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我到文物局工作了。当时新中国刚成立，要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我正赶上参加文物局在北京历史博物馆筹备“伟大祖国建筑”展览。刚好敦煌的常书鸿、李承仙和常沙娜都集中在这里办展览，我们都在一起，就跟来自敦煌的专家认识了，所以我跟敦煌的同志还真算是老朋友了。当时敦煌艺术研究所对文物局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单位，当时的局长郑振铎、后来的局长王冶秋对敦煌都非常关心。一些敦煌人员的工资和经费都是文物局管，人员也是文物局派出，所以后来常老退休就退到文物局了。

我是学古建筑的，为了保护和加固敦煌，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初期我们就和敦煌的同志一起参与了莫高窟加固方案的研究和制定，当时是由铁道部在那里施工的。到今天我到敦煌多少次了，早已记不清了，恐怕有几十次了吧。比如为了石窟的加固维修、修建飞机场，还有建造新陈列中心等，经常去敦煌，我深切感受到敦煌的巨大变化。所以几十年来我对敦煌有很深的感情。记得第一次去敦煌时，我住在莫高窟前的小庙里，当时去敦煌的人都住那里，生活很艰苦，没有人发怨言。给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在１９６３年，当时郑振铎副部长已经去世了，由徐平羽副部长主持文物局的工作。徐平羽对敦煌特别关心，他觉得敦煌处在沙漠里，与外界隔绝，生活艰苦。他提出让敦煌学者要走出来，而且让外界的人要经常到敦煌去考察，所以他就组织了代表团到敦煌去讲学，主要目的是看望敦煌的人。我就参加了这个３人代表团，是徐平羽指派我的；另一个是南京博物院的女院长曾昭　，她是考古学的前辈；还有陕西博物馆馆长武伯伦。他们两人都是老专家，都比我年长，我也算是一个青年专家吧。当时我们在柳园下的火车，坐汽车走了２００公里左右的路，路况很不好，也没什么好车，一路颠簸，很辛苦。后来就看到了莫高窟，常所长、段文杰、樊锦诗等带领我们去看洞窟，樊锦诗当时还刚从大学毕业到敦煌，年纪还很小。我至今还收藏有一张照片，是段文杰、孙儒涧，还有好多老乡一起拍照的。我在敦煌讲古建筑。当时大家都非常高兴。因为在敦煌工作非常的不容易，我代表文物局向他们表示慰问。常书鸿所长对我们非常照顾，我也经常照顾一起来的两位老先生。住在莫高窟昼夜看洞窟和建筑，还看了玉门关、长城等很多地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难忘的是敦煌太艰苦了，风沙很大，干旱缺水。莫高窟的水很不好喝，初次到敦煌的人不习惯，要闹很长时间肚子。平时的生活环境很闭塞，进一趟敦煌县城要徒步翻越几十里的山路，敦煌的同志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能坚持几十年，我是非常佩服的。

我们今天在这里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特别想到了常老，他的确是对敦煌事业作了很大贡献的人。当时他带着很多学生来到敦煌，有段文杰、李承仙、孙儒涧等热血青年，都是学美术的，是四川重庆美院的学生。这些人在荒漠中开创了敦煌的事业，的确是功不可没。常老以后就是段文杰接任，当所长、院长，他也做了好多开拓性的工作，例如国际合作研究课题，培养人才等等。今天的樊锦诗院长，我和她更熟悉，她二十多岁从北京大学毕业到敦煌工作，至今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她对敦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非常大。敦煌研究院一贯致力于石窟的保护、研究和管理， 他们几代人将完整、真实地保护好莫高窟，并传给子孙后代，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因为有常老坚持不懈的献身精神在敦煌延续至今，所以取得了今天很了不起的成就。我们常常提倡文物干部最基本的情操就是热爱文物工作，廉洁奉公。其实敦煌几代人坚守在沙漠里，他们对文物工作忠实、热爱，不计较个人得失，把青春和生命都奉献给了敦煌，这种献身精神就是我们今天应该在全国文物系统大力提倡和学习的，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敦煌精神”。

段文杰时期敦煌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樊锦诗时期取得的巨大成就，这也要归功于好机遇，好形势，如果没有大好形势也不行。当时有个大发展的好形势，改革前后，常书鸿任所长时期，邓小平到敦煌去考察，引起了国家和国际上的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以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等很多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先后到莫高窟视察。还有日本的平山郁夫，在那做了很多工作，资助很多。因为我们国家和国际上对敦煌的重视，这二十多年来更加促进了敦煌大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很了不起的成果。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全国各地宣传文物保护，也写过很多文章谈到保护问题。当然敦煌的保护工作和学术成就都是世界瞩目的。但是目前敦煌的保护工作面临的困难还是很大的，它本身已经是很脆弱了，不仅荒漠的自然环境已经给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而且如何让它既被保护起来，又要让众多的观众能够看到真正的敦煌，弘扬它的魅力和辉煌，这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难题。五十年代的那次加固维修我参加研究方案了，但我没有参加工程，是俞鸣谦在那里主持工作，还有很多专家都去了，由铁道部施工。虽然现在很多专家觉得当时的加固办法不是太好，有失原貌，但是我觉得还是很了不起的，如果没有那次加固，说不定又已经坍塌掉很多了。因为石窟很脆弱，经常发生坍塌，用这种方法把石窟保护住了。因为我的文物保护的观点，就是必须得让文物本身存在，最大的价值就是文物的存在！用文物本身的存在来体现它的价值，要用物本身来发挥它的作用。比如现在有很多方法，用高科技的三维立体图、各种出版物，包括现在完成的二十六卷本的《敦煌石窟全集》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考古资料有多详细，印刷品有多精美，三维立体图更能够多方位详尽地体现它的形象。但是，三维演示也好，出版全集也好，音像影视也好，我不是说不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文物本身不存在了，这就是最大的损失。我认为现在可能会做得更好，但在当时如果不做可能就坏了，所以我给予那次加固很高的评价。

