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可以购买，取消关税壁垒以后资金和技术流通的速度在加快，而由于国家主权、移民政策和精密管理等的限制，使得大规模跨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仍然比较困难，复杂的历史、地理、意识形态及国情等差异，使组织与制度的移植与复制更是困难重重，因而在国家间的全民性竞争中，只有人和人所秉承、创造的文化是无法取代的，它决定个人、企业、单位乃至所有群体沟通、决策和社会实践的态度、方式、能力与方向，决定着其他生产力要素的组合形式及价值定位。按照研究文化的文化人类学的传统定义，文化是可以被社会传承的行为模式、艺术、信仰、机构、体制及其他人类创造和观念的总和；它们和特定的时代、人群等联系在一起，并且可以通过学习继承和发展。
比较注重文化与社会及经济发展关系的前世界银行执行副行长Ｂ． Ｐ． Ｓｉｎｇｈ先生在１９９９年由意大利政府、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举办的《文化的重要性：可持续发展中文化的财政、资源和经济学问题》的佛罗伦萨会议上，从发展和人文的角度提出：“文化不仅包括艺术、音乐、舞蹈和戏剧，而是整个的生活方式。”他认为：“文化由语言和艺术、哲学与宗教、教育与科学、电影与报纸、广播和电视、社会习惯和习俗、-组织和经济机构来体现，它可以全面提升一个人或者一个社会的各方面的技能，因为人和社会只有通过文化才能对整体有所洞悉、有所把握……从某种程度来说，文化是一种提升的过程。文化应当从这个最广泛的角度来看待。”
新考古学的代表人物宾福德从考古学研究自身的需要出发将文化定义为人类对环境的超肉体的适应方式，它被考古学家普遍接受。他进而借用人类学对文化概念的认识，将考古遗存划分为三种大的产品类型：技术经济型的人工产品，如工具、武器等；社会技术型人工产品，如皇冠、权杖、古代中国代表社会等级的器用制度等；意识形态型的人工产品，如神像、氏族徽标、抽象的符号、祭祀用品等，分别对应于人类学的物质文化、社群文化（制度）和精神文化的范畴，探讨它们在处理人地（与自然）关系、人我（人与人）关系和自我关系时的功能与方式。显然，宾福德在这里所说的环境已经包括人文与自然两个方面，他所说的文化也已经不仅仅包括人类适应自然与社会的技术手段。
因此看来，文化是我们人超越肉体的所有科学、技术与艺术、知识、社会等成就的总和。它不仅是个体的人的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个体与社会合理正确选择的判断能力和实施能力，同时文化也减少社会协调与管理等成本，因此文化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所追求的目标之一，也是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资源。文化不仅依附于一定的自然和人文生态——是从与它们的相互作用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同时也是人类世代学习积累和有意识发展建设的结果。文化不仅可以将我们同环境决定论、历史偶然论区别开来，而且可以让我们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有意识演化的角度来处理一切与发展有关的问题。最近的人类学家喜欢将文化表述为人类进步的基石，文化是制度之母。
文化往往被划分为不同的层次，并对应于不同的载体。城市作为一种在当代文明生态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生活方式，不仅为文化的成长提供了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态，而且作为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文化设施的博物馆也正是这种新型的城市化过程中的人类最重大的发明与创造之一。在早期的人类学史上，也曾经有过几次特别重视文化的经历：最早是重视保持原始状态的土著人的文化问题，目的是为我们人类的文化进步提供一个起点或者进步阶梯上的踩脚板；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本尼迪克特等人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文化与国民性、国民性格与各当代民族的国际表现问题，这样的研究向人们展示了文化研究的力量。
