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光直后来定居美国并加入美国国籍，但在８０年代他以部分真人真事为依据创作，寓意深刻的几篇短篇小说，发表时却以“吴襄”为笔名。经张先生家人证实，“吴襄”即“无乡”的谐音，作者以此寓意自己是“没有家乡的人”。
毫无疑问，张光直是一个具有深厚民族感情的人，他自己对中国的研究从来都不是狭隘的，正如他的力作《古代中国考古学》，每一版都随考古发现的进步而重新撰写。他曾经批评过：“１９５０年以前，中国考古学最主要的特征是民族主义”，他也曾预言：“社会科学的２１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他提倡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应该跻身世界主流，认为中国考古学家必须具有全球性的视野，才能从比较文明的角度理解中国的特殊性。他给中国考古学和社会科学学者提出的目标是：“第一、跳出中国的圈子，彻底了解各个学科主流中的关键问题、核心问题；第二、研究中国丰富的材料在分析过后是否对这些属于全人类的问题有新的贡献；第三、如果有贡献，一定要用世界性的学者（即不仅仅限于汉学家）能够看得懂的语言写出来。”他对学术的关怀是世界性的。
张光直是一个以四海为家的考古学家。当然他的心中还是有一个属于他自己的家。 （边 哲）
与张光直先生交往二三事
李学勤
第一次和张光直先生晤面，是在１９７８年，可是我们在学术上相知却要早得多。原来，我在１９５７年秋天写了两篇关于甲骨文的小文，一篇是《论殷代亲族制度》，刊于《文史哲》，另一篇是《评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印在《考古学报》。在文中我提出一个看法，即商代的日名，如上甲的甲、大乙的乙，并非由其生日、死日或排行而定，而是在死后选择的。我列举甲骨文实例，一为小的死，用现在的分期术语说，属于出组卜辞；另一是《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９８５＋１１０６，系无名组肋骨。
我的这一陋见，当时没有得到多少反响，却被张光直先生注意到了。他１９６３年写了名文《商王庙号新考》，历述日名诸说，引用我《考古学报》小文，称“卜选说”。他还说，“卜选说”“倘所举卜辞的实例可靠，倒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商王庙号新考》引起了台湾以及日本不少学者的讨论兴趣，出现了一系列论作，大多涉及我的“卜选说”，真是附骥尾以传了。
１９７１年，我从干校回来，参加郭沫若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稿》工作，因执笔商代部分，阅读台湾刊物，读到张先生的《商王庙号新考》及各篇讨论文章。随后，我尽可能寻找他的别的作品，读后获益实多。
这就说到１９７８年，那时“文革”业已结束，我从文物局组织的新出简帛整理小组回到历史研究所。正好美国学者组成“汉代表团”来访，团长余英时，副团长傅汉思、张光直。我参加接待，在北京饭店首次与张光直先生握手叙谈，记得当时便提及《商王庙号新考》的事。“汉代表团”去北大历史系，游长城等等，我都曾陪同。
后来张先生对我讲，在“汉代表团”时，他们用英语说笑话，看到我发笑，知道我懂英文。他们返美后，几位学者向负责文化交流的机构申请。１９７９年夏，我应邀赴美作学术访问。其间，到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访见张光直先生，蒙他多方接待，看了玻璃花等著名藏品，还陪我去看杨联先生。本来我还想见洪业煨莲先生，但张先生告我，洪先生因闻大陆不再“批孔”，喜极绊跌受伤，未能如愿。
