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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神的力量重走梁思成古建之路——四川行

    后他谈到了梁思成精神的力量:
     
        梁先生从事研究古建筑的一生,也可以说是从事文物建筑保护事业的一生。上世纪30年代初,在调查第一座建筑、蓟县独乐寺观音阁的时候,梁思成先生就提出:保护的治本的办法,首先要使社会知道建筑文化上的价值。而这种认识和觉悟,其根本还在于国民教育程度的提高。
       
        众所周知,梁思成先生在二战期间,提出保护日本的文物;协助-标明北平城重要文物点;新中国成立后又提出“整旧如旧”的修复原则;提出保护北京城的“梁陈方案”;主持调查编撰《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1964年《威尼斯宪章》确立的文物保护观念,梁先生早在30年代、50年代、60年代初就提出了。
     
        楼庆西教授说,他教给我们知识,但是最难忘的,是他那种精神!
     
        第一是赤诚的爱国心。梁先生感同身受我们民族遭遇的灾难,却从来没有想离开我们的国家。抗战时期曾回绝了多所美国研究机构的邀请。
     
        即使在受到激烈批斗的“文革”期间,他的日记中依然为祖国的科学成就而欣喜。临终前仍关注着台湾回归祖国怀抱。
     
        第二是十分严谨的学风和精品意识。在营造学社时,他把所能拿到的日本和世界各国的古建筑图,让跟着他学习的莫宗江先生临摹。对他讲,“这是世界水平,我们中国人画我们中国的古建筑,就要达到这个水平!”在教学上更是严格。梁先生对我们(助教)给学生画的示范图要求非常之严格,理由是取法“上”方能得其“中”。要培养高水平的学生怎么能拿出次的东西呢!而且学生在高水平作品氛围的熏陶下,才能培养他的“眼高”,手也高。
     
        第三是对真理、对科学追求的执着精神。梁先生一生以古建筑研究与教学为主,建筑创作很少,但是从来没有忘记对建筑创作的态度。从30年代一直到60年代,他认为建筑既然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就应该有自己的地域的民族的特地。因此他提出“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即使受到残酷的斗争时期,梁先生还在思考着建筑教育和古建筑的保护。
     
        梁先生给学术界留下了150万字的学术著作,这当然是梁先生留给我们的一份很珍贵的遗产,但是我们更要透过他的学术,透过他追逐学术的过程,他所给我们的一些精神!不屈不挠,无畏无惧,这是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楼庆西教授讲稿整理摘录)

        抢救工匠 抢救传统建筑技术和工艺

     
        考察队伍沿着梁思成先生的调查路线,选择了10余处比较精彩的古建筑、摩崖造像、崖墓等,其中6处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一路走来,为这批文物之精美惊叹的同时,记者感到,新时期的古建筑维修水平,可圈可点的不多。
     
        梓潼七曲山大庙整座建筑从结构上说,非常气派,但整体上经过了落架、半落架重修。建筑色彩很不自然,缺乏古建筑特有的韵味;号称元代的磐石殿,除了一大块巨型圆石,已看不出元代建筑的痕迹。新津观音寺的明代建筑、壁画和彩绘泥塑群,历经500年,艺术价值堪称完美,保存状况也值得称道,反倒是1983年重修的一尊飞天泥塑漆彩剥落,经过重新勾描的一幅壁画也漫漶不清。新塑像敌不过老塑像,很说明问题。据了解,目前国内维修建筑上的彩画,主要用工业油漆(合成漆),不用传统的矿物原料,后者以成本高和原料稀缺等原因被舍弃。
     
        而油漆和彩塑方面的问题只是冰山之一角。造成这一状况的因素还有,目前的古建修缮,采用建筑界的做法,设计和施工分离,基本不适合文物建筑。等等。
     
        王其亨教授尖锐地指出,如今的古代建筑研究已经患了失语症,只有物没有人,上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如此。《营造法式》本来是工艺的楷模,98%内容来自工匠,其余的来自文献。营造学社时期,梁先生他们搜集了很多工匠的资料,并在出版的时候,把工匠的抄本放在书的后部作为正式章节,包含许多工匠用语对照。他们之后,王世襄先生曾试图把营造则例做成一本大词典,后因“文革”中断。老匠师的工作再也没人整理。如今寥寥几个在世的老匠师,年纪都在80岁以上。
     
        在古建行里,一个“工”(工艺),一个“料”(材料,本身也涉及工艺),什么工用什么料,南北工匠的长项不同,各地的建筑术语也不同,以甘肃为例,陇东陇西都不一样。有的民间工匠并不绘施工图,口传心授。随着匠师的过世,工艺随即失传。
     
