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州南朝画像砖墓、北齐武平六年范粹墓和１处北魏时期铁器窖藏。唐宋考古也是河南的重头戏，我所在洛阳发掘了隋唐含嘉仓遗址，在开封搞清了北宋东京城址的三重城垣及城门的具体位置。对巩义宋陵进行了全面调查，积累了北宋帝陵葬制的丰富资料。还在巩义黄冶村找到了洛阳唐三彩的产地，在禹州钧台发现了北宋钧窑，在宝丰清凉寺发现了北宋汝窑并找到了中心烧造区，为中国陶瓷发展史增添了光辉的篇章。
上述重大考古发现中，有舞阳贾湖、登封王城岗、郑州商城、三门峡虢都上阳城与虢国墓地、新郑郑韩故城和洛阳烧沟汉墓，被列入全国专家评选的中国２０世纪１００项考古发现，清凉寺汝官窑址和蛮子营汝窑瓷器窖藏评为“七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永城县汉梁王陵及梁孝王寝园列为“八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还有１３项入选１９９０年以来本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另外，永城梁孝王寝园和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址发掘项目荣获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这些充分展示了河南文物考古大省的地位。
积极整理发掘资料，努力进行科学研究，尽快发表考古报告，与社会共享最新成果，是我所一贯倡导的学术风气和工作目标。５０年来，由我所编著出版的考古报告专集与图录４４部，由我所学者撰写完成的学术专著３４部，在专业刊物上计发表考古报告和简报１０００余篇、研究论文和其它文章６００余篇，取得了丰硕的科研成果。在这些学术研究成果中，荣获全国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１项，夏鼐考古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３项、鼓励奖５项，全国优秀科普作品三等奖１项，河南省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５项、二等奖３项、三等奖４项。
由我所主办的《华夏考古》杂志，从１９８７年创刊至今，已经出版了６０期。它立足中原，面向国内外文物考古界，注重学术性和资料性，逐渐形成了自已的学术风格和刊物特色。自１９９４年以来，连续多次被评为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期刊和社会科学二十佳期刊，１９９５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社科学术理论期刊提名奖，２００１年又荣获国家新闻出版署颁发的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５０年来，我所在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夏商文化、楚文化、古代冶金、古代陶瓷等重要考古研究课题中取得一定进展，承担有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３项，一般资助项目１２项，全国自然科学资助项目和国家文物局科研项目各１项，多数科研项目是由中青年学者承担并圆满完成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中，我所承担了“早期夏文化研究”专题和“商前期年代学研究”课题，许多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与北京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时荣获国家科技部等四部委颁发的“九五重大科技攻关优秀成果奖”。还被国家人事部、文化部评为全国文化工作先进集体，这是对我们工作的褒奖和鼓励。
５０年来，我所与省内外、国内外同行开展了广泛的学术交流与合作，不仅增强了我所与省内外、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友谊，开阔了视野，提高了学术水平，也使河南考古学的成果为外界所了解。
在我所设立的“文化部文物局郑州文物干部训练班”，为文物考古战线培养了大批人才。
回顾我所５０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面对２１世纪全面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我们深感任重而道远，有许多重大考古课题需要深入研究，有许多新的科技手段尚待引入应用。在新的机遇和挑战面前，我们要充分把握发展方向，依据自身优势开拓进取，积极开展多学科合作研究，深入探讨学术前沿课题，为中国考古学事业书写新的篇章。
史前考古的圣地
魏兴涛
