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在基础建设或农田水利建设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过去有一句话叫“配合基本建设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我觉得这句话不确切，应该是这样：考古所作为业务单位，受国家或省有关行政文物部门的委托，依照文物法规做好建设中的文物保护工作。这样，就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这样的考古工作，具有执法的性质；其二，是有的地方可以进行考古发掘，给建设让让路，有的经过我们调查、试掘或发掘，是重要的而需要原址不动保护的遗存，建设部门或单位就要让让路。因为文物法规在先，建设在后，必要时就该让让路。我遇到很多事情都是这么处理的，比如说：黑龙江省有一条高速公路经过一个当时并不认识的遗址，经过发掘才知是金代的宫殿遗址，是金上都的一部分，当时桥已经架过来了，兵临城下，怎么办？结果是公路让路。湖南湘西里耶水利工程的方案都设计好了，工程也是兵临城下了，却因古城和秦简这一重要发现而让路了。所以根据这些情况来看，我们就不能简单地理解建设中的考古工作仅是配合建设和为建设服务的工作。如果仅仅是这样理解，那《文物保护法》就不需要了，我们的考古工作只要跟着推土机后面走就行了。要知道建设中的考古发掘工作和遗存的原址不动的保护，都是文物保护工作。对遗存采用何种形式的保护，则依遗存的性质、考古工作吸收信息的能量和科技保护条件而定。

３、为文物行政部门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建议、科学依据以及怎样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提供学术要求。保护的范围多大，保护的要求是什么，应如何保护，要采取什么措施保护，只有考古学的参与，才能使这些工作做得切实些，符合科学的要求。

４、我们文物保护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写好调查和发掘报告。这件事情把它作为文物保护来对待，是我向国家文物局多次建议，而被国家文物局采纳的。过去这些报告的经费从哪里来，没有经费，又要出版，怎么办？我认为考古报告也是文物保护的一种形式。想一想宋代有多少金石学著作，著录了多少件文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多少件？文物见不到了，但我们还可从著录中了解文物的一些信息。所以宋代的金石学著作，就成了文物保护的一种形态。不要说别的，就拿１９４９年以后的发掘，获得了很多资料，但我们没有写好报告，当然有各种原因，比如说反右斗争。上个世纪５０年代西安挖了很多唐墓，后来主持的同志被打成-，报告就没写成，保存下来的文物就成了流散文物了，其科学价值便大大降低，甚至丧失殆尽。有些地方发掘资料保管得极不严格，造成了文字、图纸和照片资料，甚至文物或发掘品的流失，即使不流失，在未发表报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不能对这些资料进行像写报告那样全面整理，便难以了解其中所含的科学信息，所以我常说不写报告，就是花钱买破坏。所以报告是文物保护工作的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考古报告，国家文物局才资助出版考古报告。

（二）考古工作为什么要参与文物保护工作。前面说过，考古发掘属于文物保护工作，但不是完整意义上的文物保护，它只是文物保护的一个方面的内容。很多考古所、很多单位包括不少个人，认为发掘就是为了解决学术问题，这是对的，但这一认识并不全面，我认为考古发掘既是解决学术问题，又是文物保护的一种形式，同时，从学术研究得到的认识，还可为做好文物保护提供认识和科学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说文物具有历史、艺术、科学的价值。文物的这三大价值，虽是其自身存在，但只能经考古等学科的研究才能释读出来。可见，文物保护和考古等学科的学术研究自身就存在如此深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具有战略眼光，能看得更远一些，就会认识到保护文物就是保护考古学的持续发展。考古学科和其他学科一样都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这种时代的局限性，既制约着考古学的发展，又由于它自身具有的可突破的性质，为考古学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条件。地下文物，是考古学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资源。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一代人比一代人进步，这是科学的规律。这一科学的规律，要求我们每一-古学者做好我们能够做好的考古学研究，同时更应投入更大的力量，去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即使我们撇开考古学的局限性和考古学持续发展，并从这里往后倒退一万步，我们也应看到现在有多少考古人员，能把现知的地下遗存挖完吗？三峡库区地下遗存有２５００万平方米，集中全国考古力量，拼命干，花十五年时间，也只能发掘１８７万平方米，即占总量的７．４８％。再举一个例子，看看殷墟的考古工作吧，从１９２８年开始发掘殷墟算起，至今已近８０年了，至今不仅其布局未能搞清楚，而且于前几年竟然在其附近还勘探出了具有宫殿的洹北商城，这除了说明在这里从事的考古工作存在一些问题外，也说明像殷墟这样的大型遗址是需要长期工作的。一时挖不完，就不能让其破坏；考古工作的长期性也体现在不能让那些现在还不能挖的地下遗存遭到破坏。避免破坏，就得保护。这道理再简单不过了，又容易让人听明白，但我们仍要从考古学的局限性与持续发展来看待文物保护。

