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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科技保护的地位、队伍和人才问题

    学的内容不少,“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也都是针对文物保存的问题提出来的。可见,文物保存科学在文物保护工作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杨军昌:文物保护在中国最早是以工匠的形式在博物馆从事一些修复工作而出现的,后来一些专家、学者进入了这个领域,并把自然科学等其它领域的一些科学分析方法、技术移植到了文物界,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发展到今天,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形成了适应文物保护研究的体系。

    张晓梅:不管是理论研究还是实施方法,文物保护都是从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过来,然后应用到文物保护上,比如保护青铜器,实际上是金属材料问题,是把物理、化学、材料学等自然科学的技术用在文物这个特殊的对象上,所以说文物保护是应用科学更恰当一点。

    郭宏:不少人对文物保护的认识有偏颇,认为文物保护是一门技术,并不认为是一门科学。同时还存在一劳永逸的思想,以为一种材料研究成功后,就成了万能,不管什么质地的文物都能使。一旦对某件文物做了保护,这件文物随便怎么放,它就应该是好好的。实际上,同样的思路、同样的方法在不同的地区,不同材料的文物上,得出的结论很可能不一样。如果没有科学的存放环境,将加速文物的蜕变。

    周双林:但我觉得,在国内修复技术实际上是一个经验性的东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上升到理论,现代保护技术在中国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还是处于一个朦朦胧胧的、不完善的阶段。一个理论体系,首先要有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还必须有研究手段,研究方法,目前,还有很多方面不完善。文物保护科学在中国要成为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还需要很多努力。

    铁付德:文物保护包含两个概念,一是政策性保护、法律性保护,一是科学保护。前一点国家在法律、管理、制度上都做得不错。我觉得人类在文化遗产保护重视的观念越来越强,从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的保护历史往前查,可以查到1200多年,说明更早的人已有保护观念。《海牙公约》对武装冲突下人类文化遗产的保护作了规定。战争本身是要杀伤对方的力量,掠夺对方的财产,占有对方,但它却把文化遗产独立在战争以外,交战双方都要对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文物保存科学的产生有它雄厚的基础,它站在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基础上。对文物的破坏有两方面:一是人为的,一是自然的。文物本身的蜕变是符合自然规律的。迄今为止,对文物造成破坏的最主要因素是自然蜕变。通常情况下,一个博物馆可以保证文物不丢、不盗,但保证不了文物因自然蜕变而受到破坏。文物保护的科学性是以对古代文化类指令信息的物质材料作研究对象,运用自然科学的技术手段和保护本身的独特理念,探索文物蜕变的自然规律,从而寻找减缓使文物蜕变的方法,既具有多样性,又是开放的。但现阶段规模很小,即便是在省级博物馆人员也不具备,县级博物馆就更不用提了。

    张雪莲:文物保护的科学性是一个老话题,但今天在中国文物报谈特别有意义。文物保护是一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科学,这里的多学科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文物保护包容的内容很多,涉及文物本身的材质、别的学科的技术手段等各个方面;一是文物保护工作者本身要积极吸收别的学科的知识来充实自己的研究。要真正把工作做到实处,提高文物保护的质量,要从方方面面来考虑。我们以前都是做文物保护的,但在攻读博士的时候因为没有文物保护的博士点而有一些偏移。虽然不无遗憾,却也有好处,可以吸收别的学科的长处丰富文物保护这个学科。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一个多学科结合的典范。

    黄克忠:很遗憾,文物保存科学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或者说它的发展十分迟缓。在国家教委的学科分类里,文物保存科学被归到了考古学;在高校没有“文物保存科学”课程;敦煌、故宫、历博等都把科技保护叫科技部,实际上还没有把保存科学当作一门学科来认识;文物系统在管理、规章制度的系统性、教育、学术活动、媒体宣传等等方面,大量的是考古、博物馆和文物市场的内容,保存科学少得可怜。文物系统的研究系列,也是考古的多,搞文物保存科学的少,尤其是古建筑保护的,最高级别的高级工程师也只是副研究员。文物系统是一个瘸子,考古那条腿特别强壮,保护这条腿很萎缩,小儿麻痹。这些方面严重阻碍着学科的发展。

