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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博物馆协会留下的学术遗产——纪念中国博物馆协会成立７０周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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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协会成立；１９１７年，德意志博物馆协会成立；１９２１年，法国博物馆协会成立。在亚洲，日本于１９２５年成立博物馆协会。这些协会都形成了一套既定的社会规范。
１９３５年成立中国博物馆协会，可谓适逢其时。上世纪２０年代末至３０年代初，学校、文学、艺术、考古、图书馆、社会科学都有发展，博物馆作为由西方引进的概念和设施，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国立的、省市公立的、私立的博物馆纷纷设立，博物馆的国家体制化和社会化都有了明显趋向。这个时期，一些专业组织也都开始建立协会，与博物馆相近的则有１９２５年建立的中华图书馆协会、１９３３年建立的中国考古学会等。
中国博物馆协会是在中国考古学会成立的次年开始筹备的。发起筹备的不仅包括博物馆学家，还有地质、考古、文献、图书、历史、教育、美术、建筑、科学、实业等方面的有识之士，计有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北平图书馆馆长兼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袁同礼、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傅斯年及丁文江、王献唐、任鸿隽、朱启钤、向达、吴其昌、胡先骕、唐兰、容庚、黄文弼、徐鸿宝、徐悲鸿、梁思成、张元济、张道藩、张继、陈垣、庄尚严、叶公绰、刘海粟、卢作孚、严智开等６８人。
中国博物馆协会于１９３５年５月１８日在北平成立。会长马衡先生。同年９月，经教育部及北平市主管官署准予备案和立案，成为合法的民众团体。
１９３６年７月，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山东大学联合召开年会。抗日战争爆发后，“暴日入寇，博物馆界同仁，多忙于古物的维护，分散各地，会务便无法继续”（马衡：《中国博物馆协会复会辞》，１９４８年６月６日《大公报》）。
协会实际仅存在两年多，其间社会环境日趋危殆。但是，协会在马衡先生主持下，仍然积极地开展工作，推进博物馆学术研究，编辑“会报”，举办年会，出版博物馆学书刊，建立协会图书室等，开创了较好的学术生态环境。今天看来，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开展这些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他们的办会思想，符合当时世界博物馆潮流，其《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已成为中国博物馆史上的重要文献。我们今天能够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国博物馆协会发展有较全面的了解，能够对那时的博物馆学研究有所领悟，不能不感谢协会的建立及其工作建树。
中国博物馆协会留给我们重要的学术遗产是什么？就是协会从成立伊始起即努力倡导的一种精神，民主精神、学术精神。
首先，协会体现了民间性、自主性和民主原则。协会是按欧美模式，以博物馆自发组织和自发活动为纽带的行业联合组织，政府不给予干预，也不给予资助。协会与政府业务主管部门没有行政隶属关系。它的成立，是博物馆界自发的群体性自信、博物馆文化意识的表现。协会的主体是会员，最高权力机构是会员大会，会长和理事的产生都要经过会员民主选举，没有时下的所谓“钦定”。会长马衡及１５ 位理事袁同礼、朱启钤、沈兼士、徐鸿宝、翁文灏、李书华、钱桐、胡先骕、徐炳昶、叶恭绰、丁文江、严智开、傅斯年等都是有影响、有能力、有学术名望的学者。协会营造一种新鲜氛围，会风求真务实，自由宽松。会务的进行，依靠广大会员。各项工作经理事会（或常务理事）研究决定后，均由各专门委员会发动会员开展，而不是秉承政府部门的指示，就连成立大会也没有国民政府教育部上司光临指导。