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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秉琦先生的遗产与中国史前考古学展望

    伟目标。因此苏秉琦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座丰碑,先生于1997年仙逝,标志中国考古学一个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降临。后苏秉琦时代的中国考古学将在前一时代打下的良好基础上更有气势地发展,取得更为辉煌的成绩。其理论基础仍将是苏秉琦理论体系,并在实践中得到充实与发展,也许还会产生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其研究领域将更宽广、深入,多学科研究和更多地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将成为重要特色,省级文物考古专业机构将发挥更突出的作用。就课题而言,在可预见的阶段例如世纪初叶,区系类型、聚落考古、城和城市起源、国家起源与早期国家形态、文明起源及早期文明的特征、环境考古、重建中国古代史等课题的研究,将成为学科的基本任务,有的课题可望得到初步解决。

    深化文化区系类型研究仍将是重要的基础课题。目前的区系框架还很粗糙,全国究竟存在多少文化区,各区文化的源流和区内文化演变的系统进程,区间文化的互动关系等,并不都已清楚。海岱文化区系虽被认为较清楚,基本上只是大汶口、龙山文化如此,大汶口文化或者说晚期北辛文化以前并不清楚。区系类型课题不较好解决,古族研究就无法深入,中国文化、中华民族的多元性以及各族的地位就不能给予很好的说明,不能充分阐明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形成过程。

    聚落考古将成为中心课题,新阶段的聚落考古将会从三个方面开展研究。一是文化区或省级行政区史前聚落时空关系的宏观研究,以勾勒族团史和地方史的发展脉络。二是聚落群研究。将会在各大区解剖一批典型聚落群,对大中小三类聚落群的性质作出研究,探索国家起源,确定一批早期国家,回答我国文明史的开端。三是典型聚落研究。将会选择一些前聚落群时期的典型聚落,从准备作典型解剖的聚落群中选择各层级的代表性聚落进行解剖,探索氏族、部落、城、城市的产生与演变,氏族社会的组织结构、社会状况及其演变。三方面互相联系,从宏观到微观,从典型到一般,和区系类型框架相结合,将把考古学研究推向更高的层次。

    史前城与城市研究。作为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史前城与城市将作出更深入的研究。预期将对城与城市作出界定,解决它们的起源问题,大大填补城址的时空空白,基本解决城的建筑技术、史前城的基本特征、类型及其性质问题。

    国家起源研究。预期将改变以往的思路。以聚落为主,结合文化、文献,采用典型解剖方法,考察各大区的某些聚落群体或者古文化中心区的聚落将成为趋势。人们探索的目光将向前移,将找到一批早期国家,包括古史传说中的一些古国,并将对早期国家形态作出初步概括。

    文明起源研究。预期将有愈来愈多的学者把国家诞生作为文明形成的根本标志,把文明起源研究和国家起源研究结合在一起。文明不光体现在生产力水平、社会经济水平和科技新成果上,还包括所有制、上层建筑、宗教等因素,而国家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明水平与基本特征。本阶段将通过对各大区国家的探索和早期国家形态的研究,对中国文明多元一体的模式及早期中华文明的基本特征,作出更有说服力的阐述,取得阶段性成果。

    至于环境考古,顾名思义,是要了解人群的生态环境,是考古学研究领域的扩大,尽管研究手段不同,其研究目标仍属考古学的基本任务。预期本阶段环境考古将得到长足发展,从一个重要方面对特定人群社会的发展变迁作出说明。

    整合上述课题研究的阶段性成果,就可以编写成接近史实的中国古代史的史前篇。

    本阶段的考古学无疑对省级文物考古专业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赋予更大的使命。省级文物考古所是文化事业单位,其中心任务是文物保护,同时又是本省的主要考古研究和地方史研究机构,这和科研部门、大学的考古机构不同,如何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呢?我想关键是要有个符合自身机构性质、任务的开拓性的工作思路,核心问题是能否把保护与研究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结合得好,在开展课题研究上就具有优势,而不是劣势,否则就会顾此失彼,互相影响。两者如何结合呢?我想就自己的体会说两点。一是保护与课题研究相结合,二是构建古遗址保护与多课题研究相结合的史前考古新模式。

