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层次的保护范围。当时我们没有经验，究竟应该怎么调查、勘探根本不知道，感到是老虎吃天，难以下嘴。文物局就派时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的黄景略帮助我们开展工作。我们就很认真地先后向老黄、赵春生、俞伟超等学习基本的发掘技能。
齐故城“四有”工作的进展挺顺利。１９６６年，文物局准备在齐故城召开“四有”现场会，由于“文化大革命”开始而作罢。１９７７年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立即开展鲁故城的调查与勘探。因为已经有了齐故城的经验和教训，这次我们为自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两年左右时间完成“四有”工作，方案是边试掘勘探，边整理工作档案，同时也提出了几个学术目标，要搞清遗址及其各部分内涵的具体时代与布局。到１９７９年３月，基本完成预定计划，划出了重点保护范围和一般保护范围，由曲阜文管会建立了重点保护范围标志和“四至”界标，落实了保护责任。１９８２年，探掘考古工作报告《曲阜鲁国故城》正式出版了，在全国的先秦都城遗址中，这是第一本。
鲁故城的调查勘探虽然是针对历史时期的遗址，但是为我们进行大遗址和城址的考古调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２０世纪７０—８０年代以前，中国的考古学界忙于对考古遗存进行类型划分和断代，不太重视遗址分布范围和面积大小，有些遗址虽然发掘面积较大，获得了一些对遗址布局的认识，但往往是在进行了长时间发掘以后的偶然认识，而鲁故城的工作使我们掌握了一种了解遗址面积大小和布局的简便方法。１９８５年春，我们采用鲁故城探掘方法对滕州薛国故城进行探掘，一年多时间，取得阶段性成果。初步查明薛故城的基本性质和布局，确认现存地面的城圈是战国和汉代的城，在其东南部地下发现春秋薛都城址，面积仅０．７平方公里，并在小城内发现了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晚商、西周遗存。有迹象表明西周时期的薛都可能也在这里。这一成果使薛故城升格为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１９８９年，我们有意识地将前面形成的方法运用于史前城址的探掘。该年夏天对城子崖的复探试掘是史前城址认识上的一个转折。依靠已经积累的城址勘探经验，我们决定对学术界一直存有疑问的城子崖进行方格网普探，１个月完成了普探工作，初步了解了遗存分布情况。１９９０年３月又进行复探，花了五、六天时间大致搞清了城圈的范围，然后进行试掘解剖，发现了龙山、岳石和春秋的三叠城，判明３０年代发现的实际上是岳石时期和春秋时期的城墙。新发现的龙山时代的城子崖是个台城，古人选择高亢的地方用堆筑和版筑结合的方法修建城墙，岳石时代的城墙利用了龙山时代的城墙，主要是在内面修补，所以岳石城比龙山城要小一些。钻探结合发掘为我们了解城墙建造技术、判断城墙时代等提供了新的经验。城子崖的考古实践，使我在寻找史前城址上获得了两方面的重要经验，一是大遗址探掘的田野方法，二是对龙山台城、城垣堆筑技术及其夯土结构的感性认识。
这样，我总结出一套用几天的时间通过勘探确定一个遗址是不是城址、分布范围有多大、然后再经过局部解剖确定城址时代的一整套认识和了解史前城址的基本方法。我称之为系统探查法。用这个方法，我们迅速发现了一批史前城址：１９９１年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我们的探工帮助下于邹平丁公遗址确定了山东的第三座龙山城（边线王是第二座）；接着，１９９２年我们在复查临淄田旺遗址时发现龙山城；１９９４年在薛国故城勘探试掘中在郭城东南部的西周春秋城中发现龙山城；同年在配合阳谷县景阳岗开发工程的钻探中发现景阳岗龙山城；该年１２月下旬，在对包括景阳岗在内的阳谷与荏平、东阿两个龙山聚落群进行调查时确认这是两个共含有９座城址的龙山文化城址群。其中景阳岗、皇姑冢、王家庄等城为一组，教场铺、乐平铺、尚庄、大尉等城为一组，两个各有一中心城，即景阳岗和教场铺，面积都达到４０万平方米左右。２０００年在著名的莒县陵阳河遗址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城垣、在段家河遗址发现龙山文化城垣的线索。
目前为止，山东共发现龙山文化城址１５座，还发现了大汶口文化城址４座（阳谷县大汶口文化早期王家庄城；滕州市大汶口中期的西留康城；最近发现五莲丹土也有大汶口城），是全国发现史前城址最多的省份。还有若干可能存在城址的遗址已经有一些线索，尚有待进一步的工作。此外，这套方法对江苏连云港藤花落龙山城址和浙江良渚莫角山台城的确定，对湖南澧县城头山城址年代上溯到大溪时期以及西安半坡可能同样存在仰韶时代城址问题的提出都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城址是史前中国规模最大同时可能也是最重要的社会公共工程。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讨论一直是学术界的一个热点，其中史前城址普遍被视为中国文明起源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对史前时期大遗址和城址的系统探查，深化了张学海先生对它们在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中的作用与地位的认识。
