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考古学家安特生在１９３７年试掘香港大屿山东湾遗址。其后１９８９年我在东湾主持发掘工作，挖出５０００多年前东湾文化的陶器群。这引起了张先生的注意。１９９０年１０月，张先生来中文大学接受荣誉社会科学博士学位。他忙得分身乏术，仍不忘与哈佛的旧友陈方正前所长一同来到我的考古标本室，详细观察了东湾文化的陶器群。我当然意识到张先生来访的目的，是要为其在台湾发现的大坌坑文化寻亲，在广东沿海寻找可对比的对象。１９９９年出版的《剑桥中国古代史》的首章中，他把大坌坑文化的分布范围，由台湾东面沿海一直西延至闽、粤沿海，以至珠江海口岸一带，气势之恢宏，令人倾倒。我一直很希望请教先生大坌坑与东湾两地陶器体系的异同。当然现今我进取有心，请益无人。
１９９２年我随饶宗颐教授赴越南河内，出席法国远东学院９０周年纪念学术会议，得以与越南考古学者何文教授讨教问学。此后每次我赴越南调查的见闻，都给张先生作了详细的报告。１９９２年１０月２３日他给我的大函中，为我推介了曾在哈佛留学的越南考古学者Ｎｇｏ Ｓｉ Ｈｏｎｇ。１９９３年冬我在越北永富省一带与Ｈｏｎｇ君共同在野外调查。Ｈｏｎｇ君言谈间颇怀念在哈佛的学习生活；其间对于得到光直先生的关心爱护，尤其戚念。张先生对不同国籍的学生，一视同仁，令人肃然起敬。１９９６年我与越南考古学院阮金容博士共同发掘海防长睛遗址。光直先生对我们的工作，当然了如指掌。１９９７年８月，他又来到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演讲。众所周知，先生此时抱恙体弱，行动困难。他在所内“河南商丘考古新收获”演讲後，在陈仲玉先生的陪同下，还坚持要到我的研究室，参观了长睛遗址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８０年代初夏鼐先生来中文大学演讲，我身在仙台，无缘一瞻风采。“怅望千秋一泪，萧条异代不同时”。我常以未能与夏先生一晤，为人生憾事。但也庆幸此生与光直先生有３次见面的机会。
张先生彰人之善，惟恐不及。由我所编著的几部论文集及田野报告，都与他结下笔墨缘。１９９４年他为庆祝郑德坤教授从事学术６０周年，在《南中国及邻近地区古文化研究》一书的序言中，对郑教授推崇备至，颇有惺惺相惜之意。他对德坤师谈及在国外讲授中国文化，感觉得很孤寂，如同海外“文化难民之论调，甚有共鸣。远赴异国，昔人所悲。在《澳门黑沙》遗址报告书的序言中，张先生说到“中国东南海岸地区的海洋文化包括大湾文化的研究，一定要由中国大陆广东、福建、浙江、台湾和越南考古学者共同合作努力之下，才能有真正突破性的进展。邓先生的工作迫使我们达到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希望在港澳以外的地区，也有像邓先生这样努力而且眼光远大的成熟学者，在大局面了解之后，才能确知每一个遗址（如澳门黑沙）具体的特殊地位”。明眼人当然知道，提倡综合中国东南沿海以至东南亚先史海洋文化的研究，是张先生早就实践的事业，决非由我迫出来的方向。光直先生对我溢美之词，只能解读作为恨铁不＇｀成钢，求才若渴的心愿。
１９９４年我曾请光直先生为我计划出版的《香港上古史论集》作序。不久他就寄来〈邓聪著香港上古史论集史序〉一文。后来由于我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著力于中国大陆及国外的考古课题较多，反而就香港考古的研究成文不多，一再踌躇论集付梓的计划，一误再误，以致先生在世期间，尚未能把拙作出版，反而耽误了先生所写的序言。每念及此，不无忏悔之恨。但转念此中因缘，却诱使了光直先生写下一段鲜为人知的“香港考古之梦”的故事。