青岛年会时，也是自家搭台自家唱戏，开幕式虽然礼貌地邀请了青岛市长等人，他们作为来宾致词不过是“兄弟参与其盛，无任荣幸”云云。前来参加大会的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并不以官员之尊出席会议，而是以学者身份演讲图书馆学术问题——《中西文化与国际图书之关系》。年会的议程安排，充分发扬民主，每个与会者的发言都从博物馆实际出发，畅所欲言，既没有意识形态的说教，也没有-套话、空话。开会还仿议会形式，各代表提出议案，由理事会另组提案审议委员会，审议后交付大会分组讨论，凡通过的议案均由理事会根据各案具体情况进行办理。青岛年会上共分为：（甲）行政组；（乙）建筑及陈列组；（丙）发掘及考古组；（丁）古物保存组；（戊）档案管理组，分别进行讨论审议，充分尊重代表权力，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广纳建言。会上共计通过或修正通过了３０多个提案，极大地调动了会员参会议事的积极性，树立了协会民主公正的会风，体现了会员的主体精神。协会的经费也不是来自国库公款，而是依靠会员会费和募集捐款。协会工作人员精简，主要由故宫博物院派员协助，各种会务进行不仅有效率而且很节俭，如青岛年会的召开就是利用山东大学暑假，与会代表多借住在学生宿舍里。
其次，协会坚持开放性、群众性。协会无论从筹备发起人员构成到协会成立后的会员吸收，都不局限于博物馆界内，而是跨地区、跨部门广泛吸纳各相近学科或文教部门的热心人士参加。《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公开刊登征收会员告白，明确提出，凡博物馆与教育文化机关及其职员，“由本会会员一人之介绍”，经常务委员会之通过，得为本会会员（第二卷第五期）。这样，不仅拓宽了博物馆协会的社会基础，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博物馆的社会影响，吸引并激励了更多的社会人士关心博物馆的发展。协会这一开放理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在协会“机关会员”中，除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博物馆外，就连山东省立图书馆、中山文化教育站、中国画学研究会、陕西省立第一民众教育馆、静生生物调查所、北平市农事试验场、中原社会教育馆、首都民众教育馆、陕西考古会等单位都加入了协会。“个人会员”更具广泛性，如《大公报》艺术周刊司徒乔，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任鸿隽，中国营造学社朱启钤、梁思成，北平图书馆向达、贺昌群、赵万里，中央大学朱希祖、徐悲鸿，辅仁大学文学院沈兼士，静生生物调查所胡先骕，清华大学袁复礼，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北平研究院徐炳昶，实业部北平地质调查所翁文灏、杨钟健，交通部张道藩，辅仁大学陈垣、张星火良，北平大学蒋梦麟，民生实业公司卢作孚，燕京大学顾颉刚，中央图书馆蒋复聪，以及傅雷、齐如山等，甚至美国人福开森、葛维汉（Ｄａｖｉｄ Ｇｒａｈａｒｎ）、克楼则（Ｗｒｎ．Ｃｒｏｚｉｅｒ）及夫人都加入协会成为会员。值得提出的是，协会从成立之日起就强调吸收各类博物馆作为团体会员，把它们作为协会骨干力量，以“藉收切磋之益，而更相策励，造成舆论，使博物馆之设立与日俱增，博物馆之管理随时改进”（《组织中国博物馆协会缘起》）。
第三，十分强调协会的学术性。倡导学术研究，树立良好的学术之风，是学会的灵魂和生命力。中国博物馆协会“组织大纲”开宗名义即云：“本会以研究博物馆学术，发展博物馆事业，并谋博物馆之互助为宗旨。”为了实现这一宗旨，在组织机制、工作机制等方面加以落实和保证。其一，奖励博物馆学术研究成绩卓著者。“组织大纲”第三章规定，“凡于博物馆学术或事业上，著有特殊成绩者”，给予“荣誉会员”称号。其二，组织机构上特别规定，由协会理事会组织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任期三年，但得连任”，并明确规定专门委员会的职权为：（１）分工研究博物馆学术，及与博物馆相关之各项学术。（２）设计博物馆建筑及陈列或设备上种种改进事项。（３）审查关于博物馆学之书籍及专门论文。（４）举办学术演讲会；其三，出版《中国博物馆协会会报》，为博物馆学术研究开辟园地，提供切磋学问，交流学术经验的平台。“会报”于１９３５年９月创刊，每两月出版一期（七、八月停刊一期），全年出五期。每期内容一般设论著、记载、报告、会务纪要、博物馆界、新书介绍等栏目。其中“论著”一栏主要刊发博物馆学论文。据笔者统计，抗日战争前出版“会报”两卷十期，总计发表有关博物馆学文章１４篇：
