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严重破坏的危险》，评述：“中国保护文物古迹任重道远……”北京市政府也注意到这个问题，最近提出：“要把古都风貌夺回来”全国政协主席、原北京市长贾庆林指出：“经济建设与保护文物发生矛盾后，建设要服从于文物保护。”优秀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特别是文物古迹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遭到破坏，就“一去不复返”。而若能保存下来，定可成为未来一笔长久的巨大财富。
不可挽回的历史教训
目前北京从政府到专家学者都在呼吁保护文化遗产的旧有神韵，他们一直提出对于老城内新建筑，一要“限高”，二要“禁洋”。不过“古都风貌”的消失不是现在才开始的。早在新中国建立前就存在这个问题。记得５０年代初，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就提出：“保存旧城，而在京西八宝山一带发展新北京城”的建议。但是，这种极好的建议，那时没有得到采纳。
直至今日，北京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以旧皇城为中心。几十年来“新”与“旧”的矛盾尖锐对立，其结果是旧城一步步地被“改造”，从拆城墙、扒牌楼到填护城河，从将城内寺庙宅邸改厂、改机关、改宿舍、改食堂、改托儿所，到“文革”将老屋大房子的房吻、砖雕、蹲门雕、影壁、花阁等统统砸毁。这种做法也影响到天津及我国其他城市。１９６６—１９７６这十年间古建筑损失破坏是历史上空前的。在北京，７７处文物保护单位被破坏了４４处；以“破四旧”为由拆毁了拉萨著名的三大寺之一噶丹寺；苏州１１４个园林被破坏了３８个之多。据１９７９年统计，北京７７处古迹中有２２处被各单位不合理使用，各自按照使用要求加以改造。河南著名的开封大相国寺，两厢都改建成了现代化建筑，使中轴线上一组古建筑显得十分滑稽，破坏了古建群形貌。改革开放以后，新的冲击来自拔地而起的高楼和成片的商业街的改造。北京人既为新建的鳞次栉比的高楼和购物商厦而惊喜，也望着它们而发愁，北京正愈来愈不像古都北京了。这种情况我国天津等城镇和地区也都有。
１９５２年，天津市因旧城内鼓楼建筑“妨碍交通”，市文化部门只好同意将天津人民阻击过八国联军的清式鼓楼拆除。把天津的三宗宝“鼓楼、炮台、铃铛阁”的头一宝给拆毁了，只剩下鼓楼周围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破烂不堪的煤店、商店、早点铺和住房等。回过头来看，把好端端的鼓楼文物拆毁，真是极大的失策如果把鼓楼保留至今，而把周围的破房拆除，加以改造，建成沿鼓楼的环行路，既解决了交通阻塞问题，又保护了文物，那是办了一件多么高明的事啊
４６年后，由南开区政府与香港安信集团商定五至七年将老城里的危陋平房改造成“龙城”，其中在原城里的十字街中，在原址将重建具有民族建筑特色的鼓楼，并以十字街为圆心，开通一条３公里的内环路，十字街为步行街，有中国文物古玩、古典家具及杂项等“土特产”、风味小吃、戏曲观赏及文化旅游购物等，这一规划确实令人高兴。天津７０岁高龄的民俗专家顾道馨先生感慨地说：“４６年前，我在文化局工作，二十多岁，领导叫签字拆除鼓楼。４６年后的今天我又参加研究决定复建鼓楼，这一拆一建，我心里真不是个滋味，希望今后再也不能出现这样的遗憾了”
１９７９年，天津一宫广场全部为大理石筑造的马可·波罗纪念柱，因交通不畅而被拆除。该纪念柱上原有铜制和平女神像，在太平洋战争后期，因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献铜献铁而被拆走，同时拆走的还有当地的大铁门、墙子河的铁护栏。马可·波罗纪念柱的拆除，这样一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罪证也就无影无踪了。２５年后的今天，河北区政府又将马可·波罗纪念柱恢复如初。
鞍山道５９号张园，是１９１１年的旧日租界建筑，孙中山先生和溥仪住过，也是日本北支驻屯军司令官官邸，侵华日军策划伪满洲国的所在。１９７６年文革后期，该建筑美丽的塔楼因故被拆掉了。
于１８８９年建成的戈登堂，是当时天津所建的建筑物中规模最大的英国哥特式建筑。左右的八角塔楼有卷叶式装饰的小尖塔，使人联想到中世纪城堡，它是哥特式在教堂之外的建筑中应用成功的实例之一，它使用了天津当地的灰砖作为建筑材料，用来表现哥特建筑石造的艺术特点，体现了天津对外来文化的包容性。戈登堂是包括参事会、图书馆、餐厅等的综合性建筑物，是在中国的外国人居留地中最早出现的公共设施。国内外建筑专家评价它在建筑史中有很高的地位。１８６０年天津开埠之后，英国入侵军官戈登率先在天津划定租界，耗资３２０００两白银盖起这座当时天津最宏伟的建筑，英皇为“表彰”他“侵略”有功因而命名为戈登堂。它也是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和天津的见证。１９７６年唐山大地震后大楼震毁，就一直没能复原起来。