    前一个问题实际上是苏秉琦先生一再强调的课题意识问题。当前省级文物考古所的考古工作基本上是配合发掘、抢救发掘和大遗址四有探掘,这首先是保护任务。以明确的课题指导这些发掘,就把两者结合在一起,形成以课题指导保护,提高保护工作的科学水平,通过保护工作的开展,促使课题研究的发展,两者互相促进的省级文物考古所的基本工作路子。如果依据省情预先提出大量课题,就能基本做到随时随地都可以较好地结合,否则也可以在有任务时组织讨论,明确课题,增强课题意识。力求安排专业方向一致的人员任领队,尽量避免单纯任务观念,甚至让钱牵着鼻子走。大规模的配合发掘和大遗址四有探掘因人员较多,工作时间较长,还可以适当扩大工作范围,对周围地区开展调查、探查工作,扩大成果。还可以吸引文物重点地县的考古人员参加发掘,一视同仁,既补省所力量之不足,又使基层业务人员受到培训,这对协调上下关系,发展全省区的文物考古事业会很有好处,省所也将真正发挥全省考古事业龙头的作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这么做了,保护与课题研究都取得了显著成绩。

    构建史前考古新模式的提出,是基于改革开放以后文物考古工作形势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古遗址保护与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时代矛盾异常突出,古遗址保护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二是考古学中心课题开始转移,聚落考古、城址研究、文明起源等课题日益突出;三是提出了文物考古工作怎样贯彻可持续发展方针问题。面对新形势,现有史前考古模式已不能完全适应,需要构建新模式。新模式必须是古遗址保护与多课题研究结合的,既要推进古遗址保护,又能促进多课题研究。古遗址保护首先是重点、重要遗址的保护。普查发现了数目惊人的遗址,但无法提供各阶段聚落较准确的面积、时间段和文化遗存概况,不知哪些是城,因而无法确定重点和重要遗址进行重点保护,也阻碍了聚落、城、国家起源、文明起源等相关课题的深入研究。因此获取各阶段聚落址的上述科学资料,就成为推进古遗址保护与相关课题研究的关键所在。以聚落群或一定区间为单位,对群内或区间内的遗址逐一进行探查,对部分遗址进行调查、验证性发掘,发掘面积一般只需数十到100平方米,就可获得聚落的上述资料,把握群内的中心聚落、城、城市线索及其产生演变过程,以及聚落群和群内聚落层级结构的产生发展过程,在此基础上就能较准确地确定重点与重要遗址,为古遗址保护和相关课题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基础资料。

    这一探查并非不可实现。探入一组共6名探工,5名钻探,1名记录,视遗址大小采取米、井等形布孔,探孔间距10米,视需要适当补孔,10—50万平方米的遗址,2—5天左右可以完成钻探,试掘约需半月到一月左右,就可以了解到遗址有无不同文化的聚落址相叠压,每个聚落址的面积及文化遗存概况。试掘虽然要花较多时间,但只需试掘一部分遗址。这样一个有30处遗址的聚落群,半年以内就可以完成探查,因为群内的遗址绝大部分都是3万平方米以下的小遗址。而各省区的聚落群估计只有二三十群到五六十群,其中大多数是小群和中等偏小的聚落群,所以即使是聚落群较多的省区如果能够探入2、3组探工,10年左右也能基本完成探查任务。探查采取统一规范、适于电脑储存的记录,以建立反映遗址整体状况的系统的科学记录档案,即使许多遗址将不可避免地不断消失,还可从记录档案了解其基本状况。同时用万分之一地形图标出遗址位置,出版一批聚落群的报告集,提供必须的科学资料。完成聚落群聚落的探查后,还可对零星散布的聚落址进行探查。随着这一探查工作的开展,就将不断开创史前文物考古工作的新局面,把本阶段的上述多数课题的研究逐步引向深入。系统探查工作的基本完成,将为史前文物考古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在最重要的方面打下较坚实的基础。因而是一项影响深远的系统工程和基础工程,也是文物普查以后的逻辑发展,为使新阶段考古学跨越前阶段的重大举措,省级文物考古机构更好发挥考古主力军作用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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