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最大的困难就是胡没有家谱、族谱，而这恰恰是权威的资料。他又说，胡存孝、胡上治（胡雪岩的侄元孙）透露了胡雪岩发迹后回原籍续谱的事实：这次来绩溪续谱胡雪岩是与管家一起来的，只是管家自恃“宰相门前
七品官”，言行狂傲，因此得罪了绩溪族人，结果族谱未能续上。于是胡雪岩与胡月乔便在杭州自己编了一个家谱，这个家谱与绩溪的胡氏统族谱没有连起来。因此，澄清了为什么在绩溪胡里找不到胡雪岩一支家谱的疑团。
这段关于胡雪岩发迹后回原籍续谱的事实更令人无法理解了。据我们掌握的资料，胡雪岩的管家为六品官。而“宰相”制度早在明太祖时已经废除了，明清之际以大学士代之，因此，在清代晚期更不可能有这样称呼的。这种连最基本细节都出错的“口述”更是不足采信。而杭州胡雪岩自己又编了本家谱，胡惟平怎么知道胡雪岩自己编了本家谱，家谱在哪里？请让我们看看。可以说，杭州人不流行续家谱（市郊农村倒是有）。因此，胡雪岩在杭州根本就没有家谱。这种“事实”看来只是一段毫无依据的演义罢了。
（五）胡雪岩孙媳妇章芝仙（即胡渭卿之妻，绩溪城内人）的侄儿、原胡庆余堂的会计章洪浩提供的幼时耳闻胡雪岩（以下信文中所称的胡即胡雪岩——我们注，下同）的事：“绩溪城隍庙的大钟是胡捐赠（已在１９５８年毁去炼钢）。胡的孙媳章芝仙是我堂姑母（即胡渭卿妻，胡文桢之母），叔祖章印桐（芝仙之父）在杭开过道生钱庄、绸厂，当过光华火柴厂总账务。再绩溪胡濂溪（宁波知府）的长子胡良铨（广东大埔知县）的第四儿媳是胡的外孙女．．．．．．总之，胡与绩溪人有交往。”胡惟平将所谓胡雪岩孙媳妇的侄子章洪浩幼时耳闻的口述资料也作为其证据实在有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嫌疑。而且章口中绩溪城隍庙的大钟既没有文字记载，又没有照片拓片，更无从考证，实在难以令人信服。
（六）胡惟平还提供了一些线索，如由胡雪岩的侄曾孙胡存孝披露的“史实”：“胡雪岩创办胡庆余堂，在开张时印的广告上，自称是绩溪人。”并将其作为确认胡原籍绩溪的一个确凿证据。只是这个“史实”既没有实物依据，又没能在现存的胡庆余堂的广告上找到确切的记载。把这些误传的口碑作为铁的证据，这在学术研究、考证等工作上是忌讳的。二、有关《一叶轩漫笔》中对胡雪岩的记载
除口碑资料外，胡惟平在文章中还提供了一条这样的史料，并将其作为与胡雪岩同时代的史料来证明胡为绩溪人，原文摘录如下：“清末（根据文意句法推定，具体时间待考），沙沤在《一叶轩漫笔》中这样写道，‘绩溪胡雪岩观察光墉，贾人子。．．．．．．’（见重庆出版社《一士类稿》１９９８年８月版第１９７页。）”我们也仔细研读了《一士类稿》中提及的《一叶轩漫笔》中有关胡雪岩的记载，无法根据文意句法推断《一叶轩漫笔》写于清末或作者沙沤是清末人。
在接下来的论证中他指出：
一些否定胡雪岩原籍绩溪的文章，其资料来源主要是徐一士的《一士类稿·谈胡雪岩》专条，但徐一士本人对其所搜集的胡雪岩资料的可信性和真实性并不完全肯定。他坦言：“凡是之类，为关于此‘活财神’之传说，所述事迹，堪备节取，未宜尽信”。“渲染处可做小说读也”（注：这是徐一士先生对李伯元（宝嘉）《南亭笔记》的评价）。遗憾的是这些连徐一士也不敢完全认可的史料却成了一些探究胡雪岩籍贯文章主要证载来源，并广为流布。
我们不禁又产生疑问（暂且不论《一士类稿·谈胡雪岩》资料的真实性）：胡惟平一方面在怀疑徐一士《一士类稿·谈胡雪岩》资料的可信性及真实性，另一方面又毫不吝啬地大胆采用了《一士类稿·谈胡雪岩》所摘录的沙沤《一叶轩漫谈》中关于胡雪岩籍贯的记载，用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似乎也有双重标准之嫌。
一士先生一生致力于历史掌故的研究和著述，发表文章累计数百万言，被文学界誉为“晚近掌故史料巨擘”。柯昌泗先生（原民国清史馆总纂柯劭文心之子）曾评价《凌霄一士随笔》“是最可靠的近代史资料”。瞿兑之先生（清末大臣瞿鸿礻几之子，同为著名掌故学家）于１９４４年对徐一士的掌故学也作了如下的评价：“他不是普通人所想