    梁宏刚:没有人怀疑文物保存是一门科学,但实际上考古所里从事考古工作的人把文物保护看得还是比较低的,文物保护者就是技师、工匠。在他们眼里,不管你程度多高,还得亲自去做处理、去操作,和工匠没有区别。可是他们忽略了文物保护工作者在做处理之前要经过科学的分析、科学的调查。对文物进行科学的发掘与提取、科学的诊断与分析、科学的处理以及科学的保存是文物保护科学的几个重要方面。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采取科学的态度,进行科学的调查、科学的操作以及科学的记录。

    我做过考古,亲自下过工地。现在有的发掘提取很不科学,甚至就是一种破坏。有的人踩在文物上干活。有些带铭文的文物发掘出来后,就被泡在自来水里。由于目的不一样,考古人员根本不关心文物,只要获取信息,写出考古报告,发表文章就行了。

    在国外,考古发掘队的队长是考古专业人员,副队长是文物保护专业人员,文物保护意识相当强。目前我国的基本建设比较多,考古都是配合基建进行。在签协议时,其中有30%的经费是要用于修复、保护文物的,而真正用于文物保护的费用5%都不及。这说明考古领队是知道要保护文物的,只是在实际工作中就不在意了。

    张晓梅:对于考古人员来说,他们可以拿出考古报告作为评定职称的依据,文物修复人员拿几件文物来不算成果,不管你的修复有多高水平,都被认为是一个工匠。

    胡东波:在德国、波兰,他们把古代的城堡很便宜地卖给私人,但这个便宜不是白卖,购买者要保护它,要把多少年的保护计划不断地提供给当地文物部门,文物部门批准后,购买者要按照计划投资保护城堡。我国的旅游部门在利用文物的时候没有保护计划,没有保护措施。颐和园后面有一个清可轩,上面有乾隆时期的摩崖石刻,我们每年都去拍照,头几年还比较清楚,以后逐年模糊,现在基本上没有了。我曾和他们提到保护的事情,他们说:我们请你吃饭可以,但是没有钱用来做保护。我说不用你们的钱,我去处理,把这个地方保护一下。一位管理同志说,你不可以做的,坏了没关系,但万一做坏了要负责任的。我说可以在旁边石块做一个试验,不影响文物本身,他说没有关系。因为现行制度是宁可让它坏掉,也不能做实验。

    天安门的明代华表风化挺严重,去年我在那里照了一批照片,狮子表面的雕刻都看不见了,后来给它们箍上了铁皮,铁皮箍产生的锈把周围又胀坏了,没达到保护目的,四个角的狮子以西北角的那个风化得最厉害,几个莲花座根本就看不见了。

    黄克忠:文物到了博物馆的库房,保管员只管不要丢,只要不丢,自然毁坏是没有责任的。省一级的不说,这种现象在县一级博物馆非常普遍。馆长说上面没有拨保护经费,坏了当然没责任,保管员就更没有责任了。到底责任应该在谁?看看安徽,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土的好多青铜器,当时评的都是一级、二级文物,现在已经坏得不成样子,令人心痛。某地最近发掘一大型遗址,发掘面积1万多平方米,发掘之前没有考虑保护,发掘完了以后,发现冬天来了,非常着急,让我们赶紧拿出一个方案来,好申请经费。该遗址的问题很复杂,从材质来说,有石头、木头、砖、土,从整个建筑遗址来看,有很多非常漂亮的、看不到的地坑,还有火烧过的砖,这些保护措施都不一样,含量也不一样,没有做实验、没有做调查研究,怎么能把保护方案马上拿出来,制定方案哪有那么容易。听说现在当地政府部门决定将它回填,这岂不是既浪费了资金,又损害了文物,以后怎么去展示。这说明在考古人员、管理人员的脑子里没有科学保护这个概念。这不仅是文物保护的管理,而且是整个文物系统的管理,他们缺了这一环,没有认真地对待这一环。科学管理在文物保护方面是体现得最落后的。

