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考古工作迈上全面展开的新台阶，地下文物纷纷出土面世，尤其是７０年代以来，不断有大量的甲骨、石片盟书、骨签、简牍、封泥、帛书、纸质文书、碑石、墓志、题记刻石等资料出土，与战国诸子哲学思想史有关的包山楚简、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与秦汉史有关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安徽阜阳双古堆汉墓竹简、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等都轰动一时，又与魏晋隋唐史有关的长沙走马楼吴简、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大量的墓志碑刻等，还有与边疆史地有关的楼兰尼雅简牍、罗布淖尔汉简、新疆各地的亻去卢文简牍等，成为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近８０年前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他列举当时的四个重大发现是“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半个世纪以来陆续出土的地下文物就更多，涉及到官私书籍、文件档案、公私信函、遣册文书、稀有墓志、民族文字等等，既有学术价值，也有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
    每个时期的学术研究都有其前沿，这个“前沿”往往是由一些重大的出土文献主导和决定的。出土文献的发现、整理和研究近年已成为专门学问的热点，成为国内外学者集中讨论的焦点，也屡屡成为全社会人们关注的话题，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意义，大大提升了历史文化遗产的品位。
    出土文献整理是一门技术性、综合性要求很高的基础工作，而出土文献的研究则是在此基础上的凝练和提高。出土文献提供大量有价值的佚书和传世古书最早的本子，使我们对古书真伪、时代源流等谜团有了破解，这些都需要多角度考订审核、多层次检讨反思，涉及文字组合、书写释读、校对勘误、词义训诂、音韵探源、版本目录以及古代学术史、思想史等。
    有人认为出土文献是个故纸堆上的“冷门”，是博物馆、考古队和学者案头上的学问，有意将出土文献整理与研究“边缘化”，甚至号称只有被生活淘汰的东西才送进历史文化遗产行列。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有传统学科不被重视的社会倾向，也有学科本身与现实保持远距离的滞后，基础研究处在被淘汰的边缘是目前整个社会科学的问题，但忽视历史文明的储藏积累，淡化民族智慧的结晶，无疑是“文明虚无论”的消极影响，是一种急功近利的短视选择，不利于历史文化遗产的长久保护与永续利用。
    三、出土文献内容的分类与内涵
    地下出土文献种类繁多，经海内外学者共同努力，整理研究出多种内容和类型的文献，有法律文书、卜筮祭祷、遣册记录、官私信件、医书养生以及书檄、符券、案录、簿籍等，大部分涉及当时的-、经济、军事等广泛领域，本身就是当时实践的产物。
    敦煌吐鲁番文书如按经、史、子、集和宗教分类整理，内涵亦非常丰富，儒家经典有《论语》、《周易》、《礼记》、《尚书》等９种，史籍、传记、法律、地理、姓氏等５类，诸子、类书、蒙书、书仪、科技、占卜等６类，别集、选集、诗赋、词曲、变文、小说、语文等７类，佛、道、摩尼教、景教等宗教有４类。历史与民族文献中有敦煌前史、吐蕃史、于阗史、回纥史、归义军史，突厥、粟特、吐蕃等其他民族的资料也很珍贵；社会经济文献中有籍账、土地、赋役、契约等制度的第一手记载，寺院经济和社会日常生活都是官方史书没有记录的真实材料。
    石刻史料在数量上和保存原始资料上也都十分丰富，宋代金石学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就是石刻，具有很浓郁的中国传统特色。石刻包括历代碑石、出土墓志、摩崖题记、佛教刻经等，随着考古发掘地下石刻材料不断涌现，范围扩大到画像石、建筑石构件等，边疆地区石刻也纷纷发现与介绍。中国文物研究所已编纂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就是一个大部头的石刻资料汇编。
    目前出土文献不断出现，历史学、考古学、哲学、宗教学等皆离不开出土文献的重新定位、客观支撑与有机结合，但文博界的整理速度和学术界的消化研究均远远落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出土的一些资料直到现在仍未能整理完成或正式出版，近年湖南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湘西龙山里耶秦简，湖北九连墩楚简，又都是新出土的大量文献，保护、整理与研究将是未来若干年内重要的工作。目前整理和研究的条件还比较差，保护条件低下，整理人员缺乏，资金不能到位，出版周期过慢，特别是队伍青黄不接，学术带头人匮乏，都严重制约了出土文献对文化遗产的贡献，需引起各界人士关注。
    四、出土文献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扩充
    我们讲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可移动文物和不可移动文物，一般大众喜欢看可移动文物中的青铜、金银、陶瓷等工艺品，或是丝绸、书画等艺术品，因为它比较直观。对不可移动文物中的建筑、石窟、造像等也情有独钟，因为它有震撼人心的作用。相比之下，出土文献不是一般大众随意就能看懂理解的，需要讲解员或专家引导，至少要注释成现代白话文，但是出土文献对历史文化遗产内涵的扩充，有着巨大的价值。
    １、出土文献反映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盛衰过程。秦代焚书，没有烧的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从已出土的简牍帛书时代来看，《日书》、《归藏》一类近似卜筮的秦简都被保留下来，还有大量的法律、行政文书，以及告示、官箴等，绝不见“诗书百家语”。从西汉早期开始就出现了儒家经书、道家诸子等著作，鲜明地反映出从秦到汉民间文化的变化。
    ２、出土文献补充了许多遗失的文化遗产。历经战乱动荡、人为破坏、自然损失等，中国遗失了许多宝贵的古籍，现在出土文献中有不少佚失的古籍，如法律文书、天文历书、数术方技等，新近出土的文字骨签、石片盟书、封泥等以往比较陌生的文物，极大地补充和丰富了后世所不能见到的文献，无疑有着珍贵的历史文化价值。
