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址“卡拉木Ｃａｌａｋｍｕｌ”，苏利南的历史古城“帕拉玛利欧Ｐａｒａｍａｒｉｂｏ”，印度四大佛教遗迹之一的“Ｂｏｄｈ Ｇａｙａ菩提加耶”，埃及号称世界最古老的修道院，摩西领受十诫的地方“圣卡赛林地区Ｓａｉｎｔ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阿富汗的回教寺院、尖塔考古遗迹的“严恩地区Ｊａｍ ａｒｅａ”，匈牙利的“托卡依葡萄酒文化遗产区Ｔｏｋａｊｉ”，以及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南区，晚期巴洛克城镇“瓦迪诺Ｖａｌ ｄｉ Ｎｏｌｏ”共九处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入选数量之少为历年之最，同时入选名单让很多专家与世人跌破眼镜。从中引发出一些令人深思的问题，如频遭质疑评选不公或双重标准的作风，曾引起一些国家的不满，像美国、英国甚至退出公约。
在未入选名录中，有２处遗产候选地落选的原因令人不解。波兰的６所木造教堂，意大利北部皮德蒙和伦巴底附近的９座圣山因为“缺乏完善的管理计划”而被否决。但是“完善的管理计划”是何等的笼统。我们认为，它们的落选是欧洲占有比例过重下的牺牲品。而阿富汗的严恩地区受到青睐，极富争议，此次入榜靠的只是世界上第二高的回教尖塔及尖塔四周的文化遗址。事实上，这些遗址在回教国家相当普遍、仅属一般的遗址，多数人相信它的入选是“险象环生的世界遗产”之头衔与首次加入的亚洲伊斯兰国度的卖点之下的同情票产物。匈牙利的“托卡依葡萄酒文化遗产区Ｔｏｋａｊｉ”、德国的“北德黑森林区”和“中莱茵河谷地”，因同类遗产的普遍性与重复性过高而受到非议。
二、中国的世界遗产
管理存在的问题
１、世界遗产维护功能与体制欠佳
在中国申报世界遗产候选地频频入选之后，国内许多地方兴起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潮，通过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招商引资模式，力促地方经济发展。但是，在入选以后，对遗产地的维护不够，并出现很多问题。例如，曲阜“三孔”的重要文物遭水洗，突显古迹保护人员专业知识的缺乏，工作杂乱无章；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维护欠佳，遗址博物馆门可罗雀；而张家界景区污染源增加过多，违建、垃圾、游憩承载量失去平衡；泰山景区增加观光缆车、人造物即遗产地的人工化；武陵源名胜区因兴建了许多违章建筑而导致遗产地的商业化和城市化；黄山的人造景观与自然景物不协调，宾馆设施过多、固有资源的破坏等，改变了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影响整体景观。此外，最近常常见诸报端的掠夺性开发、破坏性建设、权力部门的出让所有权、把遗产用地当作一般土地低价出租或转让给开发企业，把国家遗产的“门票经营权”转让，甚至有的风景名胜区居然被旅游公司接管等，说明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水平不高。
截止２００２年底，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已达２８处，仅次于意大利、西班牙，位居世界第三位。但在中国的有些遗产地仅将世界遗产地视作旅游资源，一味挖掘其经济价值，无视遗产地承载量，出现“屋满为患”、“承在量失衡”的现象，中国的几处世界遗产因此遭到警告。
２、世界遗产申报方式未来的改变与趋势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审议“申请世界遗产”名单时，是从历史、艺术、科学、美学、民族学或人类学的学术角度来思考，而将-、区域因素完全摒弃在外。但是，最近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申报数量与方式的改变