    在国外,从文物保护学院出来的大学毕业生还要花两年时间取得文物修复技术证书后才能上岗。国内关于文物保护及修复人员的资质上岗制度,已提出来6、7年了,可一直不能落实,现在是谁都可以干,施工队随便找几个临时工就可修文物,这是不正常的。

    张晓梅:前不久,来北大讲座的英国伦敦大学的学者,到河南等地考察,看到地方上很多文物没人管,很奇怪,问我们文物保护专业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为什么不办一些文物修复班呢?文物的日常维护是非常重要的,各种文物的保护修复都有一定的方法,不是谁都能做,只有经过培训获得上岗资质的才能胜任。管理上应人员到位、待遇到位,经费到位。地方上文物保护的经费挪用很严重,要建立文物保护的监督机制。

    梁宏刚:地方上主要是停留在操作层次,科学研究的条件根本不具备,条件较好的像河南博物院、陕西西安文保中心、上海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有数的几个。基础研究太缺乏,出现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且许多工作都是抢救性的,也显不出科学性来,就是在那直接操作。方法上的科学性还有很多问题。像我们这些博士、博士生,就应该充实到管理机构中去。

    周双林: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政策的科学性,管理的科学性,而不是学科本身的科学性。科学的发展需要外部环境的科学性,没有外部环境的科学性,这个科学就没发展。

    黄克忠:墨西哥、印度、埃及、泰国、波兰,都有文物保护学院,设置二、三十个专业,文物保护的学生一批一批地培养出来。中国作为文物大国,无论是从教育投入还是经费投入,都远远不如这些第三世界的国家,没有一所文物保护学院,仅有一些专业,而且被教委认可的专业就一所学校。我们想培养文物系统自己的博士生,但文物系统没有单位可以培养博士生。

    一些领导强调要师傅带徒弟,师傅有经验,要传承给徒弟,这哪叫现代的保护修复呀?这种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工匠的思想,不是现代教育理念。再看看修复技术,现在的修复凭的是一种感觉,没法形成文字,缺乏科学性。如果徒弟较灵气,能学会;如果徒弟较笨,没感觉,怎么学得会?

    雷勇:从学校来说,和考古作一个对比,作为一门学科文物保护规模小得多。现在全国有10多所高校设有考古专业,有文物保护本科专业的高校只有三所:北京大学、西北大学、再加上刚成立的西安交通大学。文物保护在各地、各单位的地位都不是很高,国内没有修复人员相应的职称或者其它待遇。如果学历上不去,始终只能从事修复;作科研的人员从属于考古,只有考古部门需要,找你才有研究做。倘若有高校出来的文物保护专业人员充实到文物保护第一线或者领导管理岗位,他们将起的作用比我们在这里呼吁的效果更明显。所以我认为培养人才是壮大文物保护队伍的一个重要手段。

    另外,大家还就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如文物系统文物保护人才很缺,仅有几百人,队伍发展十分缓慢;但另一方面又缺乏引进人才、留住人才的机制和环境。一是不能解决必要的工作环境、生活待遇,优秀人才不愿意进来。一是萝卜坑已经占满,高层次的人想进也进不来。

    文物保存科学应该受到应有的重视,否则国家的资金会造成浪费,文物保护事业的发展会受到阻碍。当然,完全正确理解文物保存科学还需要一个过程,除了政府和科学工作者的努力外,还需要得到公众、社会的理解。作为文物系统非常重要的一个宣传阵地,大家希望中国文物报加大这方面的宣传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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