像的那样掌故家，就其治掌故学的能力而论，的确可以突破前人而裨益后人的地方不少。第一他富于综合研究的能力；第二他能博收材料，凡有所见，均能利用；第三他有极忠实的天性，读书作文不肯一字放过，不肯有一字不妥；第四他有绝强的记忆力；第五他有侦探的眼光，每于人所不经意的地方，一见即能执其间隙。有了这些特长，所以他的成就可以说是掌故家从未到过的境界，也可以说，自有徐君，而后掌故学可以成为一种专门有系统的学术，可以期待今后的发展。”徐一士先生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为其同时代人所公认，作为后人的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前人留下的读书笔记资料。其实胡惟平在摘录该条文时，为了迎合自己的观点，却故意遗漏了徐一士在阅读此资料时提出的疑问：“胡为杭人，盖无异词，此独曰绩溪，或其祖籍？”徐一士认为：胡雪岩是杭州人毋庸置疑，但对绩溪一说，却是心存疑虑，故打了个大大的问号。
三、关于胡雪岩为“杭人”、“浙商”的评析
胡惟平对与胡雪岩同时代的文字记载胡为“杭人”、“浙商”、“浙籍”作了如下辩驳：“由于胡光墉‘迁杭已久’，又在杭州习商发迹，其创办的实业如阜康银庄、胡庆余堂国药店等都打上了明显的杭州烙印，人们将他称为‘浙商’、‘杭绅’是很自然的事，由此进一步引申为‘杭人’或‘浙籍’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因此而说胡雪岩是杭州人却未免牵强了。类似情形在绩溪籍茶叶巨商汪裕泰（创始人汪惕余，杭州西湖汪庄主人）和徽墨名贾胡开文（创始人胡天注）中也存在，如汪裕泰茶号有上海、台北和美国的分号，我们是否可以说汪裕泰茶号的创始人是上海人、台北人呢？而胡开文墨庄也有北京胡开文与南京胡开文等分店，我们能说胡开文墨号的始创人是北京人、南京人吗？”
清末名贾汪裕泰、胡开文，虽然他们事业的触角已经伸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了，但他们依然被人尊称为“徽商”，而不会被人臆测为“北京人”或是“南京人”，因为他们确实是不折不扣的安徽人。而名重一时的胡雪岩在北京、上海、福州等地也都办有分号，却没有被人当作是“沪绅”、“京商”而是尊为“浙商”、“杭绅”，这也只是因为胡雪岩是个不折不扣的杭州人。
四、关于程振甲题跋的碑石
同样，因为胡雪岩在芝园里嵌砌的碑刻中有古歙程振甲题跋的碑石（胡惟平弄错了，不是在芝园，而在正厅后花园），胡惟平将其与胡雪岩的籍贯紧紧联系在一起。其实这块碑刻是元末明初书法家马治的法帖，末尾四行是古歙程振甲的题跋，其碑名为《马治法帖》，此碑落款为“义兴马治”（义兴即今江苏宜兴）。按照胡惟平的逻辑，胡雪岩岂不是与宜兴又有了关联。故居内还有大量的名人碑石，如董其昌、王阳明等等，又如何去理解。因此，将这些牵强附会的理由作为确认胡原籍绩溪的确凿证据实在是有悖常理了。
五、关于否定杭州与胡雪岩同时期文献、史料、实物的评析
（一）对于王坟碑中出现的落款“光绪丁丑秋仲里人胡光墉”，胡惟平作了一些考证：“据《辞海》载，‘里人’内涵为①里中主事者，犹‘里尹’、‘里宰’；②同乡里（里弄）之人。”对此我们还是想作些纠正，《辞海》对“里人”的解释只有“同里之人”一种涵义。而胡先生提到的解释倒是出现在《辞源》中，只是他在“同乡里之人”的解释中又强加了“里弄”两字，不知何故？胡惟平认为胡雪岩在元宝街新宅落成之前，曾在抚宁巷居住过，而且断定他是该巷具有主事人身份的居民。只是在现有的史料中我们根本没有发现这方面的资料能够证明这点，胡先生也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依据，我们只能理解为他是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胡雪岩是以抚宁巷街坊的“里宰”身份来刻立王坟碑而加以臆测的。按照《辞海》和《辞源》提供的解释，“同（乡）里之人胡光墉”解释为“杭州人胡光墉”是比较贴切的。 胡惟平还论述“抚宁巷是一个由不同原籍的居民组成的里弄”，我们又要请问，如何知道１３０年前的抚宁巷是由不同原籍居民组成的？我们从来没有找到过这样的资料，也没有文献记载。