最近天津市由于拓宽内环线和改造成片老城厢危陋破旧平房工程，将天津市唯一在辛亥革命时演出过新剧的大观楼戏院拆除了。甚至被列入亚洲“中国近代建筑总览”中的天津市旧城南开区东马路很有名的正兴德茶庄钟楼和官银号等也被拆除了。使这一几百余年有名的东北角地区的建筑坐标突然消失，改变了旧城的地理风貌。１９９７年东马路旧城厢的东门，天津文庙原建筑占地范围北至文庙北５０米，可现在缩小到离文庙只有２０多米，还埋掉了一口明代井，建起了超高２５米左右的“新安广场”商厦，由于其建筑规模过大，成为庞然大物挡住了文庙、牌楼等古建筑群，压缩了原古建筑群的空间，使得两座建于明万历年间，造型奇特，雄伟壮观，天津地区仅存的最早的二柱三楼庑殿顶过街牌楼及文庙古建筑群，被“新安广场”商厦反衬得形似玩具模型，使这座历史悠久的在全国也是保存较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失去了往日的风采。
天津市文化局与天津市规划设计管理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二章第十二条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发（１９８２）１２９号《关于重新公布天津市文物保护单位名单的通知》中第二条的规定，在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围划出了合理的限制建设范围，并提出了控制要求，以保持纪念建筑、古建筑周围环境协调、保障文物保护单位环境风貌不受破坏。而至今，文庙与新安广场商厦庞然大物之间的矛盾问题仍不能解决。
天津外来建筑和旧城的四至范围、街道格局，至今保存完好，我们应按有关规定认真地保护起来。城厢内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及重要文物景点和有价值的四合院等，亦应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要求，落实保护措施，以力求反映城市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津门城市老城厢特有的传统风貌。当前，还应防止重欧式建筑而轻民族式的建筑倾向。
现在天津复建了鼓楼，与广东会馆（１９８５年市政府同意并采纳笔者的提案，李瑞环市长支持“抢修创建成我国首家天津戏剧博物馆”，现已升为国保单位）有机连接起来，其周围又通过危陋平房的改造，建起了鼓楼商业步行街，与古文化街连成旅游文化景区，并列入了市政府２０件实事，这是一个好的举措。我们希望以此类推，将老城厢逐渐改建成保留民族特色的“天津旅游城”，为天津增加文化旅游景观，提高文化品位，发展第三产业，以促进经济发展。
人，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统一
如何体现城市的历史连续性，体现传统文化的积累，体现一种井然有序的新陈代谢的过程，是政府部门、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文博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们探索的任务。古建筑和一切有价值的传统建筑在城市更新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如何处理它们，是我国及世界城市现代化过程急需解决的相同问题。
但是，保存和更新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比如：
城市要体现历史的连续性，需要择取各重要历史阶段的优秀片断加以保存。同时，城市为满足现代功能的需求而进行改造，又有可能冲击着这些优秀片断的保存，特别是新旧之间处理不当也会损害城市的文化形象。
历史古迹要保持一定的历史“文物环境”，才能向人们传递某些文化信息，而人们对现代生活的需要又常常破坏着这个历史范围所体现的氛围。
城市企图通过传统建筑的保护而体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而现代建筑、现代技术常常对此有很大的冲击。
渴望观赏体验异域文化的旅游者希望看到城市古老风貌更多一些，而居住在这个地区的人们却希望改变他们千百年来熟悉的环境，进入新的空间、新的生活方式。
传统建筑和古迹的保存需要大量的资金，而城市建设的资金毕竟有限，还需要用于其他市政项目，况且目前我国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还不高。
为了保护辉煌灿烂的古代文化，需要抢修一大批历史古迹，而现实又常常遏止了我们的雄心，迫使其推迟，而推迟则意味着古代优秀文化的继续损失。
保存古建筑需要足够的空间和土地，而城市用地紧张使现代建筑常常侵蚀它，甚至使之贬值或丧失原有的地位。
所有这些矛盾都是我们今天在旧城改造中所碰到的。我国上千座历史性城镇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这个问题，古建筑如何保存、如何保护已成为现代城市设计的重要而紧迫的课题。
