地起烧的新石器时期的技艺仍然存活在傣族、怒族的村寨中,这就是它的价值。
     
        在保护工作中又要注重不同的技艺,如:斑铜工艺由于资源和一些保密技术的优势成为云南的特色工艺,它分为生斑铜和熟斑铜,生斑铜是一种含有其他金属成分的天然结晶铜,不能冶炼,遇高温即丧失斑纹,属只能在低温下锤打的锻造工艺,故难以完成复杂的造型;但锤打延展成片后,在樱-或橘黄、咖啡色中闪烁着金黄交错的奇妙斑纹,仿佛古建筑物板壁上斑驳陆离的陈迹,民间称为“板壁铜”。熟斑铜则采用多种元素合金浇铸成型,打磨后药物处理显斑,一般人难辨生熟。这是因材施艺,不能用熟斑铜浇铸成型的复杂造型来苛求生斑器型。注重保护云南的特色工艺,如:乌铜走银(金)工艺和“锡工艺”等。
     
        云南手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是一个重要的大课题,需要有更多的人来投身其中。

    (2006年9月1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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