为了达到世界遗产的类型和分布的平衡性，世界遗产委员会已决定，从２００２年开始，将申报世界遗产的名额限定在每年３０处，并规定，已有世界遗产的成员国以每年申报一处为原则，以此来彰显世界遗产的文化多元性和普遍价值。另外，重申凡是在世界遗产申报过程中被淘汰下来的“候选名单”，原则上今后没有资格再次参与申报世界遗产。
不过有例外，２００２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在否决波兰的６所木造的教堂和意大利北部的皮德蒙和伦巴底附近的９座圣山入选世界遗产的同时，却又规定它可以用其他名目申报，未来仍可考虑列入世界遗产。从这个现象可以看到，世界遗产委员会在评审遗产候选地时，有时采用双重标准。
另外，有些欧洲国家为此想出新对策，包装新型态的景观或遗迹，创造出“产业文化景观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的新论述和价值，来抗衡ＩＣＯＭＯＳ为追求更多元文化的均衡性。最明显的例子是葡萄园、铁道、矿场等遗产之提出与入选。
２申报内容避免重复性
在选择遗产地的过程中，避免重复性是最为重要的一环。而所谓的重复性，即相同性质、特色的遗产物。以欧洲的各式教堂为例，意大利就有比萨等５座，法国就有圣米歇尔等９座，而德国就有科隆亚琛施派尔大教堂等８座。以宫殿、别墅、城堡为例，法国就有凡尔赛宫等，德国有维尔茨堡等。以亚洲来说，如佛教遗址、石窟、宗教或传统建筑、陵墓等遗产地重复较多。
中国目前２８处的世界遗产中，古建筑类、石窟类、古城类的比例较多，而遗址类与近代历史建筑类较少，这正是日后申请世界遗产时所应把握的重点。在中国的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殷墟遗址”、“良渚遗址”、“铜绿山古铜矿遗址”等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崇高、重要的历史地位，更因其独特性、稀少性，比较容易受到青睐，尤其是“殷墟遗址”与“良渚遗址”。至于“卢沟桥”、“安济桥”、“客家土楼”在人类建筑史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加上“历史建筑”的观念在近几年的欧洲非常盛行，也比较容易得到委员会的青睐。
（３）申报大规模与显著范围的遗产
除了避免重复性之外，其次就是大规模显著范围之提出。所谓大规模是指面积而言，而显著范围是合乎世界遗产公约规定，在全世界范围内具有杰出普世性价值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的文化及自然遗产。例如巴黎塞纳河两岸的文化遗产、维也纳古城区建筑文化遗产、莫斯科以克里姆林宫及红场四周为主的文化遗产、法国罗亚尔河古堡群的文化遗产、葡萄牙里斯本旧城区的文化遗产、西班牙塞哥维亚旧城区内教堂水道桥城堡的文化遗产、南印度的石庙群玛哈巴利普兰与坦嘉武尔宗教遗产、中国镶嵌在高原上的水乡丽江、保留最完整的县级城市平遥古城等，都具备了这两大特色。２００２年入榜的南美洲苏利南的历史古城“帕拉玛利欧Ｐａｒａｍａｒｉｂｏ”与２００１年入榜的奥地利的维也纳古城区、捷克的Ｂｒｎｏ、以色列的Ａｃｒｅ、意大利的Ｔｉｖｏｌｅ、肯尼亚的Ｌａｍｕ、英国西约克郡的Ｓａｌｔａｉｒｅ等，都是这种形态之世界文化遗产。
与此对照，福建永定的客家土楼申请世界文化遗产具有这方面的优势。首先，它已具有千年历史的文化内涵，土楼至今还有村民在此居住，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堪称是一座活的移民博物馆。其次，土楼集中分布在福建、广东和江西三省的交界地带，仍保留着２万多座。其中最古老的土楼具有１２００多年的历史，具有６００年历史的多达１０座，是古代建筑的“活化石”。另外，其建筑形态多种多样，有圆楼、方楼、五凤楼、府第式楼、五角楼、六角楼、八角楼等２０多种。一座土楼形同一个村落，具有小社会的功能。其建筑构造亦极有特色，用未经焙烧的砂质黏土与粘沙土拌合，加之竹、木、树皮、茅草、石块等夯筑而成，这种土楼集防御、防火、防震于一身，具有冬暖夏凉、内通廊四通八达的特点。
４要建立管理模式与方法