位处中原腹地的河南省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十分丰富，全省已发现各类新石器时代遗址２０００多处，已有近百处经过了考古发掘，文化编年及区、系、类型框架已基本确立。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与确立，是我国史前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填补了河南新石器时代早期考古研究的空白。目前已发现这一时期遗址１２０余处，几乎遍布全省各地，由我所主持发掘的主要有登封双庙沟、新密莪沟、巩义铁生沟、长葛石固、舞阳贾湖等。其中以贾湖遗址的发掘最具代表性。
河南又是仰韶文化的故乡。距今约７０００～５０００年前的仰韶文化，是我国发现最早、分布地域辽阔、延续时间最长的考古学文化，是中国史前史上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在所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中占有无可替代的主干地位。此时期的遗址遍及全省，由我所发掘的重要遗址有濮阳西水坡、淅川下王岗、新安荒坡、汝州洪山庙、三门峡南交口、渑池关家、灵宝西坡、郑州西山等。其中１９８７年发掘的濮阳西水坡遗址出土了三组仰韶早期用蚌壳精心摆塑的龙、虎等图案。这些龙、虎等图案造型逼真，栩栩如生，一经发现，立即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一座特大型房址，建筑考究，设计严谨，气势宏伟，工程浩繁，技艺精湛，是迄今发现的仰韶文化时期结构复杂、面积最大的房屋基址，也是中国传统的回廊式古典建筑中年代最早的实例。１９９２年～１９９６年发掘的郑州西山遗址，是中原地区最古老的城址，把我国古城的年代提早了一千多年。
此外，在河南境内还发现有较丰富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遗存，其中前者主要分布于豫东地区，后者主要分布于豫南和豫西南地区，两者的文化影响则均达豫中一带。由我所主持发掘的包含大汶口文化特征的主要有郸城段寨、淮阳平粮台、鹿邑栾台、禹县谷水河、汝州大张等遗址；含有屈家岭文化特征的主要有泌阳板桥三所楼、信阳阳山、罗山李上湾、光山王围孜、唐河寨茨岗、淅川黄楝树、下王岗、镇平赵湾、汝州北留庄等遗址。这些遗存与仰韶文化遗存一起为研究中国古代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之间的关系及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中原古城古国的发现
袁广阔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夏文化的探索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１９７７年，在登封王城岗发现了龙山文化时期的城址，引起了国内外文物考古界的轰动，被称为探索夏代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继王城岗之后，淮阳平粮台、偃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等先后发现了龙山城址。其中古城寨城址是一座保存最好、城防设施最完整、面积最大的龙山时代城址。龙山文化时期不仅发现有较多的城址，而且发现城内有礼仪性建筑，如王城岗西城内主要为夯土基址，基址下面发现１３个奠基坑。淮阳平粮台、新密古城寨都存在规模较大的夯土基址。河南龙山文化城址和遗址内发现有青铜器残片和冶铜坩锅残片，如登封王城岗、郑州董寨发现有青铜器残片，汝州煤山、郑州牛砦出土有炼铜的坩锅壁和铜液。这表明此时已经进入青铜时代的初级阶段。此外，有的城址内的陶器上发现有单个的文字。这些发现为研究我国古代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资料。
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城址考古，近年也取得了进展，１９９２年，在孟庄龙山城址之上发现一座应是夏王朝的方国遗址，城址平面形状略呈长方形，城内发现有房基、水井、窖穴等。城西北部、西南部发现了两处墓地，随葬器物具有明显的夏文化特征。
近年来商代的考古也取得了较大进展，郑州商城城内除发现大量的宫殿基址外，还发现有宫城墙、大型壕沟、规模宏大的蓄水池、排水沟等。２００２年春天我所又对外郭城西、东、北三面进行了考古钻探和发掘，证明郑州商城的外郭城是商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通过城墙、城河以及东部大的湖水包围商城内城一周的郭城。外夯土墙基圈筑在郑州商城东南角、南、西南角及西城墙。它与郑州商城夯土城垣之间的距离在６００米～１１００米之间。内城里面主要为宫殿区。外郭城内则不同，主要为手工业作坊和墓地、祭祀坑等。郑州商城是一座拥有宫城、内城和外郭城组成的规模庞大的城址。郑州地区另一个与都城有关的遗址是小双桥，它位于郑州西北郊，遗址内发现有较大面积宫殿区，出土大量的祭祀坑。遗址中出土与建筑有关的大型青铜构件和朱书文字，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此外，我所在方国的发现和研究上也取得一些进展。１９９８年发现的在焦作商城平面形状略呈方形，面积约９万平方米。城址的年代，是二里冈期下层到商代白家庄时期。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我们可知龙山文化时期，以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郾城郝家台、辉县孟庄、新密古城寨为代表的众多城址的发现，表明中原已进入古代文献所说的“古国”时期。至迟到早商时期中原城市有了较大的发展，城址规模扩大，郭城出现。中国古代城市已经完全确立。