欧美博物馆及美术馆陈列方法之演进
伦敦科学博物馆概况
博物馆与陈列馆
现代博物馆之形式与功用
博物馆与民族复兴
苏维埃联邦博物馆概况
地方博物馆之目的与组织
记坎拿大国立博物馆
德国自然科学及工艺博物馆游记
吾国陶瓷器之陈列法
博物馆的理想建筑法
关于陈列馆之意见
纽约科学工艺博物馆概况
保存古物之方法 以上这些论著，主要译介欧美及苏联博物馆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也有杨钟健、傅振伦、荆三林等学者的博物馆学文论著。
中国博物馆协会的另一个学术活动，就是召开年会，协会“组织大纲”规定：“本会每年开年会一 次，其地点及会期由前一年决定之”。协会第一次年会于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０日与中华图书馆协会在青岛国立山东大学联合召开，与会者３００人，是继协会成立后的又一次盛会。这次年会的特点是社会影响大，学术性强，建设性突出。《青岛时报》不仅在会议期间连续报道，而且另辟专版之“联合年会特刊”详加报道会议日程、刊载重要文章。年会学术性强主要表现在会议内容方面。大会主要的项目即宣读论文和学术讲演会，内容涉及广泛，既有博物馆档案整理、博物馆建设、博物馆陈列方法改良、博物馆与社会等问题的论述，又有博物馆与考古、文物的研究。年会的建设性特点主要反映在与会代表所提议案方面。代表分为五组进行提案讨论，共提出３５件。从代表所提议案可以看出，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博物馆人才、博物馆经费、博物馆建设等，这也是３０年代中国博物馆事业发展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关于博物馆人才，与会代表提出“拟请设立博物馆人员训练所，造就专门人才，并呈请教育部立案”、“呈请教育部设立博物馆专科学校或指定学术机关添设博物馆学科课程，以期造就专门人才案”、“请在英庚款留学名额及清华公费生名额内，设立博物馆学、考古学、艺术史专科，以宏造就案”、“应即设立古代美术工艺传习所，养成传艺与修理人才案”等。这些提案涉及博物馆培训教育、大学及中等学校的博物馆学正规教育以及留学教育多个层次，反映了当时对博物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高度重视。
这期间，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博物馆学现象是，一些学者开始了构建博物馆学学科的探索，其特点是直接以学科为切入点，试图通过博物馆学学术研究，然后经由学校设置博物馆学科课程，建立公认的博物馆学理论框架，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体系，构筑自身的学科研究范式，培植特有的学科文化内涵，以使博物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成熟学科。当时有两种做法，一是呼吁大学及中等专门学校开展博物馆学正规教育；一是著书立说，在借鉴西方博物馆学理论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博物馆的具体实践，逐步向学科建设的目标逼近。当时的确涌现出多种令人瞩目的博物馆学著作，如费田井雨、费鸿年的《博物馆学概论》、陈端志的《博物馆学通论》等。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出现的博物馆学学科意识、学科建设使命感，是难能可贵的。协会和博物馆学者所做的努力是具有开创意义的。这是因为中国博物馆界的志士仁人在本国博物馆建设起步之时，就一直以开放的心态关注西方博物馆的发展，了解他们博物馆的知识和理论；又因为他们在亲自参与博物馆实践过程中深感理论总结的必要性。所以，他们的博物馆理论诉求是实践使然，是实践的呼唤。他们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敏锐体认这种呼唤，并且铁肩担道义，依然毫不犹豫地为这一历史使命去努力，去奋斗。我以为，老一代博物馆学者的这种理论勇气和历史责任感是令人肃然起敬的。他们创造了中国博物馆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他们在中国博物馆学发展史上树立了前所未有的丰碑。