那次在美国，我特别去匹茨堡卡内基博物院的梅丽丹研究中心，观察了著录在《库方二氏所藏甲骨卜辞》里的甲骨，《库方》９８５和１１０６两片，是我依摹本缀合的。肋骨的断折，与胛骨、龟甲不同，有的讨论文章对拼接质疑。及至目睹实物，两片密切接合，已经用粘接剂拼复起来了。骨上文字精好，绝非伪刻。这件事我告诉张光直先生，使他也能放心。
这以后，我同张先生时相交往，有好多相见机会。１９８１年，我接到他打来的电话。原来，他１９８０年在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的《商代文明》一书，甚受欢迎。他决定扩充编辑一套《中国古代文明丛书》，已约许倬云先生写《西周文明》，王仲殊先生写《汉代文明》，还拟由丁爱博、崔瑞德两位分担《六朝文明》和《隋唐文明》，要我承乏东周一册，并将秦代包括在内。我考虑战国秦和秦-古遗存不易分开，便同意了。正好那年秋天我去英国剑桥大学克莱亚堂学院，利用剑桥大学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图书馆的收藏，使《东周与秦代文明》在外文文献方面能够合乎要求。
根据张光直先生安排，我写好中文稿，由他翻译。他的译法是用录音机，先口译成英文，再整理为书面文字，寄我再看一遍。译的工作既好且快，大出我意料之外。他还在出版社同我订合同时，为我保留了中文版权。该书的中文版１９８４年由文物出版社印行，英文版次年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大约是张先生惟一担任英译的书。
《东周与秦代文明》与丛书其他几册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即人地名翻译用汉语拼音，不用老的威妥玛—翟理斯式拼法。这一点，乃是张光直先生的意见，是应该在此说明的。
张先生每来北京，我们常有机会聚谈，有一种共同话题，就是老北京的风土人情。他和我一样，虽非世代的北京人，儿时都在北京度过。实际上，他的北京话，比我说的更显纯正。特别有些俗谚，他能信手拈来。有一次他对我讲起当天上午他专门去南新华街的师大附小，那里是他童年读书的地方。他谈得滔滔不绝，流露出非常深厚的感情。我小时学日文，看过他父亲张我军先生编的课本，因而他也给我说了不少他父亲文学创作等方面的轶事。
我早已知道他不幸患有帕金森氏症。当北大赛克勒博物馆揭幕那天，赛克勒夫人在馆门口讲话，张先生和我都站在草地后面。我突然注意到他的脸板板的，显示出所谓“面具式”容貌，不像过去那么富于表情了。我心底十分难过，只有劝他珍摄。
后来一次，他住在考古研究所对面华侨大厦，我去接他来历史研究所。他走出住的房间，在楼道中一下子仆倒。在这次见面中，他竟跌了３、４回。我深知他的性格，又不好请人扶他。
使我欣慰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后，当时任国家科委主任的宋健同志会见张光直先生。我陪同在座，见张先生言语流畅，动作顺利，很为他庆幸。这次他还去了商丘发掘工地，是身体状况较好的一段。
几年间，他的病情有几番反复。他一直以惊人的毅力，坚持工作，继续阅读、打字、行动。每次听到有关讯息，总是深觉他与病魔搏斗的精神确实令人感动，由此也体会到他一生为学术怎样付出精力。
１９９８年秋，我到美国达默思大学任教。大学在新罕布什州的汉诺威，开车到波士顿只有２小时的路程。１０月底，和妻徐维莹同去哈佛人类学系做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张光直先生听说，表示一定来听。我力加劝阻，事实上，他已经无法来听了。演讲后，我们去他寓所，他还伏在钢架上来接。
尽管他说话已不清楚，我们仍然谈了不少时间，回忆起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我访问他在哈佛外面的家，怎样吃他亲手做的葱卷薄饼。这是末次相见，那天晚上月黑风高，感觉相当寒冷。