我们知道，莫高窟的保护工作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阶段的保护工作只是维护和看管石窟，这时无法解决石窟所在岩体和壁画病害的威胁。第二阶段进入了大规模抢救、加固石窟危崖和修复病害壁画，没有抢救，莫高窟将面临着毁灭。第三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与国内外科研机构的合作，提高了保护技术水平，莫高窟的保护进入了科学保护的新阶段。运用科技手段开展了环境监测、壁画病害机理分析、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的筛选研究及风沙监测治理研究等，并逐步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科学保护石窟的方法和理念。我们看到，敦煌在科学保护方面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

敦煌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世界文化遗产，备受世界的关注，首先是把它保护好，然后是发挥它的作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更好地弘扬它的价值。现在的陈列中心是平山郁夫通过联合国资助的，也是了不起的。我记得我很多年前写过文章提到过敦煌，它本身脆弱，不能让更多人进去参观，但必须是人们能够看到它，解决的办法就是把它照原样完完全全复制出来，在另一个地方展览，能够让更多的人有身临其境的“在洞窟里的感觉”，现在的陈列馆模拟复制的洞窟很好，这样就可以把一些最珍贵的洞窟封闭了，控制开放，就可以综合保护。 １９５１年在故宫的敦煌展览，也是复制了一个原状的洞窟来展览，很受欢迎。当时都是手工绘画，现在可以借助一些科技方法，可能更准确，也更省事。那次还有一些复制壁画在故宫大殿里展出，象常老、李承仙、段文杰等人的绘画作品，现在都应该作为文物收藏起来了，一个是他们在艰苦环境中搞创作，二就是他们本身的艺术成就相当高。将来也可以多复制一些壁画和各种艺术作品给人家参观，这就解决了一个保护问题。今后复制洞窟的工作，还可以多利用现代化的科技手段，把更多的更好的洞窟复制出来，让更多的观众可以身临其境地看到洞窟。同时在用高科技的办法让它能够更形象更好地展现它的价值，甚至有些东西还可以做一些历史的复原。比如说汉唐以来开凿洞窟的情况，当时工匠、艺术家如何在这工作。我记得当年有画家画过这类的壁画，甚至还可以再现一下敦煌作为河西四郡的重镇当时的自然环境情况等等，这些工作可以做个科研项目来研究，来再现当时的情况，会更有意思。我看到樊院长在全国政协会上的提案，计划在敦煌搞一个游客中心，把大量游客要了解敦煌的问题，都先在游客中心解决了，然后再看少量的有代表性的洞，我非常赞成这个提案。当然游客中心不能靠莫高窟的洞窟太近，选择一个适宜的开阔一些的地方，场地再扩大一些，我想这是最好的。这样观众就能更好地了解敦煌，我想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我看到樊锦诗的新设想是要把敦煌建设成世界一流博物馆，要具有世界一流的收藏、世界一流的保护水平、世界一流的研究水平、世界一流的展示服务功能，这些设想非常具有科学性、前瞻性。这里我还有个建议，就是要普及文物知识。很多文物有它本身的价值，一般人还不是太了解，比如说，佛教的内容，壁画的艺术，我是一直主张要普及文物知识，要让更多的老百姓看懂，老百姓没有研究考古的，没有研究文物的，没有研究佛教的，要让老百姓一看就了解它的内容，而且受到一些启示，很多的故事，你不说没人会知道。比如佛教故事，有些东西有很深奥的哲学道理，不仅要用复制壁画把它形象地展现出来，还要用更通俗的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来解释它、说明它，这个工作我建议还要做。现在已经做了不少，怎么能做得更好？这还是个问题。不能只有专家知道，老百姓不知道。其实佛教就很重视普及佛经的知识，让信徒知道佛教的意义。佛教徒要念经，但他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敦煌壁画中就有大量把佛经形象化的经变画，都是讲解佛经的故事画，类似今天的连环画，比如介绍释迦牟尼，敦煌就有不少关于释迦牟尼的佛传和本生因缘的故事画。我认为普及文物知识是敦煌研究院的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我经常说，一个是如何把文物保护好，一个是如何发挥文物的作用，这就是《文物保护法》上的１６个字：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我现在看到敦煌管理得非常好，不仅科学，而且井井有条。还有一些国际合作的科研项目都走向世界的前沿，我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济济一堂，纪念敦煌研究院成立六十周年，作为我个人，对敦煌是有很深厚感情的，特别是对常书鸿、李承仙、段文杰、樊锦诗，还有其他很多很多的老朋友，象孙儒涧，他是搞古建筑的，我们都很熟悉。我对敦煌的老同志、新同志表示深深的敬意，也祝贺敦煌研究院在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在国际、国内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敦煌研究院的三位领头人，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所做出的不朽的功绩表示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