管理模式与方法的提出，原则上没有所谓正确法源准则可依循，因为每个国家的社会背景、-环境有所不同，所面临存在的问题当然也不同。亚洲只要是有商机的地方无论环境的恶劣与否都会造成“人满为患”、“屋满为患”的窘境。交通网也是因实际需要或超过负荷量时，才去增建或扩建，这与欧洲人远离尘嚣的生活方式与先有完善的交通网才有游憩地和自然保护区的立足点是不同的。所以，世界遗产委员们比较期待所呈现出来的政策方案如何，如何吸引遗产委员们的认同与期待？为此，我们建议，今后要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研究。
ａ、如何确定经营方针，包括资金、人力的投入，人才的甄选、培养，以及地方政府之参与度与当地居民的配合力等。
ｂ、如何治理环境方针，包括周边产业保护措施与四周环境的治理，居民搬迁安置补偿、道路设置的问题如水泥路、柏油路、石头路、传统的道路配置等。
ｃ、监督执行法规的有效方法，包括依法对违章建筑的拆除、建设和开发的范围、赏罚制度的落实等。
ｄ、如何确定保护与展示措施，包括落实文物、遗址的保护措施硬件、软件、人力、教育，以及展示方式遗址公园、博物馆、展览馆等。
３、对古迹、世界遗产新认知的确立
古迹的定义简单地说，是先人遗留下来的建造物或其辅助物，这些建造物除了历经长时间的考验外，还要具备研究的价值，教育的功能，并代表某一阶段某一个地方的表征的历史意义。
中国幅员广大、历史悠久，古代文化遗址分布面积甚广、种类又多，加上时代变迁层层累积，这些是我们的优势。但是存在的问题也很多，如因不当发展而劣化、过去战乱而被损毁，因此申报世界遗产时，相关发掘、考证、整理、修复、建档、登录工作应是首当其冲的重要任务。
接下来是明确定位的问题，即遗产地的维护及经济效益的平衡发展。争取申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对各国发展之意义主要是：刺激地方政府或各国政府重视文化与自然保护建设投资；提高知名度带动观光事业、带动地方观光财源收入、强化地方建设；教育、研究、游憩体验的活教材。
诸多被指定为世界遗产之名胜古迹，其实早在其文明发展历程中，已具很高地位与知名度，尤其欧美除了系各国在其整体文化或自然资源经营系统中已明确定位外，也强化了对国民教育之实质内涵。反观中国获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之殊荣，这份高知名度与高吸引力，反而带来失去平衡的相关发展课题，包括过度开发、过度商业化、游憩承载量失衡、环保品质，以及对经济增长压力之超负荷，以至无法明确定位之障碍。世界遗产不是终身制，稍有不慎就会遭致警告，甚至从《世界遗产名录》删除。这是我们必须牢记的。
三、世界遗产地评选
准则的矛盾与双重标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ＵＮＥＳＣＯ第十七届大会于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１６日在巴黎通过了《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７日正式生效。公约规定，全世界具有杰出普世性价值ｏｕｔ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ｖａｌｕｅ的文化及自然遗产需要保护且列入《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名录》。世界遗产地指定之精神在于：确保人类进化文明过程中之重要象征、包括实质地形、地景、地貌、遗址、文物等，遗址地的大小、历史、年代并非决定因子。然而，在评选申请加入世界遗产的名单时，存在许多矛盾及问题。
１、过度偏重于欧洲文化遗产
欧洲共有４７个缔约国，其世界遗产总数量为２８７项，分布于３９个国家。其自然遗产与文化遗产的分布比例悬殊相当大，世界文化遗产有２６３处，占９０％；而世界自然遗产却只有２８处，仅占１０％。在世界的四大遗产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及法国中，意大利与法国竟然没有一处自然遗产，而西班牙也只有２处自然遗产和ｌ处复合遗产。可见，偏重文化遗产的现象非常突出。