世纪交替，很多人开始提倡２０世纪学术史的研究，我也是为此奔走呼吁的一员。考古学是上世纪中国发展成长最快的学科之一，考古学史的整理研究应当得到重视。大家不会忘记张光直先生的种种业绩，三联书店出版了“张光直作品系列”，然而他还有好多作品鲜为人知，有的用英文写的需加翻译。希望不久能有他的全集印行，那将是对考古学和考古学史研究的重要贡献。
张光直和中美在商丘的合作发掘
张长寿
我初识张光直先生是在１９８０年，那年我随夏鼐先生去纽约参加中国青铜时代国际学术讨论会，张光直在机场接我们，后来又在波士顿陪同我们参观了哈佛大学的校园、图书馆、皮博迪博物馆和他在人类学系的办公室，又在五月花饭店盛宴款待，极其热情友好。此后，张光直每次来国内都有机会见面，１９８５年也曾共同在意大利威尼斯参加中国古代文明国际讨论会。１９８８年以后有好几年无缘会面，直到我参加中美考古队的工作，才恢复了接触。
我是１９９３年开始参加中美考古队工作的。关于中美合作在豫东地区进行考古勘察和发掘，其动议实始于１９８８年。是年５月，徐苹芳出任考古研究所所长，１０月张光直应邀来访，两人就双方的学术交流和考古发掘交换了意见，签订了会议备忘录。其中关于在中国共同进行考古发掘的问题，张光直希望双方能在豫东、鲁西或淮北一带选择遗址共同进行考古发掘，徐苹芳则提出合作发掘要按中国国务院批准的有关法规进行。１９８９年４月，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提出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调查发掘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申请书。１９９０年３月，双方签订了原则协议，确认共同组织考古发掘队，中方领队为徐苹芳，美方领队为张光直，合作课题为早商或先商文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合作期限为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随即，张光直就去豫东的商丘、永城、柘城、夏邑等地考察，由此开始了中美双方在豫东地区的联合考古勘察和发掘。
张光直选择商丘作为寻找商代早期都城遗址的目标是有他自己的学术思想考虑的。他认为历史上的朝代更替代表的是社会上层统治阶级的改变，这样的变化在物质文化上应该反映在与统治阶级有关的物质遗存，如大型的宫殿基址、城墙以及各种礼器，包括青铜器和玉器等。他设想的早商都城应当是有城墙的，城内应有夯土高台建筑，当然也应当有统治阶级使用的青铜器、玉器。他认为邹衡先生的先商起源于豫北说是基于陶器的研究，它们可能是商文化的一部分源头，甚至可能只代表平民的阶层，而属于贵族统治阶层的不一定会在陶器上反映出来。所以他觉得必须到别的地方去找。他认为《史记》和《左传》中还是有些比较可靠的历史材料。《史记》提到商丘，《左传》提到商的先人与参星即火星的关系，而商丘有阏伯台等，这就是张光直选择在商丘进行工作的原因。
１９９３年４月，王立邦找到我，和我谈中美合作的事，说已和所内有关领导商议，决定由我来任中方领队。我受命后于５月上旬与殷玮璋一起去豫东考察在商丘老南关遗址的钻探情况，调查了另外几个遗址。返京后向所领导汇报并提出下一步工作的设想。
１９９３年６月１日，张光直来考古所商谈中美双方在商丘的合作，商谈持续了两天，考古所出席的有王立邦、任式楠、乌恩、徐光冀、殷玮璋、高天麟和我，美方有张光直和随同来所的李永迪。双方确认了１９８８年以来商定的合作原则。张光直介绍了１９９０年以来在商丘所做的地质勘察和磁力测试的成果，高天麟报告了遗址调查的结果。双方讨论了今后两年的工作设想，提出选择若干遗址进行发掘，确立商丘地区的文化序列，为寻找早商或先商都城遗址奠定基础。６月５日双方草签了１９９３—１９９５年的工作方案因批准已在年底，实际执行由１９９４—１９９６年。然后，由张光直备函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到这年的１１月，国家文物局复函９３文物文字第９９４号张光直批准这项合作计划。