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我通过天津市电话查号台，查到了“塘沽博物馆”和“大沽口炮台遗址纪念馆”，与博物馆负责人富占军先生进行了电话交流，双方都认为这是件有意义的大事，有利于文物保护与研究，有利于塘沽区和英国朴次茅斯市建立地方友好关系及中英友好事业。富占军先生立即向塘沽区文化局做了汇报，引起区委副书记荣新海的高度重视，第二天即派富占军来京与我们会面，并拷贝了全部相关电子邮件和大沽“乐威毅公祠”铁钟照片，达成共识和美好愿景：物归原主。从侵略和反侵略到英方有识之士主动提出磋商归还掠夺文物，认同中华文明和中英友好关系；从丧权辱国、落后挨打的封建王朝到独立自主新中国的建立和成长壮大。这件文物如能回归，既有偶然性，又有着发人深省的必然性，肯定会给塘沽区带来积极的社会影响。
古钟回归，开始上路了。
中共塘沽区委副书记荣新海亲自过问此事，他是南开大学毕业的博士，通晓外语、计算机，他马上根据以上信息与范辉及英国方面取得了联系。不过，一波三折，直到２００４年９月，归还古钟之事仍没有实质性进展。
峰回路转，又经范辉牵线搭桥，荣新海与全英华人联合会副主席、朴次茅斯市华人协会主席叶锦洪相识。果然，争取大沽铁钟回归得到了叶锦洪的坚定支持。叶锦洪不辞辛苦，到处游说，约见了朴次茅斯市市长和议会的多数议员，做通了他们的工作。他告诉荣新海，在归还铁钟一事提交朴次茅斯市议会审议、表决时，有把握获得通过。２００４年１１月，荣新海专程访问朴次茅斯市，会见当时的市长杰森·法札卡里和政府文化官员特里·霍尔。他们均认为：大沽铁钟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该归还，但鉴于铁钟已列入英国文化遗产的二级目录，还要等待英国国家文物与遗产委员会的意见。于是，塘沽区与朴次茅斯市认真合作，开始了积极而周密的申报归还铁钟工作。
在整个过程中，互联网与民间外交、学者外交帮了大忙，荣新海与叶锦洪、范辉往来的电子信函达到近１０万字。叶锦洪在英国积极做工作，为大沽铁钟的归还之事竭力奔波，因为他知道：他身后是成千上万的华人，他自始至终有着塘沽区政府的支持、指导。
今年５月，叶锦洪率华人代表团第一次来到大沽口炮台，他感慨万分地说道：“我们不能改变以往的历史，却可为现在的世界创造和平、友好的未来。”５月２５日晚上，叶锦洪一行在离开塘沽区的路上，获悉英国国家文物与遗产委员会批准大沽铁钟归还中国的消息，全团成员禁不住欢呼雀跃。
“庆祝大沽钟回归祖国典礼”仪式于英国当地时间２００５年６月１３日下午４时１７分，在朴次茅斯市博物馆大厅隆重举行。朴次茅斯市市长、部分市议会议员、维多利亚文化中心负责人马可·刘易斯、华人协会会长叶锦洪、朴次茅斯市博物馆馆长保罗，中国留学生范辉，中国驻英大使馆文化参赞、中国天津塘沽区代表团一行１０人及当地华人、华侨代表，中英友好人士出席了这一仪式。
此后，朴次茅斯市博物馆馆长保罗为大沽铁钟办理了“文物出境”许可证。经过必要程序，２００５年７月１７日夜间，大沽铁钟空运至首都机场。天津塘沽区文化局陈建副局长在接到通知后，１８日中午赶到首都机场海关。盼着大钟早日回家的陈建副局长，来不及办理通关手续，手执一叠报道大沽铁钟回归的中外报纸，找通关处领导协商，热血心肠感动了海关的同志，双方达成先取钟后补办手续的约定，１９日上午办妥了全部报关、检疫手续，当日下午５时，闻讯赶来的新闻记者齐聚“货运中心”，目睹了大沽
铁钟回到祖国怀抱的庄严时刻。７月２０日中午，大沽铁钟从北京启程，１３时４９分，运抵塘沽“行政许可中心”。
７月２２日下午３时，大沽铁钟回归祖国庆典在大沽口炮台遗址纪念馆隆重举行。天津市委宣传部、文化局，塘沽区委、区政府领导，被邀请的钟铃专家、塘沽各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了这一见证大钟回家的神圣典礼。大沽铁钟：见证世纪兴衰
随着大沽铁钟回归引发的关注效应，对这口铁钟自身文物价值的研究也走向深入。该钟口径５８５毫米，钟体高度６５０毫米，钟钮蒲牢残缺，重量１０５公斤。铁质精好，钟声响亮，造型美观，铸造工艺高超。钟顶正中有“天眼”洞吼，其周向残留双吻双爪六点支撑蒲牢钟钮断裂痕迹，并环以莲花瓣浮雕；钟肩为弧弦纹构成的“上带”，并留有４个铸芯洞吼；钟体外壁上段分为“八宫”（八方），每“宫”（方）铭铸“风”、“调”、“雨”、“顺”、“国”、“泰”、“民”、“安”钟铭，其中，“风调”与“雨顺”，“国泰”与“民安”分
别呈对角线布局；中带为一道弧弦纹；下宫亦分八宫（方），钟款铭文在下一宫，镌铸“大清光绪十年立 海口大沽 乐威毅公祠”，下二宫铭文：“皇图巩固 保定府 练军官兵 仝人公立”，下三宫至下七宫无铭文，下八宫为异形浮雕纹饰；下带为弧弦纹；钟裙铸有“八卦”；钟口为八波（曲）荷叶边。