世界遗产，诚然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性的想法，然而这个想法本身也充满了内在的矛盾。首先，文化遗产的保护，从一开始就是在欧洲为民族意识的建构而展开，一切都是依欧洲的利益优势为出发点，近来更出现“民族主义”现象，很多遗产的登录申请，背后都有国家的-或历史诠释动机出现。其次，由于欧洲国家登录的文化遗产较多，所以ＩＣＯＭＯＳ为追求更多元文化的均衡避免重复性，对提出的登录申请案采取较严格的审查态度，但这也迫使这些国家想出新的花招，包装新型态的景观或遗迹，创造出“产业文化景观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的新论述和价值。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２００２年入选的匈牙利“托卡依葡萄酒文化遗产区Ｔｏｋａｊｉ”，德国的“中莱茵河谷地”，以及这几年间的奥地利塞默灵铁路，芬兰韦尔拉木浆木板工场，德国拉梅尔斯堡矿山、弗尔克林根的铁工厂等。
２、文化资产的最新观念和议题之冲突
世界遗产的标准是“具有显着而普遍的价值”者，其中文化遗产必须满足所谓“真实性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原始性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原则，而自然遗产必须满足“完整性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独特性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的要求。但这些认定的原则，在实际运作上都面临难题与双重标准的界定，这也刺激新观念不断提出。以“真实性”而言，过去依技术、材料、设计、周围环境四个主轴进行衡量，但这对木造结构、特殊材质建筑或传统原住民聚落等，却出现认定的困难点与双重标准。
自然景观的“独特性”比较难达到，许多自然景观，并不只存在于一个地方；另外没有人类足迹进入改造、完全保存原始面貌的自然景观少之又少，而这也使得“复合”遗产呈现增加趋势。
为判断是否具有“显著而普遍”价值的世界遗产的“作业方针”而订的相关规范中，有一条极富争议的规定，自然或文化遗产可以具有“联想价值”，即所代表的象征性意义。日本世界遗产专家西村幸夫先生说，这一条款为指定工作带来巨大的困难，因为在不同国家、地区有不同的文化观呈现，很难用相同的准则决定取决与否。以日本广岛原爆纪念馆为例，这只是栋建筑残骸，却具有战争和原子武器的“联想价值”，而美国学者对这项世界遗产的指定十分不悦。事实上，依照西村幸夫先生的说法，诸如中国“７３１”遗址、东欧及芬兰的几处犹太集中营、柬埔寨近万颗人头骨的战争馆等都应而且更有资格被列入战争遗产地，因为这些遗产地更有警示作用。最近，ＩＣＯＭＯＳ为此对未来“联想价值”的遗迹作出了相关限制，要求这些遗产地必须同时具备如建筑或景观价值，才能成为世界遗产。
３、濒危世界遗产的新认识与反思
所谓“濒临危险”的世界遗产是指正处在严重威胁ｉｎ ｄａｎｇｅｒ、潜在威胁或特别需要关照下的遗址所称。根据《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规定，世界遗产委员会将以通过实地监测、长期辅导等方式，对遗产的保护状态分别提出肯定、鼓励、提醒、警告等四种评议意见，存在严重问题的世界遗产，将给予“黄牌警告”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如果情况继续恶化，将出示“红牌”，将它从《世界遗产名录》中删除。
根据最近资料显示，目前全世界被列入“危险”名录者已达３１处。例如全世界第一处国家公园，美国的黄石公园为了阻止大型金矿的开采威胁，于１９９５年１２月柏林会议上决定将黄石公园列入世界危险遗产名录潜在威胁；巴西的伊瓜苏Ｉｇｕａｃｕ国家公园因为面临巴西人非法开路滥垦、严重破坏动植物的生态；秘鲁首都利玛在１９９１年底因一家烟花爆竹商店发生-，引发大火烧掉了世界遗产保护区；柬埔寨的吴哥窟Ａｎｇｋｏｒ佛像石窟，因内战、人为的搬迁因素受到破坏潜在威胁；刚果的Ｓａｌｏｎｇａ国家公园则是因位于刚果中心区，深受各项新工程的威胁印度Ｈａｍｐｉ如的陵墓群因两座新桥梁的兴建将引进大量车潮，许多历史性建筑可能会因此遭受破坏；还有世界七大建筑奇迹之一的印度泰姬玛哈陵，游憩的承载量失去平衡，夜间依然开放，完全忽视推行定量做法，受到严厉的警告。