１９９４年１月，任式楠代表考古所、张光直代表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与美国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合作在中国进行考古调查发掘协议书》上签字，协议书中包括了联合考古队的组成、合作的课题、近期的工作内容以及经费等。当年就发掘了商丘潘庙遗址、虞城马庄遗址，１９９５年发掘柘城山台寺遗址，１９９６年地质勘察发现商丘宋城遗址。由于上述的工作和发现取得的成果，而协议规定的期限已到，张光直提出继续合作，双方商定续约３年１９９７—１９９９年，并向国家文物局提出申请，国家文物局复函文物保函〔１９９７〕９５号批准。如果从１９９０年算起，至１９９９年，中美在商丘地区的合作前后达１０年之久。
张光直对中美合作的考古工作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美方人员的组织、计划的实施、经费的筹措等方面都花费了很大的精力。美方先后参加考古队工作的地质勘探、磁力测试、雷达探测等方面的有拉普Ｇ．Ｒａｐｐ Ｊｒ．、荆志淳、墨菲Ｖ．Ｍｕｒｐｈｙ、慕容捷Ｒ．Ｅ．Ｍｕｒｏｖｏｃｒｉｃｋ、瑞地Ｄ．Ｍ．Ｒｅｉｄｙ、席斯Ｄ．Ｃｉｓｔ、杜仁杰，田野发掘的有冷健、高德Ｄ．Ｃｏｈｅｎ、李永迪、曹音、叶为平和珍妮·史密斯Ｊ．Ｓｍｉｔｓ。他自己几乎每年都来北京，关注发掘队的工作进展，每一次他都想到发掘工地去考察，但是由于健康方面的原因，他只去过两次。
张光直第一次到中美队的发掘工地是在１９９４年的秋季。那次发掘的虞城县马庄遗址是１９８９年村民取土时发现的，不想在遗址中竟发掘到仰韶文化的遗存和墓葬。张光直是１０月４日到北京，第二天就在考古所参观了潘庙出土的标本。１０月１０日，他由乌恩陪同到达商丘，第二天就到马庄工地视察，１２日去商丘老南关视察地质钻孔，１３日又去马庄和老南关，并商讨了工作，１４日才离开商丘转道郑州返回北京。张光直这次去工地健康情况还比较好，虽步履缓慢，但精神甚佳，兴致也高，故能连续３天奔波于两个工地之间而不言劳累。
１９９５年春季，张光直原来打算来北京，到工地看看，并参加５月下旬在偃师召开的商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但因健康原因，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取消了这次计划中的北京之行。
１９９５年春秋两季，中美队都在柘城山台寺遗址发掘、发现了龙山时期的木骨夯土墙白灰面房址和埋牛的祭祀坑等遗迹。张光直接到简报后非常高兴，他在来信中说：
鲁苏豫皖四省交界区域的龙山文化在大部分地区演变成岳石文化，但在豫东一支的早期岳石文化特别发达，成为先商与早商文化。我们不一定要找大型的岳石文化遗址，但是要找表现-权力的遗物，因为这是漳河流域所没有的。这次在山台寺发现牛祭坑给我很大的鼓励，这是我们头一次发现上面写着“商”的遗物。１９９６年２月１３日
１９９６年４月下旬，张光直到北京，刚下飞机就病倒了，原定去工地的计划也只得取消。但是，就在这时，荆志淳和高天麟用汽车钻探发现了商丘宋城的西墙，并跟踪追击，日进百余米，终于把宋城的西南角都找清楚了。张光直在北京接电话汇报，非常兴奋、激动。这年的上半年，张光直的心情较好，一是找到了宋城，二是找到了经费。６月，他亲自执笔写了豫东工作的小结，题为《河南商丘地区殷商文明调查的初步报告》，刊登在《考古》１９９７年４期上。
