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工作。
记者：２００１年为纪念梁思成百年诞辰，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全集》，请您简要介绍一下这部全集？
杨鸿勋：《梁思成全集》是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与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共同发起编辑出版的，梁思成先生亲手培养的十二位专家学者组成了编委会，经过他们不到一年的努力，编成了这部九卷本的《梁思成全集》。全集第一卷编入２０年代后期至１９３２年写的古建筑调查报告、文章和《中国雕塑史》等；第二卷编入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３５年写的古建筑调查报告；第三卷编入１９３５年至１９４６年写的文章和古建筑调查报告《西南建筑图说》；第四卷编入《中国建筑史》、《中国建筑之两部“文法课本”》、《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等；第五卷编入１９４５年至１９７１年写的文章和书信；第六卷编入《清式营造则例》和《建筑设计参考图集》；第七卷编入《营造法式注释》；第八卷编入《图像中国建筑史》；第九卷编入一些设计作品、建筑绘画及梁思成年谱。
《梁思成全集》的正式出版和在国内外发行，是中国建筑学界的一大盛事。这是一部为中国建筑史学科奠基的经典文献。
记者：您参与了哪些卷的校阅和注释工作？
杨鸿勋：我主要参与了第三、四两卷的校阅和注释工作，其中第四卷的《中国建筑史》由我校阅、注释。
记者：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在建筑史学研究中占有什么地位？
杨鸿勋：这部《中国建筑史》是梁思成先生在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共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著的，因此可以说它是体现学社治学观点和方法的代表作，是早期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一座里程碑。
记者：有这样一种说法，中国古代建筑史已经修成，比如说梁思成先生的《中国建筑史》和１９８０年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尤其是后者，发起于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是走“群众路线”、动员了全国建筑史学界的力量“大协作”搞出的，前后八易其稿。
杨鸿勋：是这个情况。中国古代建筑史编成后，梁先生就开始准备中国近代建筑的研究。当时，我按照梁先生的吩咐，会同系秘书安排了研究室三位同志就近先行到北京交民巷测绘照相。在南京，刘敦桢先生也将精力转向苏州古典园林的研究。
记者：可是，我们也常常听到专业人员抱怨，想知道中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烧制白灰的，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制造砖瓦的，四合院是怎样形成的，大屋顶是怎样变弯的，斗木共是由什么构件演变而来的等等，从“权威”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中，根本得不到答案。
杨鸿勋：对前人的评价应以历史主义的观点。学术的发展总是阶段性的，梁著《中国建筑史》代表了４０年代学术的最高水平。当然，时至２１世纪，各个学科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建筑史学科也不例外。我调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不久就有考古界同仁问我现在有没有《中国建筑史》可供参考。我回答有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１９６２年出版、全国集体编写的《中国古代建筑简史》。同仁说，它没有讲建筑发展演变不能说是建筑史，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我对这一尖锐的批评深以为然。近二十年来，海内外学人也常提出这样的意见。１９９３年我就任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会长（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对外称中国建筑史学会，现经换届选举，会长改称理事长——编者注），在成立大会上我发表题为《中国建筑史学的现实意义及其研究的新阶段》的演说阐述了“建筑史学工作面临着必须改革的新课题。这就要求我们对建筑史学建设作新的思考，首先要更新观念，破除自六十年代即认为‘中国古代建筑史已经修成，没有什么可以研究的’的错误认识。我们目前的建筑史学成果还只是一部史料汇编，它距离一部活生生发展、演变的史书相去甚远。”
中国建筑史学研究始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的中国营造学社。担任法式部主任的梁思成先生主张：“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坚持研究古建筑首先必须进行实地的调查测绘。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国营造学社的成员们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走访了１５个省的近２００个县，对２２００个实例进行了调查和研究。１９４２年至１９４４年梁思成先生在学社同仁集体收集资料和交换心得的基础上撰写成《中国建筑史》（１９９８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可谓第一座里程碑。
１９５９年以梁思成为主任、刘敦桢为副主任的建筑工程部建筑科学研究院建筑历史及理论研究室组织全国集体编写、１９６２年出版的《中国古代建筑简史》以及根据-形势进行词句修改和调整建筑实例后于１９８０年出版、署名刘敦桢主编的《中国古代建筑史》，仍是沿着营造学社的治学观点和方法论所完成的成果，因此可以说是第二座里程碑。但它仍是史料汇编的性质，对于中国建筑发生、发展仍未作动态研究。早期自不待言，即使唐代，该书仅以现存晚唐的五台山佛光寺大殿为主要对象，虽然补充了麟德殿等复原图，但与遗址不符、缺乏科学性，没能说明唐代成就及发展情况。唐以前更是缺乏实物史料。若以每个时代都要掌握代表性的高级建筑而论，则明初都没有宫殿实例，更谈不到早期阶段了，因此很难阐述历代建筑的成就与发展，没有达到“史”书的要求。