（二）对于铜钟上镌刻的“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的解释，胡惟平提出了疑义，认为胡雪岩“是为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而有意突出寄籍淡化原籍的营商行为，并非说胡的原籍是杭州”。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宗族观念更为强烈，胡雪岩主要经商理念就是“诚信”二字，假如他是安徽人，他决不会为了营造良好的经商环境而称自己为杭州人。
关于“钱塘弟子”这个问题，我们专门咨询了佛教界人士及一些研究佛教史的专家，他们都给出了相同的解释：钱塘弟子胡光墉应理解为杭州人胡光墉，佛门信徒在进香施舍落款时留下的应该是自己的郡望（即籍贯）而非其他含义。这也说明和证实了我们得出的结论：胡雪岩就是杭州人。
胡惟平对与胡雪岩同时期的《杭州府志》及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奏章这样重要、珍贵、真实的文献资料一一否定，我们深表遗憾。
六、胡雪岩故居的建筑风格
胡惟平说：“胡氏豪宅与胡庆余堂的鲜明徽派建筑特色在文章里就不再赘述了。”确实胡雪岩故居过去常被人误解为徽派建筑，并当作胡雪岩祖籍是安徽的又一证据。在此，我们对胡雪岩故居杭派建筑风格与徽派建筑风格的不同作以概述。首先看一下胡宅大门和天井。大门高２．９米，宽２．２６米，门额上用宽３．３米，高０．５米的青石贴面，看上去既像官帽又像“高”字形。这类朴实的青石石库门风格正是杭州的地方特色。从杭州现有的明清建筑看，此种石库墙门非常普遍。皖南也用石库门，石库门上采用与杭州石库门一样的大青石贴面，但风格与杭州不同。如安徽歙县民居稍有规模的
建筑，大多采用浙江淳安、建德一带的严州青石料作石库门，门顶端额面高一般都在８０～９０厘米。大门前也均设台阶，与杭州不同的是台阶两侧作素面石栏。故居内用青石板铺砌的天井不少，特别是主体建筑地面多用青石板铺设，形式很简单，把青石板铺平，其上仅凿下水之用的铜钱孔，其他不作任何雕刻。这类天井，一般比主体建筑前檐的阶条石低１０～１２厘米左右，这是杭州传统建筑中非常普遍的做法。而徽州一带的天井大多比主体建筑的阶条石要低得多，一般在２０～３０厘米上下，有的在由此形成的台基壁面上施以雕刻，而且大多会在天井四周做排水沟。
在梁架上，胡雪岩故居与传统的杭州风格一样，采用断面长方形木材做梁架，整体比较简朴，其高大的梁架上，多刻人物、花卉。而徽州一带民居梁架则多作圆木起拱状，俗称“冬瓜梁”。有的采用长方形梁架，这种梁不少也作成拱状，有的也不起拱。这类长方形梁架无论起拱不起拱均为菱形，梁架的宽度也基本一致。杭州的长方形梁架不作菱形，平行时驳成圆角，大多中间宽度大，两端收小。
胡雪岩故居屋面瓦作也很简朴大方，不设吻兽、不作升起。在新七间屋面正中发现有残存砌筑，这应是屋脊正中设置的小照壁，上面作有画像或“福”“寿”等字，这正是杭州的地方特色。胡雪岩故居大门门楼南面西转角檐柱牛腿之上的琴枋上，雕刻有一组人物与建筑图案，其中一座建筑的屋面正脊正中就有一座小方照壁，真实地反映了杭州筑建的风格，实为难得。而徽州的屋面十分讲究，如安徽绩溪一些家庙正脊两侧高高升起，正脊砌得特高，壁面有砖细或堆塑，再作吻兽。如徽州歙县棠樾古民居祠堂的屋面，正脊两侧升高，其上有十分复杂的装饰泥作。屋面瓦作中间凹曲较大，这类做法俗称“肥水不外流”，是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