灿烂的青铜文明
张志清
河南境内有着丰富的周代遗迹遗物，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周-古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尤其是周代和诸侯国贵族墓地的发掘与研究成果辉煌。
鹿邑长子口墓，周初长氏贵族大墓长５０米出土了一大批丰富精美的遗物，其中青铜礼乐器８０余件玉器９０ 余件尤为重要的是出土禽骨排萧５件将排萧产生的历史提早了几百年。墓葬时代为西周成王时期但出土遗物却有许多具有商代的特点墓葬主人可能为周王朝派驻在鹿邑一带的高级军事将领长子口。该墓所在的豫东地区为殷商旧地，出土器物又颇具地方特色，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三门峡虢国墓地，为西周晚期虢国贵族墓地。从１９９０年开始，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该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已发掘墓葬十余座，出土万余件珍贵文物，通过青铜器铭文可以确定身份的有虢国国君虢季、虢仲和太子、夫人之墓。虢国墓地的发掘，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很多学者对通过发掘所提示的文献记载迷乱不详的虢国历史及墓葬年代分期展开了热烈讨论。通过发掘找到了开启虢国历史的钥匙，完善了我们对邦国公墓制度的认识，确认了西周晚期的一批标准器群，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宗法制度、礼乐制度及冶金、玉器工艺史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平顶山应国墓地，是两周时期的一处大型贵族墓地。现已发掘周代贵族墓５０余座，其中应国国君及其夫人墓近２０座。墓地陆续出土铜、玉、水晶等各类文物达数千件。为数不少的精美铜礼器和组玉佩的发现，成为该墓地的一大特色。为研究中原地区诸侯及高级贵族的社会地位及丧葬制度提供了宝贵资料。更加珍贵的是，在许多铜礼器上都铸有铭文，内容涉及古代聘礼、射礼、庙号制度、丧服制度、应国同周边诸侯国的婚姻关系及其被楚国所灭的历史事实。
郑韩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和韩国的都城，通过３０多年的考古勘探和发掘，不但搞清了都城的平面布局和内部结构，而且发掘了一批郑、韩两国的贵族墓葬和祭祀遗址。其中尤以郑国祭祀遗址最为重要。发掘清理出春秋时郑国的青铜礼乐器坑１６座，殉马坑３９座。出土的青铜礼乐器３３４件，大都保存完好，精美富丽，件套完整，是郑国青铜器的又一次集中发现。乐器坑中出土编钟等乐器共１３８件，多经调音，为实用乐器；它们摆放有规律，悬挂方式清晰，为研究郑国音乐、音律结构及编钟演奏方式等提供了实物依据。
淅川因涉及文献记载中楚国早期都城丹阳的地望，地下的楚墓非常丰富。经发掘的比较重要的楚墓有下寺楚墓、和尚岭楚墓、徐家岭楚墓等。这些楚墓中出土遗物丰富，青铜器、玉器更为精美。多类铜器上有铭文，涉及到楚国历史上的著名人物有“王子午”、“克黄”等，是楚文化研究非常难得的资料。
中原古代冶金的辉煌
刘海旺
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产生的摇篮，历史上曾长期作为中国社会发展的中心，其以冶铜和冶铁为主的冶金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也长期处于领先的地位，中原古代冶金的辉煌已经在考古发现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龙山文化和夏商周时期，是中华古文明最终产生和逐步走向成熟的时期，也是铜的发现、生产和逐渐被广泛使用的时期，并且形成了世界文明史上独特的、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同属龙山文化中晚期的郑州牛砦和临汝煤山的熔铜炉壁残块，淮阳平粮台和登封王城岗的铜器残片的发现，为确定铜器产生的起始年代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铜爵的器形更为复杂，体现了铜器铸造技术的进步。郑州商城两处铸铜作坊遗址的清理和安阳殷墟苗圃等铸铜作坊遗址的发掘，揭示了商代铜器制造技术的进步过程，熔炉越来越大，可以满足铸造杜岭大方鼎到“司母戊”鼎这样的大型重器的需要。河南出土的两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众多，器形繁杂，结合对洛阳西周铸铜遗址和郑韩故城内属春秋时期的梳妆台与吴楼两处铸铜作坊遗址的部分清理，显示了以分铸法为代表的青铜器的铸造技术和工艺经西周时期的发展，至东周达到了发展的顶峰。
