录，瓷器、杂项类更是资料匮乏，只能从浩如烟海的日本艺术史资料中查找，并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屏障是日本艺术品中的一个重要品种，由于贵族家庭考究生活质量和装饰空间，因此，屏障画成为时尚，内容有风景、花鸟、舞乐、游戏等，色彩辉煌绚丽，装饰性极强。展厅正中的四扇屏虽不是画屏，而是以织绣山水花鸟取代了画作，给人的感觉档次更高了，立体感更强了。下这么大的工夫，可见屏障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这一屏风也显示着拥有者的地位与财富。
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许多画派著名画家的作品，如作为幕府的御用画家，以狩野正信为首的狩野派，他们以绚丽豪放，装饰性强的表现手法而著称，成为日本画坛的正统派象征。狩野派从十六世纪后期一直繁荣到江户时期。狩野派第三代传人狩野尚信（１６０７—１６５０）的《牡丹锦鸡图》很有我国工笔画的味道，因为，这个画派最大的特点在于把汉画的样式日本化。
与此同时，在民间则活跃着与狩野派相抗衡的圆山——四条派。以圆山应举、松村吴春为代表的写生画派，反对狩野派的形式主义，主张利用写实技法表现市井民风中的情趣与生活，创作出不少这类题材的作品。圆山应举（１７３２一１７９５）的《富士山图》是这种写实主义绘画中的代表作，画面简洁，色彩柔和，寥寥数笔反映了富士山的意境。
由于德川幕府提倡儒学，日本汉学兴盛，影响波及绘画，明清文人画在日本占有相当地位。以池大雅、与谢芜村为代表的文人派画家的作品，显示出他们在汉诗书画方面的造诣。明治维新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带来一场巨大的社会文化革命，日本现代画坛在西洋绘画的冲击下，几经波折，终于兴起了复兴日本美术的新日本画运动。以横山大观、菱田春草为代表的东京派日本画锐意改革，既导入西洋画中的-法与明暗法，又采用日本的传统技法，影响深远。菱田春草（１８７４—１９１１）的《孔雀图》的绘画特点是整体调子微暗，被世人称为“朦胧体”。
二十世纪初，在东京地区还出现了一批在浮世绘与近代日本画哺育下成长起来的美人画家。以伊东深水、镝木清方为代表，他们笔下的日本女性，无论是表现出妩媚、娇艳还是愁怨，都塑造得端庄优美，绘画技巧发展到很高的水平。
此次展览除了伊东深水（１８９８—１９７２）的《美人图》外，馆藏还有一幅与之不同的《美人图》，此画虽然没有从正面去描绘女子的容貌，但仅从女子背面那优美的动态和形体，便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达到了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
除东京外，京都是日本另一历史悠久的文化中心，在新时期美术的影响下，古老的京都画坛焕发出勃勃生机。以竹内栖风为首的京都派日本画风格清新且技法洗练。竹内栖风（１８６４—１９４２）是新日本绘画朦胧画派名气最大的一位画家。《茅屋草船图》和《鱼鸟图》都是他留给后人的佳作。从这两幅画中，不难看出作者深厚的绘画功底。
这一时期日本南画派巨匠富冈铁斋（１８３７—１９２４）却远离新日本画运动，独步于文人画领域，成为日本现代美术史上的一个特例。中国的文人画（或南画）直到十八世纪初才传到日本，起初日本画家的作品依然是模仿中国的绘画形式，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这些技法才完全被同化。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大画家富冈铁斋仍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文人画领域，这使得他在当时的日本画坛中，成为独树一帜的南画派巨匠。
在北京艺术博物馆馆藏的多幅富冈铁斋的作品中，《思邈采药图》是一幅不可多得的佳作。作者酷爱中国文化，刻苦研读中国古典诗文，并与我国著名画家吴昌硕结为好友，从他的绘画中，可以看出他的汉画造诣很高。他的绘画也常常选汉画题材，此幅画正体现了这一点。