另外，胡雪岩故居保护较好的老七间南北山墙、轿厅南墙和东墙、楠木厅西墙以及大门的山墙和围墙，虽比一般杭州房屋要高，但形式一样，均采用下大上小、墙顶作三线叠涩、小青瓦盖顶并用小瓦竖立作墙脊（甘蔗脊）的形式，其下侧墙正面作壶细口，软抛枋及垛斗墙。这些不仅是杭州建筑的传统做法，并且符合《营造法原》的有关内容。而徽州一带做法不同，如墙头类似博风板的形状，板上直立一砖顶住加高墙脊起翘。有的三山或五山屏风墙等的墙顶脊不起翘，但在脊的头部筑一类似花盆的构件，有的柔和地用瓦作砌高翘。安徽歙县有些传统建筑的马头墙自檐口至墙体有均匀规范的叠涩，这类做法在胡雪岩故居及杭州本地建筑都没有见到。如杭州地区二楼地板搁栅间距都在１米以上，一间房间由多根搁栅支撑。但徽州不同，其建筑一间房间中间位置用一根较大的搁栅支撑。还有如大门下方的梗臼，徽州的梗臼普遍由一块高１５厘米，长３４厘米，宽１３厘米左右的木质或石质物体制成，而杭州是在落地的石板上直接凿出一孔，其上安装铁构件，作成梗臼。这些与杭州地区的做法不仅风格不同，结构也不同。其次，在徽州一带的民居包括那些稍有规模的建筑大多都不油漆，均为木质的本色，这与杭州也不相同。
上述这些两地不同的传统建筑形式，当然存在着相互之间的影响与交融，我们在皖南曾看到极个别的民居墙门和郑成功祠堂都采用与杭州一带风格类似的石库门（但门框上少了比门还宽得多的那块贴面），这就是地域之间影响的结果。地域相距越近影响越大，如杭州地区淳安、桐庐等地的居民建筑，确实充满徽派风格，徽派建筑却与杭州传统做法截然不同。而胡雪岩故居建筑上所用的那些铜铸件、铜隔漏（落水管），尤其是那些铜制摇梗、梗臼都在国内少见，同时故居还引进了欧洲风格的建筑构件，如罗马形式的木栏杆、彩色玻璃等，所以它充满着借鉴海外的创新个性，这些与杭州风格的园林与假山融合起来，别具一格。另外故居内的砖细图案多达２０余种，形式多样，其宅院内还多用鹅卵石铺地，图案主要有聚宝盆内盛金钱、元宝滚滚、平升-等，有个别的取花鸟题材，制作极其精美，更显出故居建筑风格的不同一般，所以很显然胡雪岩故居就是一处以杭州建筑风格为主体的近代文物建筑。胡庆余堂的建筑风格和故居如出一辙。
关于《仝王姓交涉公事》诉讼文稿，这是近年出现的一份手抄本，也是胡惟平考证胡雪岩是安徽人的文字材料，但我们认为有些疑点。该文稿清光绪年间摘录于徽州府城第二册稿。徽州府城第二册稿是书名，还是地名，十分含糊。无论是书，还是州府档案抄录，原件现在存放于何处，为什么拿不出原件？该文稿有较多的简化字，虽然简化字早就有了，但基本都在草书中使用。这个抄件有的地方一行字内就有繁体和简体，通常而讲，无论是官司记录，或印刷版不太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是个别字体，疑是近现代才出现的。虽然所谓的手抄本但当时的地方官府也未确定胡雪岩是否是绩溪人，但如果我们上述所说的这些疑点没有搞清，这份手抄本的可信度就很值得怀疑，也不能成为一种例证。
以上是我们对胡惟平考证的评析，从中可以看出，胡惟平认定胡雪岩是安徽人完全缺乏史料和实物依据。
其实，根据胡雪岩遗存下来的一些实物资料以及与胡雪岩同时代人记录下的文字资料分析：胡雪岩是杭州人是个不争的事实。对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再逐一表述。
一、日本铜钟与“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
杭州等地有一批刻有胡光墉字样的日本铜钟，胡雪岩命人在钟之纵带上镌以双线阳文“钱塘弟子胡光墉敬助”的题名，分别赠送各地寺庙，以行善事。至今浙江湖州铁佛寺、杭州岳庙及虎跑寺内等地都尚存刻有该题名的铜钟。显而易见，胡雪岩就是杭州人。
二、胡雪岩自撰的“王坟碑”称自己为“里人”
胡雪岩在光绪年间（１８７７年）亲自书写的“王坟碑”是近年从杭州城头巷口工地运至杭州九堡的，现存杭州碑林。此碑书体楷书，高１２５厘米，宽５６厘米，厚１８厘米，采用太湖石料，基本保存完整。此碑落款为“光绪丁丑秋仲里人胡光墉识”。
三、《杭州府志》记载胡雪岩为杭州人
清光绪《杭州府志》“义行篇”记载：“胡光墉，字雪岩，仁和人”，仁和即今杭州。府志作为一种地方史主要的记载形式，其内容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性、权威性、真实性。