    ３、出土文献揭示了数术方技类的史料价值。传世典籍很少记载数术方技，这是正统观念对其排斥的结果。但它们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且流行传播时间很长，现发现的古代兵书、医书不仅保留了许多早期资料和历史信息。民间下层传统宗教中的很多观念和仪式直接来源于早期方术，使人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定式。
     ４、出土文献为校读整理传世古书提供了依据。出土的简帛书籍没有经过后世的增删改动，传世古籍中一些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可依据新资料重新分析校读整理，出土简帛的原生态使古书体例有了对照的标准，不再是四书五经简单的校正，也丰富了我们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新认识。
    ５、出土文献扩充了文化遗产的内涵。出土的帛书、简牍配有图画，大大扩充了文化遗产的内涵，这是人们以前所不知晓的，图文并茂十分生动地解决了许多原先不清楚的内容，并由此知道古书配图的规律和关系，有着直观的感性认识，修正了一些过去流行的对古书的错误看法。
    ６、出土文献对“怀疑古代文化”思潮是有力的反证。历史上许多受到怀疑的古书、古拓片曾被误认为是“伪书”、“伪刻”，过分的疑古思潮造成一些错误判断，而出土文献证明了许多古书、古碑刻的初始存在，从而使“疑古”的思潮变为“考古”、“释古”的实践反思。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用地下出土文字资料校读整理传世古书，饶宗颐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将考古资料和文字资料分开，用古文字资料作为第三重证据。这些提法都是在出土资料不断丰富的前提下，而采取的一种周全研究的实践方法，许多学者运用这两种方法，集平生精力，甘于寂寞坐冷板凳，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从陈直、于省吾到当今的李学勤、裘锡圭等先生都在这方面做出了建树，为后人进一步扩充文化遗产的内涵、追寻古代文明奠定了基础。
    出土文献是文化遗产百花园中的一片芳草，在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新的发展时期，至少扩充了其可持续研究的内涵，极富本土价值与启示意义。
 五、出土文献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作用
    １、出土文献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评价一处文化遗产时，并不是只看自然风光、艺术创造，而是综合性的评估。例如敦煌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既是东西方贸易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１９００年莫高窟１６窟出了５万多件古代文书与绘画品等文物，真实地记录了中古时期敦煌、河西走廊和西域的历史，涉及到当时的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信仰，完整地展示了一千多年间经济、文化、科技等社会生活场景的流传演变，“敦煌学”在国际人文科学领域大放异彩，这对敦煌莫高窟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２、出土文献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维修保护有着重要的作用
    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的碑刻题记多达２８４０余块，共３０多万字，其数量居世界石窟之冠，被誉为“古碑林”。这些文字资料记载了从北魏太和十七年至唐天宝十五年最为辉煌的篇章，具有补史之阙、证史之误的重要价值。一座洞窟、一龛造像如果缺少石刻文字记载，对其年代分期排队、历史艺术价值就难以辨认，如拆除宾阳洞、潜溪寺等处清代建筑拱券后发现许多历史题记，反映了出资造像人的身份、造像名称、造像原因和题材等。现整理确认的题记不仅是考古研究的佐证，也是保护维修的标尺和准绳。
    ３、出土文献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沿革变化有着不可磨灭的记载作用
    山东曲阜孔庙、孔林、孔府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其申报理由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有大量碑刻记录着２５００多年来对孔子的推崇和儒家思想的尊奉，长期以来对地下石刻的发掘、收集和整理，使孔庙１０００余块碑刻、孔林４０００余块墓碑成为其沿革变化不可磨灭的记载，孔府还珍藏有明清文书档案６万多件，是中国数量最多、时代最久的私家档案，实录了孔府４００多年的各种活动。高句丽遗址的好太王碑甚至成为其历史沿革的罕见实证。
    ４、出土文献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确立有着独特的作用
    重庆大足石刻作为中国石窟最后一座丰碑，造像５万多尊，铭文经过整理有１０万多字，准确记录了９—１３世纪的儒、佛、道“三教”和民间宗教信仰的发展变化，许多新发现的碑刻文字为当时世俗到宗教的日常生活提供了无可争辩的证据，是其列入文化遗产所依据的重要标准之一。
    再举一个例子，战国早期曾侯乙墓青铜编钟，是迄今发现最精美、最有价值的一套乐器，在钟体、钟架和钟挂钩上刻有铭文３７３５个字，内容为编号、记事、标音、乐律，钟铭所见律名２８个、阶名６６个，这些铭文弥补了文献记载的不足，现在复原的编钟采用和声、复调和转调手法，演奏乐曲离不开铭文的考释。
    目前申报文化遗产的热潮非常高涨，中国的预备清单越来越长，但申报遗产不是靠一个单独类别或一个特色，而是综合的多样性的整体关联项目，如安阳殷墟与甲骨文、甘肃及新疆简牍文书与丝绸之路、北京云居寺与房山石经及国内仅存明版纸经、泉州外来宗教石刻与海上丝绸之路、西安碑林与明清古城等等。出土文献具有的综合作用和整体价值日显突出，作为一种研究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史料，应该发挥其不可估量的独特作用。我们不能只关注建筑物、雕塑、洞窟和其他遗址的保护，而对出土文献缺乏抢救保护的手段，使其陷入侵蚀消失的濒危境地，尤其是竹木类的简牍文书、石质类的碑刻层出不穷，急需采用多种高科技方法集成保护这些“国宝”。
    出土文献是文化遗产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我们有责任放宽视野，借助出土文献这一历史记忆平台，向世界推介中国的文化遗产，并将它完好地传给后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