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中华文明对人类已经并将继续做出卓越贡献的高度上，把文化遗产的认知领域不断扩大到文化景观、文化线路、文化遗产廊道、文化空间等新视点，把更多的反映人类社会进程的各类文化遗产列入认知之列，建立起多元一体的文化遗产大资源网络，从而构建泱泱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大国的框架。一是就国内本土而论，文化遗产资源要以文物部门直接管辖的为主，联通到非文物部门管辖的以及民间乃至整个社会拥有的文化遗产；二是就国际外域而论，文化遗产资源要以我国现存的文化遗产为主，与历代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到世界各国的遗存相贯通，从而使我国文化遗产资源能够与现存于全球的中华文明遗产资源进行深刻对话，融为一体。
显然，文化遗产大资源观可分为三个层面，从其分布地域讲，包括本地域和外地域（国内、境外、国外）范畴；从其存在形态讲，包括地上、地下和水下，可移动和不可移动，物质和非物质；从其所有形式及管辖范围讲，包括文物部门和行业外，民间及全社会，这样合而通之就组成“三位一体”的我国文化遗产大资源系统。二
众所周知，由于沧海桑田，时空变迁，加上自然、交通、人为等因素，致使文化遗产存在的状态已莫衷一是，加上文献记载，口碑传说等十分缺乏和明显不足，以至在“文化遗产大资源观”统领下的未知领域究竟还存在多少称得上文化遗产者迄今仍是雾水一团，但又令人望断秋水。那么，面对文化遗产资源的未知领域，我们应该以超常规的思维方式认真对待。因此，尽可能快、多、好地对于文化遗产的发现则成众望所归，势在必行。当然，对于目前在科技保护手段尚存在较大难度的现实情况下，而仍热衷于诸如对帝王陵寝等重大地下遗存的主动发掘等则不列其中。
文
化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资源，它的价值认知和评估首先在于发现，发现是一切文化遗产认知的前提和基础。正是基于这一点，文化遗产的发现理念正日臻成熟，已逐渐地成为人类一种充满智慧的理性实践。我国政府对此一直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由国家文物局发起，分别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８０年代在全国范围开展的两次文物大普查，是建国以来中国政府组织的规模最大，投入人力、财力最多，成效十分卓著的寻找国内文物遗存的惊世之举，这是一次全国范围文物家底的大清查、文物资源的大发现和文化遗产的大积聚，包括此后各地相继开展的内容不一、形式多样的文物普查。到目前我国已登记在册的４０余万处地上地下不可移动文物，１２７１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７０００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６００００余处地县级文物保护单位，１０３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３１处世界遗产和２３００多座博物馆、纪念馆，近１２００多万件馆藏文物等，文物普查在其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样，国际社会对于文化遗产资源的关注与发现也堪称楷模。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率先组织发起的两次时间长达１０年之久，地域横跨亚非欧的“丝绸之路”（包括陆上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考察活动，在人类最古老和最漫长的路途，穿沙漠、跨戈壁、翻雪山、过草地、涉重洋、渡大江，寻觅当年张骞、甘英、玄奘、法显、郑和、亚历山大、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等那些为中西文明交流做出过卓越贡献的先人足迹，发现为数甚多、弥足珍贵的文化遗存，找寻人类昨天曾经创造的辉煌。这些令人感奋不已的寻找文明之举，充分体现国际社会对保护文化遗产的高瞻远瞩和非凡气度，深受许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组织的积极响应。１９９９年，国际博物馆协会曾十分明智地把当年“５·１８”国际博物馆日主题确定为“发现的快乐”，足见在保护文化遗产这一宏伟神圣目标下，“英雄们”是何等地“所见略同”。
或许是一种潜质、先验或文化积淀的使然，人们注意到，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到２１世纪初的近１０年时间里，对我国文化遗产事业而论，宁波市文物部门做了三件有意义的事。其一是于世纪之交的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间组织实施以“寻找文明”为主旨的第三次文物普查，首次发现市域内鄞州区横省南宋仿木结构石牌坊（现已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填补我国南宋时期牌坊建筑的空白