以往“城市设计”的概念，按照１９３３年８月在雅典召开的国际会议拟定的《雅典宪章》精神，认为“居住、工作、游息与交通四大活动是研究及分析城市设计时的基本分类”，因此城市设计所要解决的根本问题是各项功能的合理组织问题，即人们常说的“功能分区”与城市规划结构。“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和地区”作为一个特定的区域，成为城市的组成部分，目前还仅仅限于“消极地”保存。１９７７年，取名于一个拉丁美洲古文化遗址的《马丘比丘宪章》，表现了新的城市设计概念的转变。一方面强调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制止人类环境的日益变化；另一方面强调了对城市文化传统的尊重。这样，古建筑的保护同说明社会和民族特征的文化体系联系起来了。城市不是一系列组成部分的拼凑，而是一个流动的、具有有机联系的连续空间，服务于那些创造价值的人。人是城市多种信息的积极参与者，这就要求古建筑个体或群体成为城市连续空间的有机的环节。因此，如果不从城市文化价值的表现上来解决城市规划设计问题，不从保护城市文化结构层次的特征来研究城市空间的构成，那么对城市来说，是不会有高质量的文化景观和有个性特色、有价值的风貌形象的。
我们认为，如何创造当代城市的风貌特色，使之独具魅力，不仅是为人们提供生活与工作、游息与交通的生活空间，而且需要它成为一个体现民族特征、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艺术文化素质的优质环境。关键在于人、自然、环境的和谐统一建筑、城市空间与自然环境，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方式的统一包括传统建筑文化、外来建筑文化、生活方式等。
我们认为，城市建设、规划部门和文化管理部门应有机结合起来，由主管部门组织规划师、建筑师、文博学家、史学家、社会学家、艺术学家等组成国家或某市、某地区的“保护文化遗产鉴定委员会”，直属市政府或该地区职能部门进行工作。按照其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社会文化价值分类研究、评选、圈定。并制作标牌镶嵌在建筑物上，以供规划、保护、旅游、文化、精神文明建设之用，进而传承民族和世界的优秀传统文化。一切已被确认为应予保存和保护的建筑，城市规划部门应建立相应的档案，档案中应包括：１、建筑年代、地点、历史背景；２、有关的图纸资料和照片如占地平面图、建筑平面图、立体剖面图等；３、艺术、历史、社会文化价值分析资料，有关专家鉴定意见；４、与之相关的其他资料如历史事件报道、建设变迁的历史情况等，对邻近新建筑的要求高度、体量、色彩、造型等。
例如，天津劝业场在１９８５年的维修中，也是完全按照原貌进行了维修，已损坏的装饰花钵等也都按照原式样进行了复原；和平区的五大道、河北区的意大利风情区等，做到了修旧如故、复原如初的效果，受到了各方面的赞赏。
在城市的环境设计中，对已确定作为近代外来建筑文化遗产的建筑物，要求环境及建筑与之相协调。协调的要求不仅仅是为了保护某些建筑艺术品，而是为了创造出具有高度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的城市空间形象。
有些近代外来建筑遗产，是成组成群地保留下来的，如天津解放北路建筑群和旧城厢建筑群等。这种以建筑群方式存在的文化遗产，在城市建设中对它们的处理，更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又如天
津的中心公园、一宫广场等建筑群，都是历史上不断完善而形成的和谐统一的建筑群环境，需要做整体性的保护。在这样的历史基础上进行建设，更需要谨慎、认真。在其中进行必要的改建和扩建时，应充分研究其历史形成演变过程和空间艺术的特点，而后进行操作。只有在充分理解城市风貌构成“语言体系”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获得城市设计和建设的创作权。
中央对天津城市的定位是：“天津是环渤海地区的经济中心，要努力建设成为现代化港口城市和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中心”。天津城市的文化保护必须以这个城市的定位及历史为基点，必须纳入城市建设的总体规划之中；城市的所有者——城市居民在积极参与城市建设的同时，应当维护好历史环境，它们不仅比书本的教育更为形象、直观，而且这种教育以“润物细无声”的形式启迪着人们的心灵，从而形成一种健康的社会心理。有关文化保护的政策应当被看作是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措施。同时也应认识到，城市的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保护是可以并行不悖的，有效的保护活动不仅会提高居民的消费热情，而且作为改善投资环境的一部分，还将促进城市的对外开放。正像城建工作使得城市的面貌日新月异一样，对于城市文化遗产的保护，在这种日新月异的反差之下，更增强了人们对于环境的变迁感。１９９２年，联合国人类环境的背景材料指出：美好的城市的主要问题，是要充分和有效地注意城市文物的保护。日前，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认识上的飞跃，行动中的指南。
（2006年8月25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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