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材料痕迹的方式来维持，它也要求“保藏和改善现在叫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它是创造性的溶化剂和生活文化的主发条。”换言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藏和改善是博物馆的基本使命之一，博物馆应当义不容辞地承担起这一职责和义务。
——捍卫弱势文化的权利。当全球化具体表现为经济的互相依赖和文化的进一步相互作用时，它也在文化领域造成危机。我们不得不面对事实，那就是整个世界民族文化差异最脆弱的方面是他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视角来看，博物馆文化形态阐释和论述中出现的“人类”、“历史”、“文化”、“遗产”这种全称命题的表述形式，主要是建立在对文化发展普遍性的体认之上的。但是，面对当今的文化危机，人类真的是一个实在的共同主体吗？所谓“文明冲突”中对弱小民族的欺凌、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肆意肢解、对物质和文化遗产造成毁灭性破坏的强势人群往往并不需要担负历史文明毁灭的灾难性后果至少不需要立即担负。文化破坏的恶果常常会落到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地区或群体的头上。一方面，现代文明发展将人类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另一方面，无视不同种族、地域、性别、阶级等因素的不同需要，这种遗产被冲突威胁或损坏的不幸事件却在无休止地不断发生（联合国在阿富汗、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柬埔寨和巴勒斯坦实现的行动都见证了这一情况）。
在喀布尔博物馆的大门上面有人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存在，这个民族就存在着”。这句陈述几乎可以作为文化遗产保护者的箴言。对一个民族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乃是本民族基本的识别标志，是维系民族存在发展的动力和源泉。如果没有人的坚持，它就不可避免地会消亡。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消亡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意味着文化多样性的消亡。当前，随着全球经济科技发展的日益一体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消失正在加剧。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
——知识的整合和视界的融合。全球化和技术化社会，是一个全球性问题、综合性问题丛生的时代，是一个需要各种技术专家，更需要思想家，特别需要博物馆学术和理论研究的专门学者和专家，需要大智慧的时代，从而必然是一个跨学科研究大有作为的时代。这样的时代给我们的博物馆研究提出了迫切的要求：这就是博物馆文化形态理论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博物馆文化形态理论是博物馆行为和实践发生的重要基石。长期以来，博物馆界的状况是，博物馆作为一个知识的大系统，理论与实践之间、学术与技艺之间、行业与行业之间甚为隔膜，缺乏交流和对话，甚至相互轻视，作为人类文化和知识体系的博物馆常常被当作物证陈放和休闲玩赏之地，博物馆研究人员也成为片面化的、“专业化”的“博物馆工作者”。学科体制和学术评价制度以及人才培养方式的不尽科学合理，更强化了这种不正常现象。博物馆的这种现状显然无法回应时代的问题，更遑论肩负起“为社会和社会发展服务”的使命。
较之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具有“跨文化”、“跨学科”、“跨领域”的知识属性和文化特点。作为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为基础的博物馆面临着如何追踪时代精神的变革，必须积极倡导和推动博物馆与各学科间的交流对话，打破学科壁垒和狭隘浅薄的门户之见，加强论辩和对话，实现方法、视野的互补和相互激荡，从而实现思想的提升和创造。这本来就是博物馆和博物馆文化存在的方式。
——博物馆文化形态表现的多样化。当代博物馆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化、视觉化、生活化、经济化和日常社会生活的审美化。由于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和电子媒体的迅猛发展和广泛运用，人类越来越生活在符号化、影像化的社会环境中，生活在完美的虚拟实在之中。后现代主义者宣称，今天生活的环境越来越像一面“镜子”，构成现实幻觉化的空间；人类正生活在一个“仿真”的世界，一个由符号层层包裹的影像世界。正是现代社会中影像的生产能力的逐步增加、影像的密度的扩大，把我们推向了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实在与影像之间的差别消失了，日常生活以镜像的方式呈现出来，也即出现了仿真的世界或后现代文化。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则不仅仅暗示了要在世界范围保存巨大的文化遗产，还暗示了要复兴世界范围的生活文化、传统节日、表演艺术和工艺要重建剧院、电影院推动文化工业，以便于帮助人民恢复他们的文化身份，保留他们悠久的传统，并且鼓舞他们的艺术和智慧的创造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是一种对生活世界的重新拥抱和回归。事实上，以媒介文化或视觉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新型博物馆文化形态已经产生。除了传统中的艺术博物馆、民族博物馆外，世界上不断兴起的生态博物馆、语言博物馆和数字化博物馆正为我们装点起一幅幅美丽而壮观的图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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