记者：那么，您认为中国建筑史学研究有待改进的地方在哪里？
杨鸿勋：中国建筑史学科形成以来，经历了初期以现存古建筑实例的测绘为主要工作的史料收集、整理与初步研究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以地上遗存的古建筑为对象，这就是说，研究的重点是放在唐、宋以至明、清时期。当时的研究，涉及隋、南北朝以前的建筑问题，则是以文献考察为主，还没有科学地利用当时有限的一点考古学材料，建筑史学家更绝少参与田野考古工作。而中国古代建筑的发展，重大的飞跃在隋、唐以前，以木结构为主体的中国古典建筑体系的所谓“墙倒屋不塌”的木梁柱结构系统、抬梁及穿斗屋架、凹曲面屋盖以及斗木共等若干特征，基本上在东汉就已经形成。因此，不着重研究早期建筑的发展，便不可能解决中国建筑史的问题。这就看出，我们已往的工作仅仅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基础而已，真正围绕“发展”这一史学中心课题的研究，还有待我们向着隋、唐以前去努力开拓研究领域。当前中国建筑史学的薄弱点，恰恰是中心课题的关键所在，是前期的研究。
记者：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再做怎样的努力才能修成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建筑史呢？
杨鸿勋：人类知识是积累起来的。学术的进步是一座人梯。我们是站在先贤的肩膀上向学术高峰攀登的。仅凭前人所收集的现存古建筑实例，只能编写一部古建筑的史料汇编，不可能完成一部真正阐明建筑发生、发展过程的史书。认识万年以上的建筑发展史，仅凭现存古建筑实例和文献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依靠埋藏在地下的遗址材料。取得并研究遗址材料，不像取得现存古建筑的测绘图和照片那样简单，它需要借助于考古学。没有建筑考古学作为基础，建筑史学研究是不可能正式展开的。建筑史学只有和考古学结合起来，才能解决古代建筑发展的中心课题。建筑考古学也正是为了适应建筑史学研究之需要而诞生的。
记者：您是不是肩负着这种使命才进入考古界的？
杨鸿勋：是的，就我个人而言，我一直希望能为开辟建筑史的考古学研究尽一份力量。之所以真的进入考古界，那是一个机缘。我在梁思成先生身边工作时，与考古研究所所长夏鼐先生有了工作接触，夏先生对我有比较深的印象，使我有机会于１９５６年第一次参观见习新石器时代和汉唐考古发掘工地，与考古结缘。１９７３年，夏鼐先生终于实现了把我调进考古研究所的愿望。我到考古所当天，夏先生就提出以后逐渐建立一个建筑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小组，将来成立研究室，足见他对于这方面工作的重视。由于夏鼐先生的安排，使我具备了建筑史学与考古学联姻的条件，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学科建设的任务。
记者：将近三十年过去了，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有没有如夏鼐先生所说建成建筑考古学研究室？
杨鸿勋还没有。
记者：海外学者称您为中国建筑考古学的创始人，最近，在《中国文物报》独家主办的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图书评选活动中，您的《建筑考古学论文集》被《中国文物报》读者选为“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论著”，也被专家评委会评为“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论著”，这无疑表明了您所开创的建筑考古学已被学术界所认可。
杨鸿勋：现-古学是由普通考古学与特殊考古学两大方面所组成。由于古代遗迹、遗物都是考古学对象，它涉及到各种专门知识，考古学分化出特殊考古学势在必行。建筑遗迹、遗物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属于特殊考古学，不是普通考古学所能解决的，那种认为普通考古学包括着特殊考古学的说法显然是错误的。
马克思说过：“认识已经灭亡的动物物种的身体组织，研究遗骨的构造是重要的”。同理，要了解早已废毁了的古代建筑形制及其发展的历史，考察其遗址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以古代遗物、遗迹为对象的考古学，就成了建筑史学极为密切的毗邻学科，甚至可以说，二者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包含着的。从考古学来说，古聚落、古城、古建筑遗址和古墓葬是同等重要的考察对象；就建筑史学而言，前期阶段缺乏或者没有完整的古代建筑遗迹资料，唯有依靠考古学才能获得文献所不能提供的实物材料。所以随着科学的发展，普通考古学将会分化出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建筑考古学”。建筑史学将随着这门新生的分支学科的发展，而得以步入实质性的研究阶段。
１９８２年底到１９８３年初，中宣部、文化部联合在北京召开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制订了１９８３—１９９０年图书出版规划。会后，文物出版社征询建筑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前辈们的意见，选定出版我的文集——《建筑考古学论文集》（１９８７年），显示出建筑考古学这一学科的必要性以及它在形成中。目前我正在编写《建筑考古学概论》，它的出版将标志这一分支学科的形成。介入考古界近三十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成果，包括刚刚由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宫殿考古通论》，都是在为编写一部新的中国建筑史作考古学研究的准备。１９９６年我应邀访台时，台湾同行得知我在写作试图阐述发展演变的《万世一系——中国古代建筑史》，都抱以殷切地期望：能早日读到这本书。我觉得这些事业上的努力是可以告慰梁思成先师在天之灵的。
