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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与期盼——学习《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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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关注，要求并主持专门班子起草文件，应对现实存在的问题。经过持续几年的反复研讨，在几易其稿之后国务院正式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工作的通知》，对当时的全国文物工作面临的重大问题，特别是同建设、旅游、宗教、公安、司法、工商行政等部门的协调合作的问题，都做出了原则性的规定与要求，是改革开放初期正确处理文物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指导性文件，也是我国文物事业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
如果说这第一个《通知》是解决改革开放初期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的话，那么十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国务院发出的第二个《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则主要是针对和解决文物事业发展与市场经济体制如何相适应的问题，亦即文物事业是适应还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当时文物工作面临的现实问题是，一方面随着一九九二、一九九五西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先后召开，“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和“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原则的相继确定，以及“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和“五纳入”等一系列原则要求的提出，为文物工作的全面发展，特别是处理文物工作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确立了指导思想原则，使整个文物事业处于十分有利的地位。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推行，文物工作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越发增多，人们的思想越发活跃，思路越发富于想像，认识差异越发深刻，文物工作“产业化”、“市场化”的言论也越发升温，曾经沉寂一时的关于保与用、两个效益之争，又重新激化起来。文物破坏、犯罪活动有增无减，形势依然很严峻。面对这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喜忧参半的局面，国务院领导同志提出并坚持要制定下发的关于新时期加强文物工作的文件，经过三年多的调研、起草、讨论，终于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国务院正式下发《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文件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它把两次西安全国文物工作会议的精神实质，包括文物工作的方针、原则和“五纳入”要求等等，都以国务院文件形式得到确认，赋予行政指令的性质与价值。《通知》明确指出文物工作要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遵循文物工作自身规律、以国家保护为主、动员全社会参与的文物保护体制。实践证明，这些原则、要求完全切合实际，行之有效，对文物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毫无疑义，这又是我国文物事业发展史上的具有时代意义的大事件。
如果说这两个通知都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不同时期，应文物事业发展现实之急需的产物，及时地起到了端正方向、统一认识、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那么在第二个通知发出近十年之后的今天，《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无疑又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和文物事业发展到更高、更全面的新阶段的产物，其意义与影响也必将更全面、更深刻、更久远。众所周知，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正处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各行各业都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之下，开创新局面，谋求新发展，在新的历史征程上阔步前进。文物文化事业同样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开拓进取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向前迈进。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文物文化事业的关怀与重视达到了更高境界，及时地洞察到文化遗产保护在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所面临的新问题，果断地决定把文化遗产保护提升到更高、更全面的新层面。其一，决定从今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全国“文化遗产日”，为普及文化遗产知识，动员全民全社会参与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新的机遇与空间。其二，确定文化遗产的内涵包括物质与非物质两大形态、两大部分，保护工作必须双管齐下。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举措，既同步于国际态势，又顺乎民意，深入人心，扩展和深化了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基础，对于我国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将产生难以估量的影响。其三，文件确定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成立保护领导小组和协调机构。这是多年来急需解决而未解决的问题。第一个《通知》就曾确定成立同一性质的“国家文物指导委员会”，可惜未曾兑现。现在需要更为迫切，条件更加成熟，无疑有望成为现实。其四，规定具体，要求严格，对以往久拖不决的问题，提出了无可选择的明确要求，例如“坚决避免和纠正过度开发利用文化遗产，特别是将文化遗产作为或变相作为企业资产经营的违法行为”，“坚决取缔非法文物市场，严厉打击盗窃、盗掘、-、倒卖等违法犯罪活动”，“因执法不力造成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要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等等，这都是至关重要而又具有现实针对性的严格要求。其五，文件从提议、决策、起草、出台前后不过半年左右的时间，比诸前两个文件都历时数年的起草过程，速度之快，效率之高，令人超乎想像，近乎惊喜，更耐人寻思。如此等等，都集中体现了决策者的高境界、高水准，极大地激发了人们保护文化遗产的信心和热情。
追溯过去，对比当今，改革开放以来的文物事业发展轨迹历历在目，确实令人有所感，有所思，也有所得。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和正确决策，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事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最有力的保证。三个文件，三个关键时刻，三个重大决策，三个行动纲领，正是党中央、国务院统揽全局，高瞻远瞩，果断决策的结果，也是国家机关快速、高效的执政能力的典范。二是认识统一，行为规范，是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这第三个《通知》之所以如此一帆风顺，迅速出台，绝非偶然，正是天时地利人和所决定。党的十六大确定了现代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界定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性质与范畴，明确文物工作属于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益性文化事业。《文物保护法》的修订公布，把文物工作方针写入法律条款，使之成为法律规定。近几年来，政府主管部门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和文物法律规定，取得显著成果，文物工作登上了新的台阶。所有这些，终于从理论与实践上统一了思想认识，进而从根本上结束了那场时起时伏，持续多年的关于文物保和用以及两个效益等问题的聚讼，为新通知出台提供了和谐、统一的思想基础。三是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思想认识的统一，十分有利于文件的贯彻执行。思想认识不同，执行态度必然有异，甚至有可能各取所需，各行其是，往往使文件的指导意义大打折扣。毋庸讳言，前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是有缺乏力度和经验教训可言的，今天应该以此为戒，抓住当前有利时机，趁热打铁，把文件精神落实到位。
追溯过去，对比当今，为的都是对未来的期盼。过去的，是历史，是记忆；未来的，是创新，是发展。面对当今天时地利人和，硬软条件俱备的文化遗产保护的新局面，每个文化文物工作者内心都充满欣喜和期盼，并且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文件将得到有力的贯彻执行，已经站在历史新起点的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必将一步一层楼，登上新高度，达到总体目标，完成“全面有效保护”的历史使命。（2006年3月1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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