        另一方面,很多人误以为传统工艺不科学,工匠用的传统工具(例如锯子,墨斗等等)渐渐失传,其他诸如南方的金丝楠木、北京的彩画、山西的琉璃、临清苏州的砖等材料以及工匠的口诀也都在陷入失传。罗哲文先生建议国家文物局设几个古建材料的生产基地以及储备材基地。王其亨教授调查到宁夏存在一个穆斯林老工匠的“窝点”,匠师高度聚集,另外,泉州惠安、河北曲阳仍然是石雕之乡。这些地区应该受到国家的关注。中国文物研究所所长张廷皓指出,中国非常优秀的传统工艺,被我们忽略了,却是东北亚的国家在抢救。
     
        按行内的说法,小木作的工艺大不如前了,现在基本没有谁能做到上世纪50年代的水平,都是大木作。中国文物研究所现收藏有古建筑彩画纹样300余幅,金丝楠木制作的古建筑模型60余件,均是几乎失传的小木作工艺。老匠师则仅存两位。
     
        因此,首先是抢救,然后才是继承和发扬。保存住工匠和他们持有的技艺,对物质遗产,就是希望之光。
     
        而且无论如何不能再等了。
     
        以罗哲文先生为首的专家们倡议将建筑传统工艺、技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国文物研究所已经成立了文物保护传统技术与工艺工作室。但具体操作起来,古建筑传统技术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还有很多困难,其本身的理论、框架、界定等等,都有大量细致的工作要做。马国馨院士提议首先把皇家建筑打包申报。
     
        还有如何搜集抢救的问题。
     
        首先匠师需要得到鼓励乃至奖励,得到授权资格。专家主张吸取日本的“人间国宝”概念:只要身怀绝技,就加以宣扬。但日本具有完善的古建维修技术培训,国内则只有布达拉宫一直鼓励僧人去学习古老的工艺。一个好消息是,故宫博物院最近在整理古建“八大活”,把瓦石砖木土油漆彩画糊列入整理范畴。
     
        古建筑专家张之平指出,对于故宫这样的皇家建筑文物,国家的修缮态度相当谨慎,原则上尽量不动,但恰恰是故宫这样的地方还保存着一些工匠力量,如果20年不修故宫,实际上可能把一批工匠也逐渐荒废掉了。反过来,中国传统建筑的技术,如果大家都不懂,伤筋动骨性的修缮必须谨慎。那么这就是一种“掐脖子”的矛盾。
     
        而这种抢救确实又是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的理想模式。

        尊重文物建筑选址,保持原生态环境

     
        一种说法认为,物质文化与非物质文化的结合,在本世纪将是一种趋势。
     
        考察沿线,文物自然环境、人文环境的保存受到专家们的极度关注。相比今天文化遗产被蚕食的速度,李庄镇、乐山白崖山崖墓、夹江千佛崖、乐山大庙飞来殿、梓潼七曲山大庙等几乎算得上保存着文物原生态环境。由于气侯潮湿,白崖山的植被都沿山体密密生长,酥脆的红色砂岩岩体并没有受到过分强烈的破坏,通过和梁思成先生所拍照片相对照,崖墓构造基本保持着上世纪40年代梁先生调查时的原貌。只是部分造像的面部因风蚀变得模糊。
     
        其他考察点亦然。
     
        梓潼七曲山大庙是文昌宫和关帝庙的统称,由23座不同时期的建筑组成,依山而造,错落起伏,风格各异。布局上充分利用地形、地貌。保护区内现有二万余株柏树,是全国最大的古柏树林。而且保护区内的森林、用地全权划归大庙保护和使用。
     
        乐山大庙飞来殿也是非常重视选址的古建筑群,由低到高,依山而建,背倚峨眉仙山群峰,长年东风与西流双溪相撞,造势成阴阳互补的气脉环流,仿若太极。飞来殿坐落于这太极的中心点上。新津观音寺位于新津城南九莲山麓,从传统的地脉风水学理论讲,地理格局极佳。
     
        刘志雄先生认为,这是经济不发达的一种侥幸,建筑所附加的自然环境才得以保存。王其亨教授则强调中国传统建筑的选址、即风水观念。他认为风水就是古建在生态景观方面的价值,研究人怎样选择居住环境,没什么神秘的。实际上中国古代长期以来,都把环境作为建筑设计的主体。现在国内受西方影响,才把建筑本体作为设计的主体。作为赞同者,罗哲文先生指出,风水是门科学,也应该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部分。
     
        相对于环境的保护,白崖山崖墓、新津观音寺、大庙飞来殿、七曲山大庙这些国保单位的研究至今缺项水平,当地文管部门仅能做到维护文物安全,很多没有研究力量。现有的研究大都没有超越梁思成先生,更无专著出版。
     
        四川省文化厅副厅长徐荣旋曾申明,遗产保护拒绝花哨……这次活动带给我们的启示,可能将是一个长久的消化过程。沿线各地政府、文物部门的参与,特别是李庄的乡亲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自发关注着这一行动。新津观音寺的女尼们,出于宗教热诚,也极力维护着寺庙和佛像的安危……当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始从专家层面走向大众,那么这次合作行动,不论建筑界,还是文物界,受益都将是持久的!


    (2006年4月7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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