记者：１９９８年８月，来自国内外近百位专家学者在北京香山举行了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三年后，在杭州西湖又举行了有二百位国内外学者参加的第二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两次大型国际学术会议的成功举办，说明中国建筑考古学研究已经成为世界性课题，这一先贤创建的事业已经走向世界。在两次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上一致通过的由您亲自起草的《香山宣言》和《西湖公告》被海内外誉为彪炳史册的经典文献。您能不能谈谈中国建筑史学研究的世界意义？
杨鸿勋：７２年前，中国营造学社社长朱启钤先生就曾提出：他所开拓的事业是“全人类之学术，非吾民族所私有”。
中国建筑史学科创建６８年之后。终于在１９９８年实现先贤遗愿走向世界，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了被誉为“中国建筑走向世界里程碑”的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包括修史在内的整个建筑史学的学科建设迈入了一个新阶段。一条不同于以往观点和方法的治学道路已经开辟，一部力求阐述发展的史书也即将问世，尽管它不可能是完美的，但却可以展示一个新的前景。
在第一届中国建筑史学国际研讨会上，我首次在国际场合正式批驳英国人班尼斯特尔·弗莱彻尔以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所著的《比较法建筑史》（Ｂ．Ｆｌｅｃｈｅｒ ： Ａ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ｏｎ ｔｈｅ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ｍｅｔｈｏｄ）开宗明义所列世界建筑发展谱系的大树图解中将中国建筑贬为对世界建筑发展毫无作用的低级树杈。中国建筑在历史上曾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过贡献，决不像弗莱彻尔所认为的那样是“非正统的”旁门左道。近代第一座摩天大楼就是由于借鉴了中国“墙倒屋不塌”的结构、构造原理，才打破西方古典主义承重墙传统而在芝加哥拔地而起，从而为商业建筑的极限升高架设了阶梯。在建筑学方面，被誉为近代建筑革命先驱者的美国人弗兰克·劳艾德·莱特（Ｆ．Ｌ．Ｗｒｉｇｈｔ）“有机建筑论”的提出，就是以中国老子体形与空间（有与无）的对立统一的哲理为理论基础的。中国不但在建筑学和结构学上对世界现代建筑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而且在建筑材料的发展方面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日本为解决新干线铁道轨枕的抗酸、碱问题曾得到中国陶制材料用植物油处理以提高其物理与化学性能的启示，而创造出混凝土轨枕用环氧树脂养护——“有、无机材料结合”的新建材理论，从而引起了世界建材革命。
自１８世纪发端于欧洲的产业革命以来，特别是经过２０世纪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人类社会得到空前的发展。但是，人类社会取得这一重大的进步却付出了惨重的环境代价。二百年来的生产实践所造成的环境危机教育人们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应当保护环境、制止和治理污染，进而营造一个全球生态平衡、众生平等、共存共荣、可持续发展的生存空间。可持续发展人为环境的建设，必须基于尊重自然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正是中国传统建筑所固有的理念。
尤为特殊的是：中国乃世界文明古国中唯一绵延万世一系之传统的国家，它作为人类社会民族文化持续演变的唯一标本，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比较研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各国研究中国传统建筑，既是对人类文化遗产的整理与总结，又是借以认识自身文化的途径。中国这一标本的意义还不仅在于它的古老文明的延续性，更在于它所具备的独特思维体系及其高深的造诣。由于我们的努力，近年来使得越来越多的国际前卫建筑学家认识到中国与自然相融合的营造哲理，是脱离污秽环境苦海、达到清洁健康乐土的慈航方舟；中国建筑遗产是一个值得用毕生精力去发掘的宝库。
梁公思成夫子等先贤所开辟的中国营造史学（广义建筑史学）事业，必将继续造福于全人类。我们可以告慰先贤诸公之灵：他们的事业必将普及全球，前景将是灿烂辉煌！
杨鸿勋
１９３１年生，１９５５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学系。毕业后组织分配在中国科学院担任学部委员梁思成助手及以梁思成为主任的建筑理论与历史研究室秘书；改属建工部建研院后，任园林研究组组长。曾任复旦大学、日本京都大学等高校客座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同济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史学分会理事长、世界营造学社筹委会主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顾问等。主攻建筑考古学及建筑历史与理论，并对中国传统园林有深入研究，著有《中国园林艺术研究——江南园林论》（２００１年被评为二十世纪文博考古最佳论著）、《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ＤＥＳＩＧＮ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中国古典园林》）、《建筑考古学论文集》等。他奉守“学以致用”的信念，４０多年来，在科研的同时不断从事城市、建筑与园林风景设计创作，国内有：明水生态文化城规划、鸦片战争博物馆设计、桂林风景区规划设计、无锡太湖及运河风景区规划、杭州西湖名胜风景点“玉泉观鱼”改建设计、苏州城市园林规划、济南城市园林规划等；国外有：几内亚共和国克纳克里公园规划设计以及为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等提供若干园林与建筑创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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