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有机结合

    我们这里说的“地域文化”是指具有贵州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主流文化”是指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传统文化。这样划分未必恰当，但叙述起来比较方便。

    具有地方特点的民族文化，常常被人视为贵州独有的“土著文化”，比如傩戏、地戏就被某些专家视为“贵州土产”。其实傩是一种流布很广的传统文化现象，别的省区也有。而且，古代中原特别盛行。武陵山区的苗族同胞将傩称为“闹”，显然与傩同音。究竟是汉族学苗族还是苗族学汉族？各有各的说法。我以为，苗族学汉族的可能性大一些。苗族村民还傩愿（苗语称“桥闹”），必用“把队查”（即“汉傩司”），且多唱汉词，足见汉文化对苗文化影响之深。但同时，在还愿过程中又有苗族特点，比如有的角色身穿苗族妇女服装唱傩戏，显示出苗傩与汉傩有区别。有许多这样的现象：一些本来属于中原地区的东西，传到边疆民族地区之后，中原地区反而逐步消失了，边疆民族地区却保留了下来，并且因地制宜发展了，以致让人产生错觉，误以为是边疆民族地区的“土产”。举个例子：苗族的极限数是“十二”，汉族的极限数通常为“九”。苗族十二年吃一次“鼓藏”；为求子、祈寿举办的“栽花竹”、“栽花树”活动由十二位上有父母或下有儿女的“全福人”参祭；红白喜事送礼，或为十二个蛋，或为十二元钱；相传从枫香树芯飞出的“蝴蝶妈妈”生下十二个蛋，其中一个孵出人类始祖“姜央”；苗巫在“扫寨”祭奠中最后念道：“扫过灾星，赶走火鬼，火不烧寨，水不冲田，家家打谷一百二十仓，人人活到一百二十年。”总之，在苗胞心目中，“十二”是个极限数，吉祥数。而汉族呢？常以“九牛二虎”、“九死一生”、“九泉之下”、“九霄云外”等等表述极限。因此，“九”与“十二”就成了汉文化与苗文化在数字应用中的明显区别。如果我们说，苗族以“十二”为极限数、吉祥数，是苗文化的一大特点，想必无甚问题。

    但是，古代汉族难道不是也曾以“十二”为大数吗？《木兰辞》中有句：“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陆游诗中亦有句：“一身去国三千里，万死投荒十二年。”就是近代经典作家曹雪芹写《红楼梦》，也要拼出“金陵十二钗”。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北京天坛中的祈年殿，檐柱总共十二根，也以“十二”为吉祥数。以“十二”为基数，可变化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合称一百零八将。

    凡此种种，可以认为，“十二”既是苗族的吉祥数，也是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吉祥数，只不过苗族应用得更为广泛一些罢了。

    其他方面，诸如苗族服装、侗族头饰，极具地方特点和民族特色，但如果与汉族地区出土的古代陶俑、壁画相比较，不难发现某些相似之处，此乃充分说明，地域文化与主流文化是一脉相承的。
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有机结合

    一说到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不少人总希望我们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不要有丝毫改变。但仔细想想，民族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而且毫无疑问还要不断发展下去，绝不可能定格在某个历史发展阶段上。想叫属于历史范畴的民族文化永远保持“原汁原味”，恐怕很难办到。随着时代的发展，不可能不注入新鲜的汁，也不可能不产生新鲜的味。古往今来，一切优良传统总是与时代要求相结合才能生存和发展。许多古建筑，既有前代建筑的基因，又有当代建筑的特点，并非一成不变，代代雷同。比如月亮山区的苗族民居，从干阑建筑到干阑式建筑直至穿斗式吊脚楼，就有一个继承与发展的交融关系，新旧之间，并不互相排斥。看了月亮山区的苗族民居，就像参观一个民族建筑博物馆，让人增长不少知识。

    我常常这样想：如果优良传统排斥时代要求，苗族服装就不会如此丰富多彩。苗族服装拥有一百多种不同的款式，那肯定是一代又一代不断创造出来的。雷山苗族妇女，有的穿裙子，有的穿裤子，黄平苗族姑娘居然在裤子外面套穿裙子。这种着装方式实际始于民国。这类服装款式是古代传统与现代风格的结合，具有鲜明时代特点。松桃一带苗族妇女穿的“奥满襟”，与慈禧太后、还珠格格们穿的衣服很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是古代苗族服装与清代满族服装的结合，后来成为武陵山区苗族村民独有的服装款式了。

    总之，每个时代的文化，都是优良传统与时代要求有机结合的结晶。贵州高原是研究这类课题的理想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