先生的序文尚有待日后出版，谨节录其中一段，以飨同好。读之，可知先生早年就有发覆东南中国沿海史前历史的志向。据他写道：１９６６年春末，在台湾结束了一年大规模的发掘工作以后，曾经想要将下一次发掘的阵地转来香港，于是在回美以前来到香港看看情况。那次来港还麻烦了好几位老朋友陪同各地踏查：港府的ＭｎＨａｙｅｓ、港大的ＤｎＢａｒｄ、屈志仁夫妇，新亚书院的罗球庆和陆惠风两位先生。那时候的沙田还有小山，山上还有密生的树林，山和海之间还有水田，可是就是没有找到重要的古代遗址。Ｍｒ．Ｈａｙｅｓ将一架港府的气艇借给我用，使我能够到大屿山去调查半日。这几天到处看了一下，觉得九龙和新界的希望不大，大屿山最有可能，我要是来香港考古，恐怕要多作岛屿上的考古。后来从香港回去以后，花了两年的时间先将台湾考古的报告写了出来，写了以后，作下一个田野计划时，又舍不得台湾，于是就设计了一个所谓“浊大计划”，将７０年代又给用掉了。香港考古便成为一个末实现的梦。”先生文中所谈及沙田昔日的风貌，恰好就是我孩童时所见的农村景色。今日沙田已成为近６０万人口的城市。可以让先生告慰的是，１９９８年夏我校与珠海市博物馆考古人员，在沙田吐露港的丫州小岛上，首次发现了６０００年前人类居住的遗址。如果６０年代张先生果然来香港挥锄发掘，说不定他就是丫州遗址的发现人，这就不待３０多年后余言轻重了。
张先生在学术上学贯中西，通达古今。陈星灿兄说张先生的学术研究，以人类学眼光、世界性视野、整合历史的角度，一生贯彻从旧石器时代到商周的考古探索，这把先生学问的特征说到点上了。最近，读到加州大学罗泰教授追忆张先生的文章，很高兴知道光直先生与牟维思（ＨａｌｌａｍＬＭｏｖｉｕｓ，Ｊｒ）间一些早期在哈佛的关系。先生曾一度意欲专攻旧石器考古。这对我这个１００％的旧石器情痴，深有吾道不孤之感。罗泰教授说张先生后来放弃专攻旧石器，理由是如果他“专攻旧石器时代将预示著要他放弃最初的研究重点——中国”。我想罗泰这个观点，只是想当然而已，未必是张先生自己的看法。我认为可以推想一些其他的理由去解释。例如在五、六十年代，中国所公布旧石器时代的一些报告书的资料，屈指可数；加以这些旧石器报告书的学术质量、资讯含量都相当低下。当时张先生又不能去中国大陆作田野工作。如果想在美洲用隔山打牛的方式，去研究中国旧石器报告的文本，所能得出来的成果，可以想像。张先生是聪明人，他没有专攻旧石器时代的理由，可能就是如此。当然，张先生对旧石器的爱好，终身不改。１９５９年张先生专程往访巴黎古人类研究所，直接考察过萨拉乌苏和水洞沟的旧石器。他提出“河套文化三角石片与石瓣的混合与西伯利亚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相似”。这在当时华北旧石器的研究来说，可说是空谷足音的卓见。近半世纪以来，俄罗斯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南部地区的发现，印证了所谓河套文化，特别是水洞沟石器群源于西伯利亚的论点。１９９０年我在前苏联阿尔泰地区，考察了Ｏｋｌａｄｎｉｋｏｖ、Ｄｅｎｉｓｏｖａ洞穴遗址、ＡｎｕｙⅠ、Ⅱ，Ｕｓｔ＇Ｋａｒａｋｏｌ，Ｋａｒａ－Ｂｏｍ等露天遗址。前者的洞穴群出土不少Ｌｅｖａｌｌｏｉｓ尖状器，就是张先生所指的“三角石片”；后者如Ｋａｒａ－Ｂｏｍ遗址出土的石叶（ｂｌａｄｅ）石器群，就与水洞沟石器技术结构相当相似。过去研究中国旧石器的学者对水洞沟石器群的来源，一直得不到满意的解释。现在看来，张先生对这个问题的确独具慧眼。我更欣赏张先生在６０年代间，曾指出中国在旧石器时代，只是人类世界舞台的一角。“当时的世界，还没有中国、日本、德国等的分别”。就是这种超越时空、国家、民族等限制的视野，塑造了先生一生矢志不渝的学术态度。我想牟维思对光直先生的重大影响，应作如是观。不薄今人爱古人。今日先生已作古人。谨以此文怀念先生，思念先生以春风风人的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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