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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第一座生态博物馆的发展瓶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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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贫话语的插入自然在情理之中。２００２年，贵州省领导前往戛寨视察，在视察中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保护民族风情文化不是保护落后，我们要把保护民族文化和社区扶贫开发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使农民早日脱贫致富，这样才能充分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该指示精神不仅被当作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指导思想，而且也被当成全省地区扶贫的新启示。戛寨掀起一波运动式的扶贫高潮。省、市、特区和乡的一把手直接把梭戛定为自己的扶贫联系点，而其中，重点又都在生态博物馆所在的陇戛。地方政府陆续推出一系列短、平、快扶贫项目，除修建新村外，政府还免费对戛寨苗人进行产业扶持，如每家每户免费供应鸡仔若干、发放养猪补助资金、优惠引进良种种植、发放沼气池修建补助等，力图从生产方式和生活条件方面着手改造戛寨苗人社区。
但是，一边是政府扶贫运动的高歌猛进，一边却是当地人对这种由政府主导的单向度建设意愿的冷漠和怀疑。在这场扶贫工程的自始至终，当地人的声音始终被排斥在政府的扶贫规划之外。这实际上成为一场主体缺失的游戏。所谓的主体成为事实上被摆布、被利用和被随意扒拉的对象。在政府部门所痛斥的当地群众的“等、靠、要”现象中，我们所看到的不仅是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地方民众的一种潜在的不合作和反抗，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扶贫工程中，由国家话语强硬引入社区的各种或虚或实的资源，严重侵蚀着社区内部的结群理想，并降低社区群体合作的能力。
戛寨苗人社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属于美国社会学家库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ｏｒｔｏｎ Ｃｏｏｌｅｙ所称的初级社会群体。这种初级群体，以亲密的面对面的交往和联合为特点。在这种群体中，群体的生活和目的就构成了人们的自我本身。在戛寨苗人社区，我们看到，这种强调群体团结的结群理想表现在人们的身体修饰、衣饰艺术、神话传说和日常仪式等方方面面。在这样的结群中，权威的取得在于其为群体提供公平服务的能力和热忱。但是，在生态博物馆第二期、三期的建设里，各类资源的引入实际上忽视社区这种特有的社会运作秩序，于是，就如同古希腊神话里那只引起骚乱的金苹果一样，给社区带来严重混乱。
肯尼思·赫德森在《有影响力的博物馆》一书中，曾评价生态博物馆给世界博物馆带来的最为重要的影响，正在于这种让地方的人们参与规划的“双向沟通的制度”。但是，在梭戛生态博物馆，这种双向的沟通无疑是缺失的。有于缺乏必要的对话和回应机制，当地人的参与和当地人的声音被严重忽视。 这种忽视使得地方所有的发展努力都因为主体的缺席而效率低下。这种效率低下还因锁定效应的存在，严重影响地方的健康发展。锁定效应是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常用的例子是我们熟知的电脑键盘字母排列问题，ＱＷＥＲＴＹ，我们会以为这种排列是最合理的，最有效的。但实际上，１８７３年，这种键盘排列的发明其实是为了减慢打字的速度，因为如果打字速度太快的话，当时的打字机就很容易卡住。后来采用这种排列方式的打字机大量生产出来，很多打字员开始学习这个系统，这就促成更多的打字机公司采用这种键盘……直到今天成为键盘标准。锁定效应能够将一些偶然事件扩大成不可逆转的命运。正是生态博物馆建设过程中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将生态博物馆一步步推向与当初设想相左的方向，并且这种发展趋势在短时间内难以挽回。（2006年6月23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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