全国的史前城址目前发现有６０余座，可以分为山东、河南、北方特别是东北长城沿线、长江中游和四川盆地几个集中分布的地区，莫角山、寺墩等遗址表明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肯定也有城址。综合这些发现，我们大致可以作出如下的判断：
１． 城址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城市。恩格斯说：“城市本身表明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判定史前城址或聚落是否是城市应该坚持三个标准。（一）有宗教或者公共建筑，是个-与行政管理中心；（二）存在手工业阶层，是个手工艺技术中心；（三）具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比如３０００人或者５０００人，其中非农业人口与非体力劳动者占人口一定的比例。
２． 城一出现，就启动了城乡分离的进程。城是带有防御性围墙的聚落，防御的需要使城与城市非常容易重合在一起。目前资料表明，中国史前城址大约出现于距今６０００年，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和大汶口文化都有发现；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的龙山时代成为比较普遍的文化现象。
３． 龙山时代山东数十个中心性聚落遗址都应当有城址存在。城子崖、田旺等城址就是区域性的龙山文化中心聚落，景阳岗和教场铺这样的城址群中，中心聚落和二级聚落都有城址，此外，由于个别龙山城面积仅１万平方米，而山东诸多龙山时代的二级聚落面积都在数万到十万平方米间，因此，推测相当一些山东龙山时代的次级中心性聚落甚至一般聚落也可能存在城墙。今后细致的考古工作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这可能是一个城址林立的时代。
４． 筑城技术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我国的环壕聚落在距今８０００年左右的前仰韶时代就已经出现，辽宁的兴隆洼、山东的小荆山都可以作为例证。挖壕就有一个堆土的问题。最早的城墙是堆筑的，土挖出来，堆在壕沟的内边，加上壕沟的落差，就有一定的防御性。版筑应用比较晚，最初发掘城子崖城墙时发现没有立柱，同时基槽比墙体宽，夯筑时是采取斜支撑，用斜木棍一头顶着基槽边沿，一头顶着夹板，一版一版地往上夯打。古城寨是打一板间隔一板，再夯打中间留下的部分时，四边已经夯实的部分就成为现成的依托，这样做又省事又结实。堆筑的墙体不够陡，真正的夯筑技术到战国时才有质的进步。
５． 城址防御的对象应该具体分析。早期的壕沟可能是防御牲口走失，野兽袭击，保护孩子的安全，等等，不一定能防御敌人；树立的城墙有的是防洪，有的就是防御人，是战争的产物。剩余财富是战争最大的动力。龙山时代的城主要应该是防御敌人。
在对城址与大遗址的探查分析中，张学海先生进一步提出了聚落群以及史前遗址“都—邑—聚”分层的概念。而既然聚落是人居住的，聚落与聚落群的分化、分层及相互关系实际上体现的早期氏族、部落及国家的诞生、发展、兴旺与转换关系，这里边包含着揭开中国文明起源之谜的钥匙。
从考古材料观察，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遗址是零星的，互不连属；距今６０００年左右，全国各大文化区内都开始逐步形成聚落群。就山东地区而言，白石文化晚期首先出现聚落群，大汶口文化中期有的聚落群已经具有相当的规模，晚期时估计山东境内的聚落群达到４０处，聚落群还可以分出大中小的等级，大中群一般占地从２００－３００到７００－８００平方公里。龙山文化时期聚落群数目有所减少，约３０群左右，但遗址的数目从４５０余处增加到１３００余处，聚落群的规模在进一步扩大，小的包括１０－２０处左右遗址，中等的包括３０－５０处左右遗址，大群则包含多达６０－９０处遗址，大中型群占地一般在１０００－２０００平方公里，个别群接近３０００公里。聚落群中遗址的规模也在扩大。很多聚落群是在原来某个或者数个大汶口文化聚落群的基础上发展壮大起来的，也有新出现的聚落群。
在大汶口文化晚期时，每个群内的聚落一般可以分出３－４个级别，一级聚落面积在２０万平方米以上，二级在１０—２０万平方米间，-聚落在３—１０万平方米四级聚落不足３万平方米。聚落群中的聚落在大小与功能上的分化已经具有“都—邑—聚”的金字塔式结构。龙山时代聚落分化更加深刻，等级结构充分发展，一般可以观察到５个等级，一级聚落面积３０万平方米以上，有的达８０－１００万平方米，二级聚落２０—３０万平方米；-１０－２０万平方米；四级３－１０平方米；五级３万平方米以下。
聚落群产生以后，就成为聚落存在的主要形态，与此同时，零星散布的聚落数量也不少，构成大汶口、龙山文化聚落存在的两大形态。概括目前掌握的考古材料，我把一个特定的小区域内同时存在５处以上相互之间有关系的史前遗址群看成是聚落群。聚落群有如下特征：