考古学的局限性是我在１９９６年提出来的，当时，主要是针对断代工程，它不顾科学的时代局限性，谋求现代科学与技术尚不能达到的目的。结果，两百多片珍贵甲骨有所损伤。中国考古学从诞生之日起，已经８０多年了，像走在盘山道那样，翻过几个坡了，取得了巨大进步。为什么会进步，这进步也意味着它时时存在着局限性，和时时对时时局限性的突破。学术进步了，我们进入一个新的境界。站在这一新的境界，就应更自觉更迫切地追求考古学与文物保护的良性循环和考古学的持续发展。为将这个追求付之于实践，我们就得维护《文物保护法》，从自身做起，将文物保护和考古学发展这两副担子担在肩上，从现在情况来看，尤其是应将文物保护这副担子担起来。

（三）我们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不仅要从认识上下工夫，而且要从职业道德上和法规意识上来提高我们的认识，这样才能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法规意识就是“保”字当头，严格执法，以上对得起祖宗下对得起子孙的心态，做好文物保护工作。关于职业道德，现在有些人求名心切，学术浮躁，把商业广告、市场炒作那套东西搬到学术中来，在考古界中的表现是出版了一本书，就请朋友写书评，所谓书评，就是叫好。甚至相约互相叫好，成了相互吹捧的帮伙。写出的文章，不以材料为据，玩空手道，甚至抄袭他人的观点，打扮一番，当成自己的新认识。做点田野考古，就跑“新发现”，甚至在省保单位做点勘探工作，就说自己发现了新的遗存了。这当然不是考古界的主流。但是，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应该引起我们警惕。考古的职业道德要求我们清白做人，老实做事。我想就什么是老实做学问，如何老实做学问谈点意见。

１、学术研究是一代人接一代人，像４００米接力赛跑一样，要接好这个棒，就要站在一个适当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你从事研究的学科及与其相关学科所处的当代的学术水平。没站到这个位置，就接不上这个棒。要接到这个棒，就得老老实实修炼，使自己的学问达到这个水平。

２、做任何一个具体的研究，首先要搞清楚这个学术领域的历史与当前的动向。动向有两种，一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二是潜伏在已经积累的资料中而未被人发现的动向。追求当前的热门话题，固然也是一种学术研究，也很重要，年轻人往往是从这里入门的。但这种学术研究是赶浪潮，表现好的是在浪尖上跳芭蕾舞。实际上是人家出题，你跟着做题，让人家牵着你的鼻子走。我主张学术研究要从已积累的资料中去找动向。为此，就得扎到资料堆里去，对资料进行认真的排比、疏理、分析，理出其内在逻辑，发现问题。学术研究就是发现问题，回答问题。从考古学来说，发现的问题，可以从已积累的资料中寻找到答案，有的则需进行新的田野考古，才能找到答案。这种学术研究，虽很辛苦，但可能写出开风气之作。我们要提倡这种严谨的学风。现在有不少人在人家论文或论文的基础上写文章，这文章没有多少分量，更没有新的认识，看也好，不看也好，我对这种文章基本上不看。

３、要搞好考古学的研究，就要搞清楚考古学的使命是什么。我说过四句话：“以物论史，透物见人，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怎样实现这个目的，那就一定要搞清楚你研究的对象，比如说一个墓葬，就要搞清楚墓主人的性别、死亡年龄、墓穴、葬具及随葬器物、层位或年代和墓内及墓葬之间的空间关系，即遗存、人、时、空的四维关系。以四维关系中的任何一维做中轴，对其他三维进行动态的类比的观察，就能发现问题，进而分析、研究、回答问题。这种研究，贵在类比。

４、要处理好微观和宏观的关系，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领域里要实现学术的微观和宏观的良性循环，永远不要离开微观，只有扎实的微观才有更准确、高深的宏观，这就是专与博的关系。比如说我们搞江西考古，就不能说只知道江西这个地区，还要知道周围的省；不仅要知道考古学，还要懂得一些社会学、经济学、哲学的动态，这才能把考古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５、要追求理论，理论是什么，是研究对象的自身联系及其运动规律，即内在逻辑，通过研究把它们揭示出来，就是理论。有些人也很追求理论，但他们不是从研究对象，即从研究实践中寻找理论，往往搬用他人的理论，甚至其他学科的理论，去解释自己研究的对象，这也不一定错，但这种学术研究做得好的，顶多也只是横向发展，做得不好的，则犯教条主义错误。教条主义这东西，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所谓模式就是这种东西。要想将学科推向纵向发展，必须从研究对象揭示出理论，而且是新的理论。学科的纵向发展要靠新的理论支撑。追求这样的学科发展，就得扎进资料中去，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二、再讲讲江西考古。我最早接触江西考古是在庐山召开的印纹陶文化研讨会，以后我接触不多，在这方面没有研究。今天既然到了南昌，也得交换一下意见。