，还发现了类型多元、为数达百处的文化遗存，并以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宁波召开全省第三次文物普查现场工作会而圆满告终。本次抢救文化遗产特别行动，把社会有识之士和广大公众的忧虑与希冀，借助于“寻找文明”这一有效载体，是文化遗产发现观的应验与实证。其二是１９９８年下半年成立国内地方级第一家水下考古机构——中国历史博物馆宁波水下考古工作站，并承办了中国水下考古培训班。宁波是我国著名港口城市，东方“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宁波市文物部门充分意识到２１世纪是海洋世纪这一国际背景所带来的机遇价值，对城市所拥有的文化遗产水域资源具有独特的战略认知。事实正在并将继续证实，水下考古作为２１世纪的朝阳项目，不仅对于宁波及其东海海域，而且对于中国及其周边海域将意味着又一“文化遗产国力”之所系。而宁波关于海洋文化遗产的意识和由此引发的宁波“海上丝绸之路”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之举，体现了地域文化遗产资源的国际化提升。其三是２００３年秋，宁波市文物部门在深思熟虑之后，于国内率先策划实施“千年海外寻珍”计划，第一次组织由政府官员、专家、新闻记者和市民代表组团赴日本、韩国调查，寻访与宁波“海上丝绸之路”有关的文化遗存。随着全球范围著名“丝绸之路”（包括陆上和海上）的开辟、延伸，东西方交往始终以双向的方式展开。同样，国家与国家，区域与区域，城市与城市之间的通商贸易与文化交流也不例外。可以这样认为，在现今世纪，当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城市在其经济社会和文明程度发展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它在最大限度地寻找本地域现存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然会对与其历史文化密切相关的，又现存或传播、影响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遗产，提出寻访调查的要
求和深入研究的构想。步入２１世纪之后，这对于一个正在进一步开放中又努力快捷地与国际社会接轨的宁波来讲，乃是它走向成熟和自觉的重要标志。“千年海外寻珍”活动的现实价值在于：中华文明的传播与影响曾在世界各国留下过为数甚众的珍贵遗存，当今的中国完全应该而且有足够实力与能力进行寻访、调查、整合，重塑中华文明和平崛起的国际形象。
正是因为人们在寻找文化遗产中善于借助发现与认知，又不断地向着认识客体的深度和广度、向着认识主体能力的高水平、向着认识工具的多样性和精确化进步，又以其创造实践和认识为原动力，所以人类的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在不断发展。
三
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成就斐然，堪称卓著。然泱泱五千年世界文明古国的显赫名声与现今所处地位现状相比，与国际上文化遗产保护先进国家相比，在理论把握、管理理念、科研水平以及对自身文化价值的发掘认知上，我们尚存不少差距。
文化遗产存在一种“对举”关系，就其资源而论，已知资源和未知资源互为背景，当研究已知文化遗产资源时，未知资源就处于潜在的背景，相反亦是，彼此存在“显在”和“潜在”的辩证关系。同样，皆属中华文明的国内文化遗产资源与国外文化遗产资源也存在这种关系。从事文化遗产事业应强化贯通和整合意识，其既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境界，更是一个深层次的思维方式。当运用这种思维面对多维空间、多个地域、多种形态时，人们就会十分自如或情不自禁地对之进行贯通，这样其工作层面、知识世界和驾驭领域，始终处于激越开放和充满活力的状态。也就是说，从事文化遗产事业如同做学问，要讲究一个“通”字，融通、贯通，最终使整个文化遗产的各个领域都具有一体性，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甚相通或似“通”非通。笔者认为，要努力寻找中国文化遗产发展和改革的生长点，其关键之一就是要讲究“通”字。
“通”者，“大”也。纵观我国文化遗产事业现状，其症结似乎是做“小”了而未能做“大”，无论是各级管理机构还是资源认知范围、运作程度；无论是文化遗产总量还是把握的地域空间等，都要一
体化而贯通，都要尽力做强而且做大，全面、多维地展示中华文化遗产大国乃至强国的非凡气质与绰然风范。“大”是目的，“通”是手段。
随着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和全国文化遗产事业“十一·五”规划及２０２０年远景规划的编制，我国可以而且应该策划组织实施旨在“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的宏伟计划。一是成立专门机构（设立基金会的形式）和组织专门力量调查目前世界各国博物馆（包括拍卖行、著名藏家等）收藏的中国历代珍贵文物，编辑出版“中华海外遗珍”（含港、澳、台地区）大型系列丛书及多种形式的成果，从而廓清现今中国在海外可移动文物的家底。二是组织专门力量，借助“丝绸之路”（包括陆上、草原和海上）调查研究中华文明传播、影响到各国的遗存。此项工作可由国家文物局与各有关省、市、自治区文物部门联合组织进行，可作为长线项目，制定总体规划，逐年分步推进，全景式、多维度地展示中华文明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作为对中国政府和平崛起全球战略的有力配合，编辑出版“中华海外遗物”（包括港、澳、台地区）大型系列丛书及多种形式的成果。三是以超常规的方式大规模、抢救性地开展我国周
边海域的水下考古调查、探摸和发掘项目，特别是加强海外水下沉船方面与各国的友好合作，使我国能在较短时间内成为水下考古大国，并为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扩大影响、创造条件。同时，在国内，要在进一步做好文化遗产普查和专项调查基础上，把目光锁定社会行业和民间收藏文物，使这一大块资源尽快列入文化遗产管理部门视野，制定法规，编制规划和实施办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使发现与保护齐头并进，双璧同辉。
重绘中华文化遗产“地图”也应该描绘中华民族坚持开放、海纳百川的文明样式，描绘历代文化遗产多元一体的个性特质，描绘诸多遗存元素的发生、碰撞、传播、移位、发展的轨迹与脉络，使这幅充满永恒生命力的中华文化遗产蓝图成为人类文明璀璨亮丽的绝妙景观。（压题图片：宁波上林湖窑址）
（2005年11月25日5版）
< 1 > < 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