从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来看，建构一门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不可能一蹴而就，往往需要几代学人 持续不断地付出以下的科学劳动：在具体的实践基础上不断积累经验，从具体问题的研究出发并进行概括，以达到更为广泛的解释和更为抽象的分析，形成新概念、新的理论认识，同时又将这些理论运用到实践中，自觉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予以修正、完善、发展和深化，从中抽象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学科逻辑，最终才能建构起比较成熟的学科理论体系。由此观之，七十年前老一代博物馆学人的学术道路是对头的，是符合学科自身发展的逻辑的。当时的博物馆学著述，尤其是《博物馆学概论》、《博物馆学通论》等书，较好地借鉴了欧美博物馆学的知识和方法论，同时又切实地总结了当时我国博物馆建设的实践经验，初步提出了中国博物馆学的知识体系和学科规范，与那个时代欧美及日本博物馆学著述相比较，有所创见，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这是应当充分予以肯定的。
可惜的是，这个学术传统没有很好地传承下来。此后不久的战争环境自不必说，即便是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个学术链条也未能很好地链接，直到今天我们仍然不得不承认，博物馆学还不是一个成熟的独立学科。虽然国家教育部的本科专业目录已经把博物馆学列为二级学科，这只是一种行政建制的结果，或者说仅是一种行政上的名分，在知识逻辑、理论体系上还远未达到学科化。一门学科的形成是知识逐步专业化积累的结果，而非行政建制的产物。博物馆学从建制化走向学术合法化、规范化、专业化，还要走很长的路程。还需要博物馆学研究者付出艰辛的努力。博物馆学人任重道远。
纵观协会在二年多时间，已具备了行业协会应有的基本条件，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社会覆盖面，初步建立了规范运作的基础，形成了一定的凝聚力，初步显示出自身的活力。特别是协会的开创精神、团体精神和民主、公正的作为，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是烛照博物馆后来者的一柄火把。
协会的成立，犹如树起一面博物馆文化大旗，是中国博物馆人的首次集体亮相，第一次向社会发出了共同声音，表达统一的意志。它昭告世人：博物馆要做“文化之保管人”、“社会教育之良导师”，从而表明了中国博物馆人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追求，同时也表明在国际博物馆领域中加强民族身份的认同。
协会的成立，第一次凸现出中国博物馆人的职业意识和团体精神，表达了博物馆初创时期博物馆人凝成一股合力，“共信互助，通力合作”，“互相补益，互相借镜”，共同开辟中国博物馆事业新天地的热切愿望。
协会的成立，如一股清风，焕发学术新风气、学术新精神，指出了博物馆学术方向，激发了博物馆学者的学术活力，使协会成为博物馆人切磋策励的学术舞台。
无可讳言，协会存在时间短暂，而且又面临民族存亡的危机，协会这个新生事物还不成熟，基础薄弱，能量有限，协会的运作还没有充分展开。
今天重提中国博物馆协会，不仅在追溯它过去苍老的往事，还要汲取必要的借鉴，将其化为全体博物馆学人的自励和自警，更是怀念它的开创者马衡先生们，让他们高尚的敬业精神和人格风范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
当今的中国博物馆协会承载历史智慧，沐浴２１世纪新时代阳光，正在意气风发地前进。希望以中国博物馆协会７０周年纪念为契机，继往开来，要在协会体制、机制等方面自我调整、自我改革、自我完善，不断培养和增强协会自身能量，把协会办成全国博物馆和广大博物馆研究者的“服务之家”和政府部门的得力助手，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博物馆体系贡献力量。 （2005年12月30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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