如果说，铜的出现与广泛使用促进了中华文明的产生和逐渐走向成熟，那么，铁的发现和更广泛的应用则使中华文明很快走向繁荣，特别是领先世界近２０００年的大规模的生铁冶铸技术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促成了中华文明发展的空前高潮——汉文化的出现。最早发现于春秋时期的生铁器具，在战国时期迅速得到了全面的推广使用，大大促进了当时的手工业和农业以及军事的发展。对于属于战国时期的登封告成冶铁遗址和郑韩故城内的仓城冶铁遗址等的发掘，可以发现，这时的熔铁炉、鼓风技术和制范等均是在高度发达的铸铜手工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经过战国时期的发展，生铁冶铸技术至汉代达到了空前发达的高度，巩义铁生沟、南阳宛城、温县招贤、郑州古荥镇和鲁山望城岗等冶铁遗址的大面积的考古发掘，揭示了汉代冶铁的辉煌成就。渑池的一个属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窖藏内出土的铁器和铁块达４１９５件，主要是冶铁工具、铁范、铁料、农具、工具、兵器和生活用具。对安阳、林县、南召等地多处唐宋时期冶铁遗址的调查和试掘结果，都表明汉以后的冶铁技术在继续向前发展。
陶瓷考古的寻觅与探索
陈彦堂
博大雄浑的黄河孕育了几千年绵亘不绝的中华文明，而陶瓷器正是这一文明体系中最富个性的表征。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一部完整的河南陶瓷史，就是中国古陶瓷兴衰发展的缩影。
早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郑州商城的考古新发现为研究起点，河南学者开始了中国瓷器起源的探索，指出所谓的商代“釉陶”已具备了瓷器的基本特质，中国瓷器的发生应可上溯至殷商。近年来，郑州小双桥遗址、鹿邑长子口墓、洛阳西周墓等一批商周青瓷的出土，为这一课题提供了新资料。
两汉时期盛极一时的低温铅釉陶器曾一度为国内外学者关注。几十年来，济源、洛阳、郑州、南阳、三门峡等地出土了数以万计的标本，尤其是济源出土的复色釉器物，风格特异且数量庞大，关于其起源与传承以及与三彩器的关系等问题的探索，已逐渐引起学界的注意。唐三彩作为铅釉器艺苑的奇葩，也一直是河南陶瓷考古的重要内容。在进行深入调查和试掘的基础上，研究者不仅确认了巩义黄冶窑是一处烧造唐三彩的专业窑场，而且进一步对洛阳等地唐墓出土的三彩器的产地作出考证，进而着手进行洛阳与西安唐三彩的比较研究。
北朝以降，河南制瓷业不绝如缕。既有新的艺术品类与工艺的发明，也有特定时期特定区域的萎缩与衰亡。河南陶瓷考古工作者已调查出的３００余处古瓷窑遗址，记录了这片土地曾经的辉煌与衰败的曲折历程。安阳相州窑及北齐范粹墓、隋张盛墓出土的瓷器，代表了中原地区由汉晋到唐宋制瓷业发展的中间环节。以鲁山段店窑、郏县黄道窑为代表的唐代花瓷，不仅使人们得以管窥唐代瓷业的缤纷，而且为探索宋代钧瓷、汝瓷的工艺源流提供了新线索。汝州严和店窑、密县西关窑、登封曲河窑、修武当阳峪窑、鹤壁集窑、禹州扒村窑等一批宋金元时期的民用瓷窑遗址的调查发掘与研究，与汝、钧官窑遗址一起，构成了河南陶瓷考古的全景图像。
河南古代瓷业最辉煌的篇章是北宋时期的官窑御用瓷。后人乐道的北宋汝、钧、官、哥、定五大名窑中，前三者均在河南境内。数十年来，学术界对宫廷用瓷及其窑址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而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宝丰清凉寺、汝州张公巷、禹州钧台和神后等窑址的多次发掘，不仅为这一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坚实可信的基础，而且深化了既往的认识。
在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陶瓷考古研究工作与对外交流也渐入佳境。《河南古陶瓷窑址》、《河南陶瓷史》、《河南出土陶瓷》、《巩义黄冶三彩窑》等资料汇编与图录的出版，代表了基础工作的成就。有关学者参与主编《中国陶瓷史》这样的大型权威工具书，对清凉寺等一些窑址高质量的发掘清理及对某些重大课题的理性思考，是研究成果与水平的具体体现。“汝窑国际学术研讨会”等一系列学术会议及“河南出土陶瓷展览”（香港）的成功举办，正在进行中的与日本奈良文化财研究所合作开展的唐三彩研究，是使这些成果得以为国内外学人认可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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