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周恩来到我国文物大省陕西省西安视察时，对文物博物馆系统的同志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我到哪个地方“都爱这些东西，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民族的智慧，可以了解这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和文化”。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现存各类不可移动的文物４０多万件，各种文物藏品１２００多万件，是世界著名的文物大国。周恩来认为通过对于历史文物的了解，可以提高人民群众对于我们民族的自信心，激发爱国热情，乃至进一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养。因此，他在建国之初就反复强调，“我们要前进，要发展文化”，就要保存文物，爱护民族文化遗产，“使其发扬光大”。他曾对主持文化部文物局工作的王冶秋同志说：“对待这些古代文化遗产要像对待自己的生命一样珍惜它，爱护它。”基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认识和理解，周恩来高瞻远瞩地预见到，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前进和发展，“中华民族这一份历史财富，将会占有重要的地位；我们的文化，将“对全人类的文化有所贡献”。

早在全国解放前夕，人民-正在向全国大进军的时候，周恩来指示人民-，在作战时要注意保护全国各地的重要文物古迹。１９４９年５月７日，周恩来特致电中宣部，望前线-部队，对浙江吴兴江南著名的嘉业堂藏书楼和太原城内藏有南宋雕刻碛沙版大藏经的普善寺，“特予保护，以重文化”。并指示中宣部，编印一本《全国重要古建筑文物简目》分发给-军务部，要他们在作战时注意保护。

要使古建文物在文化建设上发挥作用，首要的是将文物古迹很好地保存下来，保护起来。建国初期，在周恩来主持的政务院和以后的国务院会议上，多次将文物保护、古建筑保护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讨论，从建立机构、培养干部到制定方针政策，对文博事业的发展给予极大的关注和支持。针对解放初期珍贵文物外流和国内严重破坏以及盗掘文物的现象，政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如《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等。

１９５６年４月２日，在全国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国务院批发了《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第一次提出建立文物保护单位的要求，进一步加强了文物保护管理工作。１９５９年，为了总结经验及时纠正大跃进“左”的指导思想给文物工作带来的不良影响，周恩来指示王冶秋起草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经过两年的试行，于１９６１年正式由国务院颁发，随之颁布了第一批１８０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为此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这些政策和措施，为进一步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事文物工作的同志曾说，在当时的文化工作中，由政务院、国务院颁布的法令法规，关于文物保护方面的是最多的。这充分体现了周恩来对于文物工作的高度重视。

新中国的文物博物馆事业，是在旧中国遗留下来极为薄弱的基础上，几乎是从无到有逐步发展起来的。无论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顺利发展的时候，还是在曲折探索的年代，周恩来对于文物工作的关注、指导和支持是始终如一的。

最令人难以忘记的，是“文革”特殊的历史年代，周恩来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为支持文物博物馆系统顶住“运动”的冲击，保护国家重点文物所进行的坚持不懈的努力。一些著名的古建筑、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如北京的故宫、杭州的灵隐寺、山东曲府的孔府、孔庙、孔林、山西的五台山古寺、河南的少林寺等，正是在周恩来的严正干预和亲自批示下才得以免遭劫难，完好地保存下来的。

１９７２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各项工作出现转机。周恩来抓住这一契机，大刀阔斧地恢复文博系统的工作。在他的直接关心和领导下，重新开放的故宫，举办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土文物展览”，并在展出之后将其编印成集送给了来华访问的尼克松总统。

随着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为了让更多的西方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周恩来又提出组织出土文物到国外办展览的意见。他亲自审阅了第一批赴英法展出的目录，出展文物中包括许多新出土的稀世珍品，如汉代中山靖王的金缕玉衣、长信宫灯、甘肃武威铜奔马、长沙马王堆帛画、西安何家村唐代金银器等。展览非常成功，在国外引起巨大反响，不仅使国外许多人士对中国古代的灿烂文化感到震惊，而且对拓展我国的外交活动起到一定的作用。这在“文革”期间是件了不起的事情，被人们赞誉为周恩来的“文物外交”。

１９５１年，周恩来在为北京大学师生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改造”的报告中，讲述了自己从具有民族思想爱国思想发展到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为人民奋斗的人生经历。周恩来之所以做到了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奉献终身，同他对自己伟大的祖国和祖国优秀的民族文化深深的热爱是分不开的。他在报告中说，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如果在文化上不能对世界有所贡献，经济上不能有较快的发展，那我们就对不住世界人民，也对不住我们的祖宗，所以，我们一定要有所创造，有所发展”。这正是周恩来高度重视文物保护工作的思想渊源。