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２００２年开始，要量化监测全世界七百多处文化和自然遗产，对于中国一些引起争议、受到警告的遗产地来说，无疑是一次“大考验”。
四、世界遗产保护之道
中国有些世界遗产被警告，究其原因主要是有些地方当初保护遗产的目的就是为了从申报这个世界性品牌得到它能够带来的经济效益，因此在申报成功后视遗产为摇钱树，为了达到早日收回投资的目标，忽视游憩承载量，导致遗产地陷于破坏的边缘或更惨的境地。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以往不适当的做法进行深刻地反省，并要从制度上解决申报世界遗产的目的问题，以及入选后保护遗产的措施和相关法规。
很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提出很多见解，但都呈现在法规、设立机构层面的问题，认为只要立法，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其实不然，保护遗产所牵涉到内涵非常广，中国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时间较短，对国际遗产的理论也好、思想也好，理解与执行存在着太多的落差，相信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申报世界遗产成功，会赚大钱会致富。其次，要考虑或者应该首先考虑如何进行重新教育，人才培养。此外，还有文化遗产的保护伞要扩大，不能只针对世界遗产的项目来努力，否则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将会消失在我们的手里。保护之道重点如下：
１、应由中央政府成立直接管理世界遗产的权力机构，研究制定配套经营管理实施方案，并在《文物保护法》的框架内，具体制定世界遗产保护法，在经营管理、财政补助及人才培训等有关责任归属与权力义务等方面作出明确的阐释，以便加强管理。现在的遗产地，普遍存在多头管理的问题建设、文物、环保、宗教等，但具体决策权又在地方政府。这种造成政出多门的现象使得遗产的保护和管理力量分散，决策粗率，有时甚至会出现相互干扰等问题。
２、由国内相关部门整合，尽快研究制定可操作之常设性监督管理机制，就是所谓准则与规范的确立，如财务计划、资源管理计划、实质建设开发计划、人才培训教育计划、营运计划、评鉴计划等。建立一个属于我们的不是世界遗产的模式监督管理机制是迫切需要的。
３、更有系统、更周全地制定中国的遗产保护法则，中国可整合现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国家级风景区、国家级重点文物、历代文化遗迹及天然纪念物，归纳出有系统、明确属性之资源品质系统分类，一方面可让不同权责单位有所依循，另一方面更可建立中国本国之国家级遗产名录，以激励各地方政府落实资源之保护与管理、正确经营体制。
４、扩大我们自己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伞，世界遗产入榜的门槛愈来愈苛严，导致很多国家固有的传统文化遭埋没与丧失，虽然世界遗产新增设了无形遗产的范畴，但毕竟僧多粥少，加上专业领域与保护方向的差异，很多无形遗产被忽视。我们需要扩大文化遗产的保护伞来庇护我们自己的传统遗产，许多有价值的文化遗产，如古代的科技、戏曲、工艺、音乐、舞蹈、历史图像、民族文物、民俗文物等，要制定一套方案来保护并推广，且必需要体现出一个重要观念——文化遗产保存并非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在开发文化作为产业发展的同时，如何规划好配套措施，让发展的利益做更公平的分配，则是政府责无旁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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