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的日本名家名作还有著名的谷文晁所作《仙山楼阁图》、青木木米的《山秀清音图》、帆足杏雨的《游赤壁图》、立原春沙的《花下偶人图》、川端玉章的《富士山四季图》、中村不折的《人物》、《书法》、上村松篁的《落缨锦鸡图》等，它们是日本艺术品中非常宝贵的文化财产。
除此之外，日本的许多艺术家不仅在文学、书法、绘画等领域技艺修养无不贯通，而且还精于陶瓷艺术，如尾形乾山、高桥道八、谷文晁、青木木米、永乐保全等，其中尾形乾山最早被社会公认为是与狩野派、土佐派地位相当的艺术家。
绘画艺术兴盛的高峰过后，陶瓷艺术开始在日本崛起，而日本瓷器时代的到来，最先应是从有田烧开始的。
有田烧是以西松浦郡有田町为中心的诸窑总称。１６１６年朝鲜陶工李参平就地取材烧制瓷器开始，历经数年，有田瓷器烧制规模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其作品不但在日本享有盛誉，而且还大量出口欧洲，在日本经济和对外贸易上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日本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有田烧的含义很广，除包括伊万里外，还包括柿右卫门家族和锅岛藩窑生产的产品。柿右卫门是日本十七世纪著名的陶瓷艺术家，是开创有田陶瓷的元老之一。柿右卫门（１５９６—１６６６）初名喜三右卫门，柿右卫门这个名字是其４８岁时开始称谓，器物底部落有“柿右卫门”款识的，便是这个时期以后的作品。
九谷瓷是日本瓷窑的又一著名品牌。古九谷创建于１６５５年，但被十七世纪末的一场大火废弃，十九世纪初再兴九谷才又重震雄风，生产了大批的精美瓷器。北京艺术博物馆收藏有十几件作品，彩绘描金人物盖杯（日称金手）是其中之一。它除了在外面绘画人物、山水外，杯内、盖内还密密麻麻地刻写了大量的文字，笔画之精细，功夫之深厚，令人赞叹。此次展出的两件风格不同的九谷瓷，均底书红彩“九谷”款。
在日本陶瓷界称作最有声望的三大陶工之一、在美术界亦被尊为巨匠的尾形乾山，在１６９９年开始烧制瓷器，由于具有深厚的绘画功底，为他烧制和绘画瓷器奠定了深厚的基础，红绿彩八卦福日纹葫芦瓶就是乾山家族窑烧制的。由于乾山的汉诗和书法与他的绘画一样具有相当的水平，所以这件器物很可能是他亲手做的。作为日本人，能写出高水平的汉诗和一手漂亮的汉字，而且又书于陶瓷上，其高超娴熟的技艺掌握得恰到好处，确实难能可贵。
属于有田系的锅岛烧也是日本名窑。它的作品很少有茶道具，而北京艺术博物馆保存的一件用于茶道室装饰作用的彩绘贴塑柿子纹花篮（日称花入），如此风格的作品，连日本都很少有。
锅岛烧的作品不像其它窑的瓷器，在装饰上大量使用金彩或银彩，追求华美灿烂。锅岛烧却与之相抗衡，走的是一条迥然不同的发展道路，展现的是其优美的个性。其它名窑的作品如“锦光山”、“萨摩窑”、“真葛烧”、“永乐保全”、“永乐和全”等许多珍贵的瓷器在北京艺术博物馆都有所收藏。
另外，还要特别提到一个极具日本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七宝烧，它在日本美术工艺品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七宝烧类似于我国的景泰蓝。景泰蓝是表面光亮但不透明，而七宝烧是先施水银再绘图案，然后上浮玻璃质透明釉，晶莹透明。展览中陈列了三种不同风格的七宝烧。观众在欣赏的同时还可以领略到日本特有的绣画扇、雕金漆、雕铜器、牙雕作品。
北京艺术博物馆征集日本艺术品的工作得到了北京市政府的大力支持。此次成功举办艺术品展览是多年来成果的展示。展览取得了很大成功，许多日本艺术爱好者及知名人士对展览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造说：“经过战争，中国保存了这么多日本艺术品，就如同在战争年代中保护了日本孤儿。”中国著名画家董寿平在看完展览后深有感触地说：“我们以前很少注意外国丢在中国的艺术，尤其是对日本有些大意。”他说：“这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盛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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