但是这样的研究同时也是文化研究被加以运用的较有争议的例子之一。因为文化从来就是一个较复杂的、超乎于纯学术之上的问题，它和感情与群体的标志紧密相连，指出某一民族和地区文化上的缺陷或者将某些不受欢迎的集体表现归咎于文化，无疑是较难论述和不受欢迎的方式和学术禁区。于是文化相对主义在较长的时间里占据了上风，这其中最典型也最有影响的是萨义德及其所倡导的东方学——他把几乎一切的文化论述都贴上-正确或者错误的标签，并且完全排除了从外视角研究文化的可能性，从而也排除了文化比较的可能性。这种做法和人类学界文化生态学范式对文化进化论的胜利不无关系。但是在这样一种学术背景下，人们更喜欢直接谈论经济，谈论民主与发展这些实际上的制度性文化——这些文化皇冠上的明珠或者文化结果，而文化本身，包括萨林斯提出的文化中的大传统与小传统，文化的结构和深层次的东西，反而都成为一种塔布（ｔａｂｏｏ，图腾，意为禁忌）。这种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神圣论或者感情神圣论的见解，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文化迁就论”，它和世界的冷战、-体系及意识形态间的对立、隔绝、无知、大众盲从以及种族主义等现代文化病症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们宁愿忍受无知和贫困，也不愿意在感情、在信仰、在文化上让步，不愿意输在嘴上。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患上了科技迷恋症，这种病症自１９世纪末期以来有不断加重的趋势。某种程度上说，１９世纪或许是一个十分伟大的世纪，构成当代科学主体的几乎所有学科——电磁学、物理学、生物学、遗传学、化学、地质学及各人文科学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方法都已经成熟，蒸汽机、电动机的齿轮都已经启动，同时那个世纪也为人类贡献了进化论和马克思主义（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和-主义）的社会学说。
紧随的２０世纪是一个科技进步更加迅速的世纪，人类进行了太多的分析、实验和组装，把飞船送入了浩瀚的太空，把探索的触角精确到分子、粒子和荷载着生命秘密的遗传物质ＤＮＡ。在２０世纪，可以说借助于科技进步，人类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寿命延长，一个地区的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为数不多的几个大都市里，尽管我们的肉体的很多方面在萎缩，但是借助于机器的帮助，连人的听力、视力也被空前地延长了，传说中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似乎已经成了事实，而我们对历史的认识除了以考古等手段对伟大祖先的某种程度的证实或者证伪，时空范围的延伸之外，基本上没有超越荷马和司马迁、基督、佛以及孔子那些伟大的古典人文主义者的视野和襟怀。人类深层次的沟通能力、综合性的判断能力和决策能力在大量的冗余信息面前被空前地削弱了。２０世纪的人文学界承接１９世纪的余绪，在科技大潮的推动下，也进行了无穷无尽的分析、实验，深入的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并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凯恩斯主义、魔幻现实主义、达达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但是相对于迅速膨胀扩张的世界和人类的欲望来说，它们都显得太支离破碎和无可奈何了。２０世纪的人文学界没有１９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没有自然科学中的爱因斯坦和霍金。在２０世纪之末，人类这种内在的分化和孤独在比特（信息革命）和核子的碰撞之中显出了前所未有的危害性，战争与恐怖的危机四伏，民族主义和干涉主义争吵不休，全人类的命运都被装进了几个强权国家总统的核密码箱里，文化的前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歧路丛生。中产阶级的头脑被淹没在丰裕的物质海洋中，对身边的事物还有我们生存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理解和预见能力，相对于科技的进步却大大地落后了。更加可怕的是，人类对周围环境的反应能力仍然停留在一有风吹草动就不自觉地伸手摸“家伙”——以前是石块，后来是刀剑枪炮，现在是按钮的状态。我们还没有从文化上真正区分石块和按钮的深层次的区别。
因此，人类需要一种深层次的综合，需要为科技进步安装精神与文化的灵魂。２１世纪，在承接科技进步的余绪时，我们需要更多地关注文化的建设。刚刚开始的２１世纪无疑应该是一个文化建设的世纪，共存、宽容、对话、发展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全球主义作为一个新的理论雏形已经出现。
文化遗产与文化重建
发展与建设当代的先进文化，设计未来的文化，我们从何做起？怎样去做？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历史事件和历史过程从来不会提供现成的答案。但是我们进行规划与展望，可以通过历史的启示对未来展开理性的塑造，所以我们首先应该重新清理和盘点人类已有的文化资源。人类已有的历史就是人类生活所有方式的可能性的集合，它们不仅蕴涵着关于未来的部分答案，同时也包含着我们应对未来的宝贵经验。
数百万年来人类及其文化进化的底蕴是异常丰厚的，兴兴衰衰的文化，匆匆如过客的文明可以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与教训也是异常深刻的，人类与文化进化的许多密码尚未破译。如果每一种已逝的古代文化都曾经是人类生活方式的一种写真，那么它们就是２１世纪人类进行文化建设的最宝贵的资源，而且所有人都应当明白，在信息化的地球村时代，人类文化再也经不起以灭亡来换取教训那样惨重的代价了。
