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疆克孜尔石窟研究中，最受世人瞩目的，是中日合作出版的３卷本《中国石窟·克孜尔石窟》。这部学术性图籍出版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推重，１９８６年荣获首届夏鼐考古学研究成果一等奖。这在克孜尔石窟研究史上是破天荒的，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而这一开拓性成果，主要是１９７９年宿白先生带领北京大学石窟研究生到克孜尔石窟进行考古实习所取得的，是他为新疆石窟研究做出的历史性贡献。
因工作关系，我有幸与宿白先生在克孜尔石窟朝夕相处２个多月，从中得到很多教益，度过一段十分难得的时光。转眼２０多年过去，许多往事也日渐淡忘，但先生这次克孜尔石窟之行，却是萦绕在怀，忆持难忘。
我对宿先生是先识其文后见其人。１９７３年，我与几位同行到敦煌莫高窟参观学习。当时研究所一位四川籍同志很热情，从资料室借来一摞书给我们看，里面有一本油印的先生１９６２年在敦煌１１次讲演记录整理稿，因讲了７个方面的内容，总题为《敦煌七讲》。虽然那时我才接触石窟工作，对他所讲内容并不能完全理解，更不可能意识到它奠定了中国石窟考古学的基石，但感到这对自己今后工作会有很大指导意义，尤其是第３讲，讲到从事石窟研究需具备哪些知识，应阅读哪些书，甚至觉得它是针对自己讲的。于是，我边看边抄，选抄了有关部分。通过读写，深深感到宿先生学识渊博，敬仰、向往之情油然而生。出乎我意料，“文革”刚结束，先生就将考古实习放到克孜尔石窟，使我竟在自家门口见到心仪已久的考古学大家。
１９７９年，虽然还是改革开放之初，然而对克孜尔石窟来说，却是重要转折的一年。随着文化学术研究的兴起，孤寂的千年古刹顿时热闹起来，考察研究的，拍摄影视的，观光旅游的，国内国外的，接踵而至。也听说宿先生要来（其实先生在“文革”前即有此计划），可一批批来者之中，始终不见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