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２００１年１月４日噩耗传来，其时适值四川大学霍巍及珠海博物馆李世源两位仁兄，在香港中文大学访问讲学。我们三人对张先生的早逝，不胜哀悼，感念曷极，一同向先生家属致唁电慰问。当天我就很有冲动，想写一篇悼念先生的文章。然而，一想到他的道德文章，仰之弥高。自惴学殖瘠茫，一无所成。先生身后，如由于我拙劣的文字，或有玷污先生的清誉，顿感惶恐，毂觫不安。此后死别的两年间，又常自有意无意思量：先生于我，学恩恩重如山。在先生身后，如我不著一字，难免有忘恩负义之嫌。顷承香港城市大学郑培凯教授约写怀念张先生的文稿，我遂欣然命笔。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我在念大学期间，就似懂非懂读过光直先生的一些大作。已故业师林寿晋教授与先生过从甚密。张先生致电到崇基学院历史系，联系林寿晋老师，由当助教的我从中转线接通。从电话中亲自听到他彬彬有礼的自我介绍，平和的声调，在我听来确是如雷贯耳，很想见其人。我与先生的面缘并不多，始终只有３次直接请益的机会。从１９７９年秋起我东渡扶桑，取经学习。１９８１年夏我从仙台往纽约省亲，藉机前往哈佛大学，第一次拜谒了张先生。当时我的印象中，先生短小精悍，虚怀若谷，谈话间给人如沐春风的感受。其间他不嫌我的浅陋，问我是否有意来美留学。自忖朽木不可雕，不足挂齿。他于百忙中，尚带引我在Ｐｅａｂｏｄｙ博物馆内参观，使我受益匪浅。此后，我们间保持书信往来，我得以时常问学请教。

１９８５年春，我回到母校香港中文大学，供职于中国文化研究所。开始的数年，我的主要工作是为大学推动本地的田野考古事业。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