因此，在２１世纪，人文科学应该回溯历史与文化的源头，选择考古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这几门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材料研究前现代时期的人类及其文化的学科为起点，在人类历史的整体图景下来关注现代，注目未来，进行这场前所未有的文化建设的综合性尝试。当然，描绘这幅整体图景，试探人类整体文化的景深，需要找到恰当的比较与分析单位，支撑文化的框架体系。如汤因比这样的历史哲人已经指出，有史以来生生灭灭的古今文明正是展开探寻与比较人类社会与历史运行规律的合适单位。而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是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和文明中最大的一个体系单位，它经历了人类起源和文化进化的各个阶段；在文明社会产生以后，中国历史又有着无与伦比的连续性，中国考古从时空的概念上说，至少与整个欧洲或美洲的考古是等量齐观的，而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中国各个民族的经济和社会形态，又几乎涵盖了从旧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到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的各个形态。中国已逝的考古泰斗苏秉琦先生曾经这样概括中国的历史与文明：“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续不断的文明历程”。此外，幅员广阔的国土，丰富多样的环境资源，众多的民族与人口所提供的文化多样性，使中国成为进行这场文化建设的综合性探索的最为理想的实验场所之一。
这既是中国人文学者的幸运，同时也暗示了在中国进行历史、考古与人类学的学科整合的光明前景和沉重责任。历史、考古与人类学以不同的角度与方法面对几乎人类诞生以来的全部文化遗产资源，相信只有从这样的深度与广度之中，才能提炼出具有有效景深的人类放眼未来的文化透镜。
中国的历史现实与文化意义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学传统，但是中国的考古学与人类学却是地道的舶来品，虽然学科的建设、资料的积累已经初具规模，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整个国家和文化仍然在继承与创新的漩涡中摸索，学科的中国化或者与中国现实的结合，仍然只是停留在相当浅显的水平上。迄今为之，我们仍然无法科学地对待自己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近２０余年的改革开放虽然使经济与社会诸方面迅速发展，同时也以牺牲和消灭大量宝贵的传统文化资源为代价。
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整合前述各学科的力量，对中国的文化遗产资源进行系统地调查、搜集、研究和保护，在综合的眼光下展开研究，在科学整理的基础上进行继承与创新，创造性地汲取精华，扬弃糟粕。历史学曾经是古代中国唯一的人文科学，今天，在进行了诸多学科分工建设的基础上，我们需要重新回到一种综合的历史科学，特别是，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对历史遗产和文物等文化遗产资源立即给以科学的诠释，我们也应当力求培养和建设一种科学保护和科学展示文化遗产的理念与体制，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之中，让它们融入当代文化的建设与发展之中。文化遗产是全民族和全人类的遗产，文化是活生生的人类生存的适应过程与成就的累积，所有的人都有权利与义务对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让文化遗产成为建设与发展当代先进文化的原材料。
进行这样的学科、观念与资源的整合，涉及到考古学、民族学等田野资料收集，也涉及到系统的人类学视野的科学分析与综合研究，更涉及到诸如博物馆这样的文化机构对遗产资源的收藏、保管与展示，同时还涉及到科学地规划和开发不可移动文化遗产的旅游分享与大众传播，等等。
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作为文化遗产集中代表的文物是文化的物化与载体，包含着具体和抽象的文化涵义。首先，它是一种形态语言，表现为一定的形态和空间维度；其次，它有独立的历史源流和发展变化过程，表现为一定的风格特征和时间维度；最后，在这些物品的背后总是隐含着文化的结构，即文化的语法，因为将物品符号化是人类文化共有的现象和规律。因此，对文物的科学研究和解释就是通过对古代遗存的系统比较与分析，用文化的语法来还原文化的结构和文化发展的过程，这通常被认为是科学的考古学的工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考古遗存犹如古代文化的残章短简，考古学的解释就是要根据它们的意义以及社会与文化的语法逻辑对其进行释读和缀连，希望能够读通读懂古代这部天书。在新世纪，人类确实需要从精神到物质进行一次彻底的综合，考古学应当拿出拼对陶片的功夫，去追寻和触摸人类整体的历史经验。