１、 大都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只有极少数晚期群的范围不易分清。各群都始终或者长期在自己的区间稳定发展，群内聚落逐渐增多，范围相应扩展。
２、 大中型聚落群都有一处大规模或者较大规模的遗址，应是该群的中心聚落址。有的中心聚落很突出，可能已发展成所在地区的中心。例如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大汶口、野店、陵阳河等聚落。所以有两个层次的中心聚落：群内的中心和地区性的中心。过去我们通常说的中心聚落是后者，不太了解这些聚落首先应该是一个聚落群的中心，这是了解当时社会关系的一个关键。许多中心聚落特别是龙山文化大中型群的中心聚落都已经发现了城或者城的线索。
３、随着群内聚落的增多和中心聚落的发展，聚落出现分化，产生了不同层级，进而形成金字塔形层级结构。相当于塔尖的一般只有一处大遗址，当塔身的有中级遗址，小遗址占绝对多数，构成塔基，群内聚落金字塔形的层级结构十分清晰。这主要是大中型聚落的情形。这种金字塔形层级结构或者已具有古代文献记载的“都—邑—聚”性质，或者也将很快具有这种性质。
说到聚落形态，必然要涉及早期文明与国家的起源问题。苏秉琦先生提出中国文明起源的满天星斗说，认为史前文化发达地区都经历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文明形成与发展道路，用多元一体理论打破了中华文明起源于中原地区、传播于四周的持续了上千年的大一统观念。同时，苏秉琦先生又提出“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变三部曲，明确地将古国定义为“高于部落之上的、稳定的、独立的-实体”。关于国家的形成，有人认为是由酋邦发展而成的，有人认为是由部落发展出来的，苏秉琦先生的“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演变三部曲已经暗示古国是脱胎于部落的。看来中国可能是后一种情况，酋邦的概念是西方人的发明，中国考古学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这里我特别强调早期城市的重要性，城市的诞生是文明社会考古学标志。
既然国家脱胎于部落，所以必须首先确定一批部落，才能从中探索国家的诞生过程，确认一批最早的国家实体。漫无边际或从全国范围去追寻所谓的文明要素，已证明很难有大的成效。这里边有几个关键的问题：
第一，我们如何在考古学上辨别出上古时期的部落，并观察它们是否发展成为国家？我认为考古学上的聚落和聚落群，当它们已经有大中小的分层结构时，部落应当已经发展到很高级的阶段了，离国家不远或者已经进入国家阶段了。这里边关键是认识聚落群内的“都—邑—聚”金字塔形结构，那相当于塔尖的中心聚落是不是都城？墓葬和建筑等出现的类似层级资料也可以给予证明。我认为包含有“都—邑—聚”的聚落群应该是阶级社会，是一个古国。这一标志体系中的关键是中心聚落是否可以被认作都城。
第二，早期国家的版图有多大？和考古学上的文化、类型、聚落等概念是什么关系？文献记载，夏禹时有万国，商代初年有三千余国，武王灭商时有一千八百，春秋时期还有一千二百余国，顾栋高《春秋大事表》收了２０９个，是战国时代的情况，不久秦始皇灭六国统一了中国。当然，“万”只是一种习惯的虚称，但是１８００、１２００、８００这样的数字应当是有一定根据的。周初分封的国家有方五十里、方七十里和方百里等。这应当也是早期古国的一般规模，方百里已经是大国，也就是２５００平方公里左右，和大汶口、龙山时代即五帝时代的大中小聚落群正好差不多。
第三，不是所有的部落、聚落群都是国家，有的发展到国家，有的一直处于原始的状态，等着被别人兼并。根据文献记载，西周分封的诸侯国不会超过１００个，大约是７０多个，可见当时大多数的国家仍然是古国，或者根本就不是国家，而是那些发展成为国家的对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又和自己相似的部落或人们共同体的称呼。
从部落到国家，社会形态、管理体制会发生变化。考古聚落群中的“都—邑—聚”结构、城乡分离可以被作为探索国家和文明起源的入手。《左传·庄公二十八年》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者曰邑”。那么，从考古学角度，那些规模很大的中心性城址到底是不是都城？前边我提到判定城址是不是城市或者都城的标准，这应该是国家形成和文明起源的考古学标志。
深入研究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需要考古学方法与手段有新的突破，而制定古代遗址的保护规划也需要更多基础性的资料，当前亟需要运用大遗址勘探与试掘相结合的办法进行系统的、更高层次的考古普查，为特定区域聚落考古学的深入研究和遗址保护规划提供科学依据。