１９９７年春季收工之前，张光直于６月１２日到北京，原定１５日到商丘，我们都在工地等他，临时又因身体不适不克成行。我于工地结束后回到北京。见到张光直后，向他通报了工作情况，他提出，鉴于商丘宋城四面城墙已经探明，应该向国家文物局写一个报告。另外，要准备一个宋城的勘查简报，报告这些年在勘察城址方面的结果，这个简报后来发表在《考古》１９９８年１２期。张光直和我相约，当年秋在商丘工地相见。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张光直到北京，这一次他的健康状况大不如以前了，完全要由轮椅代步。这个季度的发掘工地是要在商丘宋城的南墙上挖一条横切的探沟以了解城墙的结构。张光直原定随同发掘队一起去商丘，临行前一日，又因病滞留北京。待我们到商丘后，张光直执意要来工地。１０月２２日，张光直由李永迪等几位同学陪同到达商丘。２３日下午，张光直到工地视察了宋城西墙暴露的断面，又到南墙的探沟，下了轮椅，手执小铲在探沟内掘土。这种情景使所有在场的人十分感动，我想这就是他２０年来一定要在中国做考古工作的追求。２５日晚，张光直仍由李永迪等人陪同返京，我送他上了火车包厢，相拥惜别。我心里想，像他这样的身体怕是再也不能来工地了，却不料这竟是我和张光直最后的一次见面。
１９９５年４月，慕容捷和罗泰等人发起为纪念张光直６５岁诞辰１９９６年４月出一本论文集，邀请海内外８０多位学者撰写论文。我以《新干出土鼎形器的比较研究》一文付之。因为论文篇幅较多，而编译出版又费时日，截至２０００年，以《东亚考古》杂志的名义出版了２册，而全书仍未出齐。不想现在又要为张光直写悼念文章了，奈何天不假年，每念及此，不禁嘘唏。
永恒的友谊——忆我和张光直先生的交往
邹 衡
我比张光直先生大５岁，同攻商周考古学，可是从未同过学。他是李济先生的关门弟子，我是郭宝钧先生的门生。因为李、郭是安阳殷墟发掘时的老同事，所以我和张先生自然感情亲密。关于张先生的学术活动、学术地位及其在国际学术界的声望，就不用我来一一叙述了。这里我只想谈谈我和张先生交往２０年中的一些琐事，以反映他为人的一个侧面。
１９７８年冬，中美正式建交，公报发表后还不到两个星期，我就接到张光直先生的邀请信，欢迎我去哈佛，这在他邀请的大陆华人中，我算是第一人。我非常惊异，因为我并不认识此人。信写的很恳切，望我早作准备。当时我正辅导的一个美国留学生李中清李政道的公子，再三向我道贺，并劝我同爱人一同前往，说他父亲不久来华，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于是我便依了李中清，殊不知此情转到教委，不仅我爱人不能去，连我自己也没有批准。张先生得此信后非常着急，因为他飞机票都已替我买好。此后，北大校长周培源为团长访问哈佛，张先生直接问及此事，周的同行人员解释说：“邹衡一直病倒在床，如何能来﹖”张先生无可奈何了。
第二次是在夏威夷召开商文化讨论会。因为北大不愿出路费，我又失去了赴美的机会。张先生很失望。
１９８２年，张先生第三次邀请我访美。这时政策宽松了许多，张先生已首次访问过北大，知道我虽有冠心病，但并没有躺卧在床。教委批准我前往，只是北大将我的访问时间削减了半年。
这是我首次出国，外语又不是很好，张先生给了我特殊照顾。尤其使我感动的是，张先生亲自飞到纽约机场接我。因为要转机飞波士顿，催我马上去办理转机事。我带的行李较多，想请个搬运行李的工人。张先生马上说：“不用，要节省点。”他立刻自己扛上我那笨重的箱子。大概他渴了，在半路扭开路旁的自来水管喝了几口凉水，接着又走。堂堂哈佛一位系主任，就这样成了我的一名搬运工人，简直不可思议。
到了哈佛，张先生一切都给我安排妥当，还派了一名研究生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如买菜等。我在哈佛半年，生活是很优裕的。张先生和他的夫人李卉女士都非常关心我，几乎每隔两周都约我上一次餐馆。特别是中国的春节，他们夫妻二人约我到唐人街游玩，还有他的好友耶鲁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共同观赏了耍狮子舞等，然后共进午餐方返校。
我每次离开波士顿去外地讲学，张先生总是自己开车送我至机场，并再三嘱咐机上服务员仔细照顾我，好像我是一个老人，其实我当时才５０多岁。我将离开美国时，在洛杉矶的一个台湾朋友，建议我买韩国机票，说比其他公司的便宜得多。张先生得知后，很严厉地对我说：“你不是没有哈佛给你定购的机票，为什么要贪图这个便宜﹖不安全。赶快把票退了”后来，我到温哥华时，才知道苏联打下韩国的那架飞机，正是我买的那一次航班。我吓了一身冷汗。如果不是张先生的极力劝阻，我早已葬身太平洋之中了。