（一）首先谈成绩，江西考古１９４９年以前没有基础，主要是１９４９年以后发展起来的，有四项，可能概括得不准确。

１、仙人洞以及后来吊桶环的发现，提出了旧石器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问题。仙人洞在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就发现了，我在庐山参加印纹陶会后到了南昌，看见省博物馆摆的仙人洞的陶片，我认为它们不属于一个时代，有些陶片比较早，比如已发表的敞口圜底器，有些陶片比较晚。总之，不属于同一个层位，记得我当时和在场的朋友议论过这件事情，这就是我对仙人洞最早的感觉，认为这里有当时中国最早的陶片。后来经过中美的合作，搞清楚了层位关系，提出了旧、新石器时代的转化问题，发现了早期种植农业的证据。仙人洞与吊桶环的工作很重要。１９９６年，参加这工作的美国人已在美国的报纸上发表了巨篇文章，介绍了他们的研究成果，反响强烈。正式报告至今尚未问世，故这些工作的价值及其意义，尚不能说得很清楚。

２、关于商周考古。夏代已发现一些遗存，但工作的规模远不如商周时期。商周时期遗存基本上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德安的东西，我见到过采集的陶片，那些陶器和河南、湖北盘龙城基本相似，当是标准的二里岗上层的东西。瑞昌矿冶遗址的发掘，便是这类遗存最重要的考古工作。二类，就是吴城。这类遗存的考古工作规模最大。其商文化的因素非常浓厚，也有地方性的特色。其陶鬲具有浓厚的商文化特色。吴城的发掘及新干大墓的发现，使这类遗存享誉世界。三类，那就是我在鹰潭角山看的，那是另外一种特色的东西。这类遗存似乎可单独命名为一种考古文化。德安那类遗存，或许可直接归入商文化系统。从其文化面貌、特征来看，很可能是商人殖民的文化。吴城那类遗存，是归入商文化，将它视为商文化的一个类型还是另立文化名称，则待进一步研究。吴城那类遗存，可能是商人移民吸收当地居民文化创造出来的商文化的一种类型，也可能是当地居民受商文化的影响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文化。这一问题的答案，需从文化谱系成分的关系和居民人种种属鉴定的进一步研究才能知晓。江西对几何形印纹陶的发现、有关几何形印纹陶纹饰的变化以及几何形印纹陶一些问题的提出，江西考古学者均做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几何印纹硬陶涉及到广东、福建、湖南、浙江这么一大片地区，近年来，又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可见，在充分看到以往工作的成绩时，也应知道有些问题仍待今后进一步研究。

３、就是关于瓷窑考古。我有两次都是因为景德镇湖田窑的事情到江西来。我今天看了两批正在整理的材料，一个是吴城，一个是湖田窑。我觉得湖田窑的整理与研究的视角和角度很好，除了一般考古学的要求外，同时还从工艺流程上观察瓷器，这就进入了考古学境界。我多次说要重视报告的整理，现在看来材料是铺开了，计划列上了，要赶快把这两个报告完成。据说洪州窑的报告已基本编写出来了，据我所知，吉州窑的发掘，也可以编个报告，不知是否也列入计划了？此外，以往发掘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是否可经过认真的整理，也可出一个报告呢？报告是一个考古所的学术门面，更是文物保护的一种重要内容。目前江西似乎只有两本报告，就是《新干商墓》和瑞昌铜矿遗址，这已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推动了相关问题的研究。可见，出报告并不是研究的终结，而是新的研究的开始，将推进学术研究。

４、造酒工艺的研究。进贤李渡酒作坊的考古发掘被评为十大考古发现，这次又评上了田野考古三等奖，报三等奖送的材料还是评十大发现时送的那些材料。从现场看，我发现除了田野工作做得不错外，还采取了可产生许多信息的标本，或经过测定已得到很可观的信息。评价一个考古学家水平的高低以什么为标准，那就是在同质等量的遗存里面，谁吸收的信息更多，谁对信息的释读更接近研究对象的内在逻辑，谁的水平就最高。挖了２００多平方米，吸收了那么多的信息，是难能可贵的。如果在参评田野考古三等奖时，把这些情况都报了上去，或许还可评个二等奖呢？！