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过程中，为落实江泽民同志提出的“发挥民族地区文化资源的优势，弘扬优秀民族文化，积极发展民族文化产业”的思想和部署，我们重温周恩来关于保护历史文物，使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的思想，学习他对历史、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无疑是有重要现实意义的。

文物保护要同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西部地区的土地面积占全国土地面积的５６％，而西部地区交通十分落后，不通公路的乡镇多达４５２个。基础设施薄弱是制约西部发展的主要因素。加快以修建公路为重点，加强铁路、机场、天然管道干线等的基础设施建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发西部地区的重点工作。

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时候，处理好既有效地开发建设，又有效地保护民族文化资源和旅游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两者之间的关系，是落实“推进经济发展与实现社会全面进步结合起来”的关键。

西部地区尤其是西北的陕西、甘肃等省，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源起于旧石器时代，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在这片大地上繁衍、生息、劳作。在距今７０００多年前，甘肃境内的渭河、泾河流域出现华夏最早的农业，成为黄河灿烂文化的开端。汉唐盛世，这里更是中西文化交融、贸易往来的主要通道。正是由于这源远流长的民族历史，为我们今天留下了像敦煌莫高窟、临潼秦始皇陵等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这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共同的宝贵财富。在西部开发中，其中重要的一项，便是充分利用这些丰富的文物资源，开发文化产业，进而推动经济的发展。

在发展经济建设与保护文化遗产的关系上，周恩来提出的“保存文物一定要同发展结合起来”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这一方面他还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实践经验。

１９５３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城市建设的发展、各项基本建设的展开，必然涉及文物保护问题。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妥善处理好文物保护与各项建设的矛盾已成为当时的突出问题，急待解决。面对这个难题，周恩来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指导，提出正确对待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提倡辩证地看问题。针对北京市交通市政建设中旧牌楼拆与留引起的争论，他在一次政务会议上说：我对保存文物很感兴趣，然而面对今天大规模建设事业，如果在保存历史文物上主导思想不一致，北京的都市规划就会遇到问题。怎么才能达到共识？归结到一点，就是不能孤立、静止、片面地看问题，而要坚持辩证地看问题。他又说：“保存文物和民族文化遗产，就要使其发扬光大。我不是说我们要前进，要发展，就不保存文物，不要民族文化遗产”，然而“不加选择、不加分析地保护文物，不仅不应该，而且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去看，不去看发展前途，至少是一种局部的、眼前的看法，不是全局的看法。”根据会议精神，北京街道上严重妨碍交通的牌楼陆续拆除了，其中有一定艺术价值的保存了全部资料，并将实物迁移到另外的地方保存。

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提出了处理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的关系上要从全局出发、从长远利益考虑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他为文物保护工作制定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文物保护有利，又对基本建设有利”的“双重点”、“双有利”的方针。在城市建设中，对于已有的重要古建筑，必须加以保护；在考古发掘中，则必须以配合基本建设为主，不提倡主动发掘。这样，既否定了有些人“凡古皆保”、“全面发掘”的主张，又从“使民族文化遗产发扬光大”的认识高度提高了保护文物古建筑的使命感和自觉性。正是在这一原则下，始建于辽、金，历明、清两朝的皇宫御苑北海团城才得以保存下来。当时，因扩建马路提出要拆除这一名胜古迹，后经文博系统的同志认真调查，论证了其珍贵的历史价值，最后经周恩来批准保留了下来。不久，政务院又及时颁发了《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及革命文物的指示》，提出在基建过程中要保护重要文物的具体要求。多年以来，文物系统遵循周恩来制定的“双重点”、“双有利”的方针，主动配合各项工程建设，实践证明，建国以来的重要考古发现，９０％都是在各项建设过程中偶然发现的。这一方针，对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发展和节省建设经费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加强文物保护，维修和修复工作是其中极其重要的一项。自１９５２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一开始，便经周恩来特批，由财政部每年拨给文物维修专款１２０万元，此项拨款一直相沿至今，款额已增加了１００倍。尽管当年国家处在百业待兴，经济建设急需资金的情况，周恩来坚持文化建设与经济建设并举的方针，始终关注着文物的保护、维修和修复工作。几十年来，由于这项专款的使用，对于年久失修的古建筑的挽救和修复，起到重要的作用。

