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剖案例来看，中国世界遗产保护面临着严峻挑战。乐山大佛景区绝对保护范围内，打着“再创佛教辉煌”的旗号，异想天开地建所谓巴米扬大佛。大佛有知，也会不安的。中国的世界遗产保护的最大挑战是以权违法。“多开辟景点，多为地方财政创收，何罪之有？”这是一些人的老话了，很有中国特色。武当山遇真宫大火，看起来是金钱惹的祸，实际上是另类思维的结果。说这些人不懂世界遗产保护的意义，也是冤枉。我从报上知道，几位丢官的人，当初为申报立了功，有过暂时的辉煌。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什么都带不走，惟一留下的，是积下的德和带来的祸。为人民做了好事，人民会记得的。把手中的权力当摇钱树任何人都没有好下场，犯下的罪恶越大，越难逃法网，最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产地的领导应该将教训牢记在心。世界遗产不是终身制，搞不好吃黄牌警告，上了濒危遗产名录，也是不光彩的事。我们更不能在遗产监察工作上弄虚作假。按规定，每６年须对本国的世界遗产提交定期的监测报告。这就要求我们要有日常的监察管理工作。

在这里，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自身的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态度，实际上反映了自觉程度和自信心。对于我们这样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大国，在各种思潮的冲击和金钱诱惑下，如何保持对历史文化与自然遗产的敬畏，如何在历史风貌的保存中尊重文脉，维护世界遗产独特的文化记忆，我认为已成为当今不可回避的严峻问题。有意回避世界遗产的真正意义是绝对行不通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是中国最有特色的鲜明亮点，凝聚着中华民族世代的文化积淀、人与自然的独特关系。有专家提醒我们，今后２０年，将是中国的世界遗产被破坏的高危险期。这点应该引起重视。一个理智的社会与自然界、历史文化遗产是和睦相处的。

有必要通过调研，进一步明确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以及如何过渡和过渡的形式。在一些人的眼里，世界遗产与其它资源没有什么两样，可以进行企业化经营和包装上市。遗产地的商业化趋势越演越烈，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操作有了依托，在发展旅游带动地方经济思潮影响下，我国众多的景区不敢落后，肆意开发和索取，把我国乃至世界的、具有惟一的不可替代的遗产资源，转化成自家的摇钱树。体制的弊病，导致了我国大量的文化遗产和文化遗存的迅速消失。在城市化的加速进程中，大量的历史文化名城及历史文化保护区都被改造成低水平的新镇，那些承载历史文脉的传统建筑、具有一定地域文化特色的符号消失了，而我们在付出沉重的环境代价的同时，还沾沾自喜。去年５月份，我国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郑孝燮先生，法规专家谢辰生先生参加了在浙江西塘召开的中国当代古建学人第五届叙谈会，并应浙江有关方面请求举办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论坛，有许多来自全国的古建学人、文物保护专家提到所剩无几的江南水乡古镇，都有劫后余生的感觉。就连自称中国第一水乡的周庄也变了味。

从１９９６年起，国家级风景名胜就有四家旅游企业实行上市经营，这股风潮一下引发了众多的风景名胜区跟风潮，人类文化与自然遗产纳入营利公司的经营，距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初衷相差太远。现实告诉我们，中国的自然与文化遗产要想得到彻底的严格保护，永续利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还有待政府部门的协调和深入研究，这项工作离不开各级领导的支持、关注和专家学者的广泛合作，结合国外的经验，找出一条可行之路。我们要与世界遗产保护的专家学者们经常联系，他们有很多宝贵的经验就是我们的前车之鉴。

我觉得建立国家统一集中的管理体制不失为一个良策。目前，分别由建设部、国家文物局、国家林业局、环境保护局及中国科学院等部门管理领导，而具体的保护规划决策权在各级地方政府。管理单位权力的分散导致各自为政。建立统一的国家管理机构，专家们呼吁了不少年了，再拖下去对国家民族都不利。谁都要管，谁都不管的局面应该打破了。纵观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经验方面，一定要以国家的正式的法律文件来确定世界遗产的属性，只有国家出面，才能建立起统一的组织，实施严格、科学的管理。我希望以国家文物局牵头，对世界遗产地管理单位的领导进行资质培训，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文物保护工作者，持证上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