乐威毅即乐善，他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反抗侵略，屡建奇功，在大沽战役中壮烈牺牲的屈指可数的高级将领之一。《清史稿·列传二百八十一·忠义八》“乐善谥威毅”。咸丰九年五月（１８５９年６月），英、法军队挑起第二次大沽口之战，舰船和陆战队攻击大沽口炮台，在直隶总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中炮阵亡之后，身任总兵的乐善，临危不惧，奋勇抗击，大败侵略者，取得了反侵略战争中的一次辉煌胜利。战后第三天被提为直隶提督，并受重赏。咸丰十年（１８６０年）夏季，英法舰队复集重兵于海口，意欲攻破津门要塞大沽口炮台，并报复上次战役的失利。七月初四日（８月２０日），英军指挥官巴夏礼等到乐善坚守的北炮台迫降，被乐善怒斥。在战斗激烈时，（高彤皆《天津县新志》卷十八《乐善传》）僧格林沁曾“檄令暂退，乐善谓使者曰：‘速归告王，炮台存，乐善生’”，表现了中华民族保家卫国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千余守军，全部壮烈殉国。也有个别记载称：“夷人至北炮台下，杀看守一人，余俱惊走，北炮台遂陷。”而大沽铁钟则证明，乐善不仅是为国捐躯，而且成为练军官兵的楷模。
“保定府练军官兵仝人公立”钟铭证明：１８８４年（光绪十年），一种新式陆军——练军已经诞生并驻守大沽口炮台，当属直隶练军。这也证实了当时清政府任命洋务运动代表人物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加强海防防务的历史。朝廷上下都希望树立起乐善这样威武不能屈的民族英雄形象，于是有了“乐威毅公祠”，有了“恨铁不铸钟、以铭将军功”的“海口大沽铁钟”。“乐威毅公祠”早已不存，其具体位置也不得而知，可能就在大沽炮台附近。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大沽口炮台遗址，现存文物已非常罕见，大沽口“乐威毅公祠”铁钟成了见证这一个多世纪国家兴衰的重要文物。
大沽铁钟的故事
１９００年４月，美、英、法、德四国公使联名向清政府发出照会，借“庚子事件”为由，限清政府两个月把义和团“剿除尽净”。同时，八国联军由３０余艘战舰组成庞大舰队，陈兵大沽口外。６月１６日上午１１时，侵略军举行各司令官联席会议，决定对大沽炮台采取攻击行动，并向清军发出最后通
牒。６月１７日零时５０分，还未到联军最后通牒的时限，各国停泊在于家堡的兵船１０余艘，就悍然向南北岸各炮台开炮。上午９时，守军官兵伤亡惨烈，-殆尽，后路又无援兵，大沽炮台失陷，悬于西北炮台的大沽铁钟，被英军奥兰度号舰船官兵作为战利品掠走。奥兰度号是被派往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它参加了进攻大沽口炮台的战斗，但由于船体较大，所以１９００年大沽口战役时只有些体量较小的战舰攻打炮台，奥兰度舰则泊于深海，舰上有４８６名官兵，许多是朴次茅斯市人，因为在战役中有十数名官兵死亡，所以回国后部分军人捐款建亭子悬挂大钟，以纪念死难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防纳粹德国轰炸大钟或熔炼造炮，这口铁钟被人从亭子里摘掉，埋在维多利亚公园地下。１９４７年，朴次茅斯市立学院的大学生诺尔曼在公园勤工俭学，挖沟时发现了它。战后人们忙于恢复和重建，铁钟几度失踪。上世纪６０年代，朴次茅斯市一家晚报的两名记者终于在维多利亚公园的角落里找寻到了铁钟，并被放回钟亭。２０００年前后又去向不明。有迹象表明，不少人打起偷窃大沽铁钟的主意，大沽铁钟的蒲牢钟钮在那之前就被人毁掉了。这时，朴次茅斯市维多利亚艺术中心主任马可·刘易斯开始关注铁钟的保护，他在维多利亚公园的暖房里找到了它，并将它保存在维多利亚艺术中心，供人们参观，直至这口铁钟返回中国。
１９９３年，朴次茅斯市就有人呼吁：大沽铁钟不是和平正义的标志，应当归还给真正的主人——中国。
２００３年，马可·刘易斯与在当地社区电台担任播音员的范辉相识，并请她和中国同学帮助翻译大沽铁钟的铭文，他郑重地对范辉说，这口铁钟应该送还中国。１８６０年，马可·刘易斯的祖先曾参加英法联军攻打大沽口炮台的侵略之战，这支军队后来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成为人类文明的耻辱。
从邪恶到善良，从侵略到和平共处，从掠夺到归还，人类在战胜自身谬误中走向文明的认同与和谐。回顾大沽铁钟回家的两年多历程发现，和此事有关的所有人员，在此之前皆素不相识，为了“归去来兮”，又都彼此携手，期盼共同结果。这么多偶然性，这么多故事，差一点、差一个环节，大沽铁钟就可能继续流落异国他乡，甚至不复存在。而历史偏偏又成就了大沽铁钟新的“价值”，新的生命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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