四、左宗棠、李鸿章、阎敬铭的奏折中都称胡雪岩为浙江人
时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与胡雪岩的关系非同寻常，在官场和商界相互扶持了２０年，情谊不可谓不深，但在左宗棠的奏稿及家书中均没有胡雪岩是安徽人一说。左宗棠为胡雪岩向朝廷请功时，如同治十二年（１８７３年）四月的《请赏道员胡光墉母匾额》折、光绪四年（１８７８年）三月《胡光墉请予恩施》折中都称其“籍贯浙江”、“浙江绅士”。
李鸿章本人是安徽籍人，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十八中，李鸿章为胡光墉请奖时也说胡雪岩“籍隶浙江”，试想如果李、胡同乡，李鸿章岂会如此请奏。其实胡曾被授布政使衔，为候补道员，按照惯例，他事先需向朝廷呈报履历、写明籍贯。晚清“中兴三大臣”中的两个重臣左宗棠和李鸿章都在呈览皇帝的奏折中称胡是浙江人，这应该是以胡本人的填报为依据的。
作为户部尚书的阎敬铭在胡雪岩破产后，于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年）十一月十二日提交奏请拿办胡的折子中提及：“查胡光墉籍隶浙江，出生市侩……”阎敬铭在写奏折的时候必定对胡雪岩做了较为细致的调查。
五、与胡雪岩同时代人的记录称胡为“杭人”
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记载：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年）丙寅四月二十三日言及胡事云：“张某，邑之大趄驵。庚申、辛酉间，与杭人胡雪岩操奇赢，各挟术相欺诈……”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年）癸未十一月初七日云：“昨日杭人胡光墉所设阜康钱铺忽闭……”另：秦缃业、陈钟英的《平浙纪略》说胡雪岩是“杭州绅土”，陈云笙（代卿）《慎节斋文存》说胡是“浙江钱塘人”，王安定《湘军记》说他是“浙绅”，其中秦缃业、陈钟英还与胡雪岩一样亲身经历了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威丰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太平军两次围攻杭州的事情，因此他们的记载是较为可信的。
六、陈蝶仙称胡雪岩“世居浙江”
陈蝶仙（１８７９～１９４０年），杭州人，清末民初著名的历史小说家。光绪二十九年（１９０３年）完成的《胡雪岩外传》所写的序是这样叙述的：“君名光墉，世居浙江，雪岩其号也。”《外传》是最早出版的有关胡雪岩的历史文学作品，对胡雪岩故居作了极为详尽的描写，包括建筑的立面、结构、开间、门窗的形式、假山、厨房的位置、墙脚石的形式等都十分准确到位。尤其是经考古发掘证实了作者对芝园水池底用铜皮铺设所作的忠实记录。我们有理由相信，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胡府及胡雪岩作过详细的调查研究，其对胡雪岩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
另外，我们日前还发现龙井有块墓碑，墓地主人名字为：“诰卦光禄大夫显考国木梁府君 诰封一品夫人显妣周太夫人合葬”。碑上刻有“治葬子胡鹿泉”，后面则是孙子辈，从大到小分别为：“光桂、光钅鉴、光鼎、光墉、光培、光椿”，胡光墉排行第四，其后还有曾孙、元孙的名字。从碑文看，该碑不仅有“光墉”之名，还有其父“胡鹿泉”的名号，据此某些学者已将该碑作为“胡雪岩为杭州人”的又一实证，但我们还是持严谨态度，要进一步调查。如果该碑真的是胡雪岩祖父母的合葬墓碑的话，就又增加了胡雪岩祖籍是浙江杭州的铁证。
（2005年12月16日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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