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观我国的考古学传播，多年以来，基本遵循的都是开始消息（新闻）——简报（在学术刊物上）——著作（专业出版社出版专题报告）结束的固定作业程式。无论是消息还是简报或报告中我们大家看到的都是在文章的开始或结尾提一提是由哪些单位、哪些人参加了这项工作而已，而且几乎都是一笔带过，在整个传播过程中见物不见人。最近翻阅新近出版的保罗·Ｇ·巴恩主编《考古的故事》一书时，粗略统计了一下，书中凡是讲到中国以外的考古故事，每一个都能说出发现、发掘者的名字，而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讲到中国的考古发现却未举出发现或发掘者的名字。令人称奇的是，当叙述到１９世纪末和２０世纪初的中国考古大发现时，却又能非常准确而又不遗漏地道出发现者的名字来。这其实也不怪人家，而是我们本来就没有或极少披露这些考古学家的发现故事。可以不夸张地说，直到今天，谈到中国的考古大发现，在社会上很多人的心中，恐怕，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知名度还高于我们的一些最著名的考古学家，而实际上呢，我们的这些考古学家非但不比他们逊色，成就反倒是在他们之上。

这并非是争个人名誉权。不同的报导场合，以及受众的不同，宣传的方式和侧重点应该有所选择。

与有些行业相比，考古学家，因其所从事的工作的特殊性，有更多悬念、更多惊险刺激、更多艰辛，更适宜于由考古学家来讲故事，或由有心人来写成传记向社会传播。这种传播，是宣传考古学、普及考古学的一种好方式。考古学是７２行中的一行，前面讲到的《考古的故事》的作者在英文版序言中说到：“与造型艺术或影视艺术相比，９９％的考古工作的内容是单调乏味和异常艰苦的，无非是阅读、发掘、调查、记录、分析、分类、解释这一套周而复始的流程。但正如已故去的格林·丹尼尔所言：考古学最重要的功用之一乃是某种巨大的快感之源。这种快感（至少在公众眼里）通常是以引人入胜或奇妙无比的发现为表现形式的。”要想将发现和发现过程讲得生动有趣，是一定离不开讲发现者的故事的。

就我国考古学学科史和现状来看，也应该尽快组织力量来写考古故事，编考古学家传记。考古学在中国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历史，但是已有了许多在世界范围内也属重大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的背后是考古学家踏破铁鞋、催人奋进，促人泪下、发现过程曲折起伏的生动故事，他们往往比发现本身更引人入胜。譬如说，中国考古学界的第一代宗师李济、梁思永、夏鼐、苏秉琦等先生的传奇经历、在艰难困苦环境中仍孜孜以求的崇高精神，都是讲故事、编传记的极佳素材。还有比他们稍晚的宿白、俞伟超、张忠培、安志敏、徐萍芳等一批考古学家，以及发掘兵马俑、马王堆、擂鼓墩、法门寺、殷墟的专家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持者……，他们浑身都是考古故事。遗憾的是，也许是我的寡闻，时至今日，我们还没看到一本中国考古学家的传记出版。这不能不说也是中国考古学的一大遗憾。且不说传播，仅仅从学科史的研究来说，我们都该趁现在，第一代宗师们离开我们的时间不太久远，接受过他们言传身教的许多人都还健在时，抓紧收集有关资料。

一段精彩的考古故事、一部引人入胜的考古学家传记，对考古学的传播所起的作用是不能低估的，它往往胜过考古发现本身。既能起到科普的作用，不但会令全社会更加理解和支持考古事业，还能激发起一些人尤其是青少年对考古学的向往，古今中外，不乏看了军事家、科学家传记而立志要当科学家、军事家的例子，国外也有看了考古学家的传记，听了考古故事而立志献身这门事业的青少年。当今社会，人们择业的自由和多样化，尽管你可以对讲故事一类的科普不屑一顾，但你还得承认，那些浪漫离奇的、引人入胜的、有血有肉的考古故事是可以吸引公众注意力，并把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吸引到我们的事业中来的。如果我们将中国考古学家的故事讲活了，传记写好了，我们事业的发展一定会赢得更广泛的社会基础，也一定会有更多自愿献身考古事业的人加入我们的队伍。为了那些为考古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人们，为了那些为考古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千百个专家，为了考古学的生存和发展，也应该及早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