敦煌莫高窟的抢救便是最典型的一例。１９６２年，在经历了３年经济困难时期之后，经济调整刚刚开始，国民经济仍处在十分困难的时候。这年９月，文化部得知莫高窟由于长年风化造成洞窟坍塌，壁画损坏严重的情况后，派出考察组对窟内崖壁作了全面调查，发现崖壁已存在几十处裂缝，且纵横相互交错；由于风化，落在崖头的危石使多处洞窟窟顶坍塌，如不立即进行抢修，窟内壁画彩塑有全部或大部遭受破坏的危险，情况十分严重。１０月１７日，文化部根据调查情况给国务院打报告，提出抢救性加固工程意见，申报经费２５万元。１０月１８日，周恩来就作出批示：“请计委在一九六三年度计划中加以安排，并于今年批准文化部在其经费中预拨五万元。”敦煌莫高窟，不仅是我国古代文明的象征，也是世界文化的宝库，在周恩来的大力支持下，这座经历了１０００多年历史的东方艺术明珠完好地保存了下来。

文物保护要从长远利益、人民利益出发

党中央关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汲取了历史的经验，确定以开发西部的特色经济为基础，立足于可支撑的资源基础，发现和创造市场需求，挖掘特色资源的市场潜力。

西部特色经济，既相对于国内，也相对于世界。在日益开放的今天，西部的特色经济，将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就文化来说，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越是具有民族特色，便越具有市场竞争力，越能赢得世界广泛的认同。

西部多民族的社会文化结构，发育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幅员辽阔的西部大地，孕育了充满魅力、名闻遐迩的自然景观。发展西部旅游业，无疑是以文化带动经济、经济促进文化，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共同发展的最具西部特色经济的开发项目之一。

然而，遍地开花式的发展西部旅游业的做法和不顾生态环境保护任意开发自然资源的做法，显然是极不可取的。

那么，以什么为开发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存的价值取向呢？周恩来曾经说过：“文化只有属于人民并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才能有健全的基础和广阔的前途。”他还说：“保存古代文物一定要为人民服务。不仅为今天的人民服务，而且要对后代子孙有利”，“谁不从长远利益人民利益出发，迟早还要睡不着觉，对人对己都不利。”周恩来这些深刻而富于远见的思想，应当作为我们今天开发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遗产所遵循的原则和价值取向。

我国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都是通过自己的民族形式表现出来，带有鲜明的民族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每一个民族，无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其它民族所没有的特点、特殊性。”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一向十分重视文化的民族性问题。周恩来曾对一位非洲国家元首说：“独立以后，我们采取了措施，恢复了民族文化，就像要建立自己独立经济一样，这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他始终把文化建设的民族化当成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原则。

周恩来还认为，实现文化建设中的民族化，首先要把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弄懂搞通。“人们都赞扬我国的古代文化，其中就包括很丰富的历史记载”，对待民族文化遗产抱以知之甚少，甚至浅薄的态度的人，是不会在民族文化上有所作为和贡献的。文物遗存是历史文化的载体，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古代文明的见证。保护文物，不仅是保护无价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是弘扬宝贵的精神财富。充分发挥优秀历史文化遗产浓重的民族化特性的作用，挖掘其蕴含着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用来教育我们的人民，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对祖国的热爱，这正是为人民长远利益考虑和造福子孙后代的最好体现。

这里有两个生动的例子。１９５１年，为配合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文化部计划在京筹办“敦煌文物展”，有人说这是封建的东西，但却得到周恩来的支持，并亲临参观。展览的成功举办，大大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和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对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再如位于北京西郊、毁于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的古典园林建筑艺术精华的圆明园，解放后，对这一片位置极好的土地如何利用，曾提出各种不同意见。这些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经过慎重考虑后作出决定：圆明园作为国耻纪念地，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场所，要让它永久保存下去。根据这一精神，圆明园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单位，开辟为遗址公园。这里成为新中国一代代青年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极好基地。

“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并重的方针”，“全面提高各民族群众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素质”，是江泽民同志在２０００年６月２０日西北五省区负责人座谈会上为西部开发提出的总要求、总原则。他认为，中国要努力建设的应该是经济繁荣、-民主、精神文明三者统一的社会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越是落后，就越需要精神支柱。他强调精神文明重在建设，加强文化教育的物质载体的建设，增加其文化含量，是２１世纪精神文明建设的特点。

这些精神，为西部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建设指明了方向。我们应当学习和借鉴周恩来当年领导文化建设的经验及其论述，加深对西部各民族文化传统和历史的认识，正确地开发、保护和利用西部地区极其丰富的历史文物资源，包括地上的和地下的，不仅考虑和满足当前的利益和需要，更要考虑和满足长远的利益和需要。地处我国西部的敦煌石窟文化，佛教文化，宁夏的西夏文化，西藏的藏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云南的版纳文化、大理文化、瑶山文化等，将以其巨大的文化底蕴和历史内涵，形成独具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推动西部经济的发展，造福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 （图片提供／本报资料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