至于聚落群及其研究，是个新概念和新课题，必须具备群内聚落面积及其时间段的系统的基础资料，了解群内聚落数量的增长和其规模的发展过程等。山东在这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我们通过比较细致的考古普查和发掘，对山东地区的资料比如聚落的时代、面积等有比较准确的把握，感觉到海岱地区大汶口聚落晚期和城子崖应该都是城市一类的聚落，而早期的城市大都应该由城发展而来，对具有中心聚落性质的城和大规模中心聚落的内涵进行细致的考古学考察，将可以确定一些早期城市。比如大汶口聚落虽未发现城，但规模宏大，已经发掘过三次，收获丰富，其早期地面建筑遗迹、墓葬和遗址的规模均表明遗址应该是泰山西侧地区乃至整个大汶口文化最突出的-、经济、文化中心，可以确定它是一座早期的城市。况且，随着进一步开展工作，将来未必不会发现城。因此，一些具有“都—邑—聚”结构和城市遗址的大中型聚落群可能已经进入国家阶段，它们的发展过程就包含着从部落到国家的过程。在距今５０００年左右的龙山时代，不少地区包括聚落群比较集中的黄河、长江流域和长城地带等古文化的发达地带，可能都进入了文明社会。
但是深入认识文明起源等重大问题，原有普查资料仍然是难以满足这样的需求的。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学说为我们认识早期中国考古的诸多问题奠定了一个时空框架，据我所知，很多人都思考过后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应该怎样发展的问题。我认为，在这个新阶段中，文化的区系类型研究仍需深入，个别地区还有需要添补的空白，区系架构与不同区系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完善，但是这些不应再是中国考古学的中心任务。聚落形态、史前城址、古文化古城古国、文明起源、重建中国史前史等新的目标与课题（有的已经被苏秉琦先生明确提出）更加突出，科技考古学、环境考古学、聚落考古学等向纵深发展，原先的考古田野调查与发掘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式的需要。此外，中国考古学的生存状态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史前考古学研究对象——史前遗址保护面临严峻挑战，考古学的存身之本——考古遗址即将枯竭，文物保护与经济建设的矛盾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将十分突出。因此，中国考古学的可持续发展存在严重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调整工作思路，贯彻“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原则，达到经济建设和考古研究的“两利”。同时，中国考古学在学术目标与技术手段上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我认为尽管有过以前的文物普查工作的基础，目前仍然需要抓住大遗址这个核心，以新的探查与资料采集记录手段对各级各类大遗址特别是史前遗址进行一次系统、规范的探查，在遗址年代、性质以外提供多种文化相互叠压堆积状况、分布范围、堆积厚度、内含丰富程度、遗址基本结构与布局等原来普查根本无法提供的资料信息。如果在探查中结合以前发掘所得资料并辅以小面积试掘和重点解剖、整合配合基本建设发掘所得资料，信息资料将会成倍增加，我们对于史前地下遗址情况的了解程度将会空前提高，从而极大地推进保护与研究工作的进展。在系统资料的基础上，不同聚落群中大、中、小聚落都选择一个典型来解剖，像兴隆洼、姜寨那样全面揭露。我想，今后的聚落形态研究，更多应是这一方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遗址保护规划编制和制定合理的科学研究目标。
根据我的经验，６人一组的探工（５人钻探，１人记录），按１０米１孔的间距米字形布孔，以孔深平均２．５米计算，２天可以探完一个１０万平方米的遗址，３天可以探完一个２０万平方米的遗址。史前遗址一般不会太大，加上必要的试掘，像山东这样的史前文物大省５年左右可以完成系统探查工作，其他省应该也不在话下，这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全国性文物普查的工作量大致差不多，但是，获得信息和效果相差不可以道里计。
我认为这是一项十分紧迫的基础性工作，因此建议在行政管理部门主持下，尽快在全国部署这一工作。如果有了这样系统探查所得资料做基础，相信无论是做遗址的“四有”工作、保护规划，还是进行更深入的考古学研究，都会主动得多，文物保护与考古学研究的局面会大为改观。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化区系类型等基础研究，开展聚落考古学和中国文明起源等更深层次的研究，理清一个文化区中各种文化因素，聚落包括城市、国家是怎样发展变化的。
谈到系统探查与区域考古以及文物保护的结合问题，必然涉及到全国众多的省市级文物考古机构的基本性质与任务这一关键性问题。张学海先生认为，这类机构的中心任务是文物保护，尤其是地下文物的保护，同时又是一个省市主要的文物考古学术研究中心，肩负从业务角度对辖区内地下文物进行保护和相关考古学术课题及地方史研究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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