（二）其次谈问题，基本上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

１、苏秉琦先生提出的关于区系类型和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的道路的两个课题，是考古学应该追寻、探索和解决的战略问题。我觉得问题恰恰在这两个方面，江西发现了旧石器的几个点，又发现了仙人洞、吊桶环等早期的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后面还发现了相当于大溪文化的东西，年代相当于中原地区的西阴文化时期，下面的山背文化，相当于屈家岭和大汶口文化的晚期，或者是良渚文化这个时期的东西。１９９１年我看了一个工地，叫广丰社山头，这里当时正在发掘的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初看起来颇具良渚文化的特点，更接近浙江好川的东西，好川是不是属于良渚文化或该文化的一个类型，还需要研究。目前江西发现的文化，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远不能构成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框架，甚至连那些考古学文化属于同一谱系也说不清楚，就是说，还未能建立一种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从这些零星的考古学遗存来看，它们很可能属于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谱系。

２、文明的起源与形成方面的资料与研究至今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不错，德安、吴城和角山那些种类的遗存，虽属于文明时代，但它们各处于哪个阶段呢？可以说，江西考古工作成绩很大，在有些点上出现了耀眼的光辉，但建立的基础却相当薄弱，距国内先进水平，还存在相当的距离，可以说问题不少。

（三）如何进一步做好江西的考古工作，我想谈点如下意见。

１、要“保”字当头，做好文物的保护工作。一定要有良性循环、持续发展这样一个观念。

２、要做好地下文物的普查工作，有些地方觉得能解决一些学术问题，或者认为那个麻雀能解剖的话，就在那个地区蹲下来，以发掘、试掘、调查的方式，搞清楚那个地方遗存的序列与谱系。

３、依据《文物保护法》，在建设中做好文物保护工作。这类工作，正如苏秉琦先生说过的那样，要有课题意识。

４、江西考古的基本课题是什么？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和怎样纳入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体制，当是江西考古学的基本课题。下面，就这方面问题谈点意见。

其一，是关于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的序列与谱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序列观察的是考古学文化的早晚年代关系，谱系的视点则是考古学文化的亲族关系。存在亲族关系的考古学文化，既可能属于早晚不同的年代，又可能是共时性的诸考古学文化。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或许亦可认为是对考古学文化的人文地理的观察与解析。江西东为武夷山，北偏西为幕阜山，西是罗霄山脉，南边是南岭，章、贡两江在赣州汇合成赣江，赣江往下流与其他源于山脉的小水系汇成鄱阳湖，是一个位于长江中游四面环山的盆地。同时，江西东同浙江、福建，西同湖南，北与湖北、安徽，南和广东连接，并与这些地区形成水、陆交通。这样的自然地理形势，既可能发育出独立的谱系文化，又可能和相邻地区成长起来或从外地移植于这些地区的谱系文化，诸如良渚谱系文化、屈家岭谱系文化、含几何形印纹硬陶诸文化和商文化，以及分布于江淮之间基本上处于崧泽文化年代而未形成气候的北阴阳营、薛家岗、凌家滩诸遗存为代表的文化，和武穴发现的那些遗存为代表的文化，进行文化交流，乃至出现外地文化居民入居江西的情况。这当是我们观察江西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即文化谱系结构的重要视角。

其二，关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和怎样纳入中央集权专制国家体制问题。这问题的视点，是社会中的人，是社会中不同身份的人形成的社会结构，即社会制度，和基于这结构的管理制度，即-体制。对考古学遗存的社会学的解析，便是通达明晰社会制度和-体制的桥梁。所谓透物是人，即是此义。

其三，苏秉琦先生提出的考古学这两个基本课题，存在着先后之分。上个世纪７０年代提出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８０年代开始谈中国文明起源、形成和走向秦汉帝国道路的问题。江西对这两个问题的探讨，是分两步走，还是两步并一步走？我主张两步并一步走。因为，只有如此，江西才能赶上全国前进的步伐。那么，如何实现两步并一步走？我认为上个世纪５０年代北京大学组成的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陕西分队华县队的考古经历可以借鉴。这个队在华县、渭南考古工作的时间不长，仅跨两年，实际田野工作仅两个季度。这个队蹲点大规模发掘了泉护村及元君庙，我把这称之为阵地战。同时，对不见于泉护村和元君庙而见于南沙村及骞家窑的遗存进行了试掘，并在华县开展了广泛的调查。前者，我称之为运动战，后者名之为游击战。通过这些工作，一是对元君庙墓地进行了社会学的解析；二是新发现了老官台文化和泉护二期文化，基本上搞清楚了自老官台文化至东周时期的文化序列和谱系；三是大致搞清楚了一些时期的遗址的分布状况。江西可否如是工作？例如先选择有一定考古工作基础的赣江流域的一条小支流，进行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把这条小支流地区的不同时期遗址的分布、文化序列与谱系搞清楚，以及对这条小支流重要历史时期而又保存较好的一处遗存所处社会发展阶段进行适度规模的认真探索，即先基本上吃透一条小河流域，从中取得经验，然后逐步推广。

江西考古应当前进，江西考古一定会前进的。

希望江西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比翼齐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