文化殿堂：博物馆的重要性
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博物馆这种新兴并日益成长的文化机构在这种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中的特殊作用。虽然不少人喜欢将博物馆的源头追溯到公元前３至４世纪希腊化时代亚历山大的缪斯殿堂，但是应该承认博物馆是最近产生并与城市化、都市化的发展具有密切联系且其前途在当代社会中仍颇有想像空间的一种文化机构和设施。按照国际博物馆协会的定义，博物馆收藏、保管、研究和展示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并且着眼于知识的普及和教育；博物馆藏品的内涵包括古往今来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一切自然与人文遗产，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的物证从各个方面向为数不多的区域性的博物馆里集中，而遗留在野外的遗址，也普遍成为城市居民游览观光的旅游胜地，并逐渐向一种全新形态的博物馆——遗址博物馆或者生态博物馆发展。同时，尽管许多博物馆的收藏和展示具有国际性的视野，观众也往往来自世界各地，是古往今来不同的文化与文明交流对话的场所，但是，具体的博物馆往往隶属于具体的地区，从当地社区与观众中寻求发展的支撑和资源。因此，博物馆更倾向于被视为是一种综合性的社区文化中心，是当今城市生态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博物馆被认为是不同民族、地域文化认同的名片，是不同地区与社区人们的由藏品的物质链条缔结的贯通古今的精神空间的物质结构与庙堂建筑，是一种新型的教堂。
而不管这样的比喻是否恰当，毫无疑问，当代博物馆——包括那些综合了切实的人类生存样态与生态环境的遗址博物馆和生态博物馆的各类博物馆，确实是当代城市生活方式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进行文化继承创新和探索学科综合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试验场地，并属于广义的文化产业的一部分，为公众提供特殊的精神和文化服务，并担负着人类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神圣使命。目前的博物馆是一个使命与属性迅速发展的新型文化机构，几乎和大学一样，包括了各个门类的专家，而文物考古与历史、人类学的专家在这里占据主要的地位。进行历史、考古与人类学的跨学科整合，推动人类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博物馆是一个突破口。
当然，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创新方面我们的确有太多的工作要做，但是当前更加迫切或者更为当务之急的是文化遗产的保护。因此在博物馆的传统使命之外，我们必须赋予博物馆以新的功能与定位——博物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主力军，在博物馆发挥其作为文化继承与创新的“文化工场”的作用之前，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将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全部研究清楚、认识透彻之前，我们首先应该尽可能地将它们收集起来，保护起来，应该为未来的人留下重新认识和接触它们的机会，为未来留下接通历史电源的物质导线。在全球化、现代化的风声鹤唳之中，我们必须提高对博物馆收藏功能和收藏使命的认识。
新世纪已经开始，大众旅游、体验消费、文化与知识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人类应当欢呼这些历史性的进步，更应该对文化及其前景保持更高的警觉与自觉。文化遗产事业注定要担负更加重要的使命，历史、考古与人类学者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博物馆应该做好准备。德国考古学史家西拉姆说：要想看清未来的１００年，人类必须了解过去的５０００年。文化遗产事业虽然无法担当大众文化的主力军的角色，无法直接为公众提供现成的精神食粮和精神家园，但是历史、考古、人类学与博物馆应该努力携手复原和诠释一个人类共有的完整的科学的历史现场和历史记忆，并引导人们将当代的社会过程理解为一个继承与生产新型文化和文化产品的“文化工场”。我们应当通过历史与文化的透镜，赋予人类足够的展望未来的视觉景深与判断能力，推动人类共同设计和建设一个合理健康的社会精神和文化殿堂，引导大众培养一种健康强健的文化口味，以确保在未来的日子我们的头脑和身手能够相互匹配，确保人类社会发展的协调性与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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