为了消除我生活上的寂闷，张先生有时约我参加研究生举行的周末Ｐａｒｔｙ，或是参加他们的远游，每次都是尽欢而返。他还给我介绍过哈佛的一些名教授，如杨联、费正清等。以后我同杨教授每周相会一次，成了难舍的好友。费正清的夫人经常开车约我参观波士顿的名胜。她喜好艺术，同考古多少有点关系。
张先生的英语实在太棒了。我看到他翻译《左传》，一面看着原文，一面就用打字机直接打上，很少修改。不止一个美国人对我说，张先生的英语写作水平，超出一般的美国人。这大概同他的中文水平有关，他有较好的文学修养。有时他给我介绍他学习英语的经验，特别是口语。他告诉我：“胆子要大些，只管说，说错了，外国人是不会笑你的。”
张先生邀我去哈佛，本想同我合作编写《商周考古》的，可是我到达美国，比他预定的时期晚了３、４年，且当时我编写的《商周考古》一书已经出版，他只好单独撰写“商代文明”了。他看到我写的《商周考古》中，没有明确提出“夏文化”，乃同我商量，提议共同合写一部“夏-古”，并很快拟出了提纲。他自己负责古文献方面，要我负责考古方面，两人并照了合影，准备刊登在书上。一直等待二里头报告的正式出版，因为材料不全，所以没有动笔，成为我终身的憾事，实在有负于张先生的厚望。
我回国之后，张先生曾多次来中国。有一次在我家逗留了一整天。我俩谈论了许多学术问题，其中也有观点相左之处。譬如，张先生很相信商汤的亳都在今河南省商丘市一带，我则认为在今郑州市。两人甚至争执起来。他要同我打-，我开玩笑地说：“我没有美元，如果我有，恐怕你有多少就输多少”为了证实他这一说法，他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合作，在商丘地区作了几年的发掘，找到了龙山文化遗址和东周遗址，他良好的愿望没有实现，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张先生是非常重友情的。他想在中共中央党校找到一位小时候的女同学；他们当年都曾是邓颖超同志的学生。我爱人终于给他找到了，他非常高兴。他们二人在我家谈论了１个来小时，谈的十分亲密。５０多年前的往事，张先生居然记得那么清楚，我真是佩服。
我同张先生共同培养了一位博士研究生蒋祖棣。他的博士论文题虽是我拟就的，但他在哈佛学习了一年，得到张先生很多具体的帮助，使其论文成功地完成，并在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我应该要特别感谢张先生的。
１９９５年，台湾中央研究院纪念李济先生百岁寿辰，当时张先生正任副院长。他邀请的大陆学者只有３名，除了上海博物馆的马承源先生因运青铜器在台湾展览恰在台湾，就是我和李济的公子李光谟。
１９９７年，张先生又来大陆，并访问了北大。我同他在赛克勒博物馆二楼相会，畅谈了１个多小时。
１９９９年，我第三次赴美开会，顺便应邀去了哈佛。张先生坐轮椅来我住所的门口。他一见到我，便挣扎着下车，把我紧紧地抱住，为时约１、２分钟之久。以往我们曾多次见面，从未如此拥抱过。虽然他说话已非常模糊，但他的真挚的感情已流露无余，我看到他的眼角上还挂着一丝泪花。除这次外，还见面两次：一次在他家，我整整待了一天。另一次是在我演讲后的座谈会上，张先生由李卉女士推着轮椅也来了。这三次见面后，我的心里非常难受，看到他的身体大不如以前了，基本上已丧失说话的能力，只是还能吃饭而已。没想到走得如此之快，那次分手，竟成为永诀。
（本版所刊李学勤、邹衡、张长寿三位先生文章皆选自张光直先生纪念文集《四海为家》一书，本报发表时有删节，该书将于近期由三联书店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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