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出生于日本，在日本上的幼稚园和小学，对日本人民和小朋友有着深厚的感情，对日本的古建筑有着深情厚爱和深入的研究。１９６３年他在《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建筑》一文中写道： “我出生在东京，后来在横滨和神户附近的须磨渡过了我的童年，到十岁时，辛亥革命之后才回到我的祖国。五十余年来，我并不讳言自己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深刻仇恨，但脑子里童年的美好回忆，却始终如一地萦绕着。我爱美丽的日本和我童年记忆中和霭可亲的善良的日本人民。这里面有幼稚园和小学里教导我的师长，有在须磨海边教我游泳的渔人，有我坐火车上学时每天在车上照料我的车掌……还有许多当年在一起嬉戏的日本小朋友。” 十分遗憾的是先生未能见到两国邦交的恢复，就与世长辞了。自１９７２年秋中日邦交恢复之后，我曾多次访问日本，每次都怀着慕念的心情对先生的在日遗踪进行寻访。但由于事过百年，时过境迁，很难寻觅。

２００１年３月，我趁赴日参加“亚洲历史文化遗产的环境保护与旅游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之机，又再次采访了解放后与先生交往过的日本建筑界朋友，以为百年诞辰之怀念。

一、访横滨大同学校旧址 先生被日本专家学者称之为保护京都、奈良的“古都的恩人”。谈到他出生东京的地点时，参加会议的越南学者金东贤和日本越南文专家热情地讲述了在东京当时与梁启超相友好的越南革命者潘佩珠（译音）和他居住在不远的地方，经常相互商议救国之事，《越南亡国史》一书记载了此事。他们认为其居住地址在东京大学附近，梁思成可能出生在这一带。我和上海文管会谭玉峰处长专门走访了东大，但东大也非原址，高楼林立。后来又走访了东大原址，也已是沧海桑田，仅附近的一所文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