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访奈良法隆寺 我心中时常回荡着恩师对日本古都奈良和那里珍贵古建筑的一段深情怀念的记忆。他写道： “我随父亲到奈良游览，正遇上某佛寺在重建大殿。父亲曾以一圆的香资，让我在那次修建中的一块瓦上写下我的名字。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童年的绵绵心意还同那片瓦一样留在日本。” 这是多么真挚的感情！ 法隆寺是奈良最古老的木构古建筑，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木构建筑。我自１９７２年以后曾９次访问日本，１０次到法隆寺。

１９８５年我和郑孝燮先生应邀到奈良，参加奈良古都保护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时，日本方面的专家学者们正在寻求在二战中是谁提出建议让盟军不要轰炸古都奈良和京都，因为东京、横滨以至附近不远的大阪都成为一片焦土，而奈良、京都却安然无恙。起初他们以为是美国东方学家沃纳博士，但沃纳博士本人否定了这件事。正在不解的时候，前一年（１９８４年）中国的考古学家宿白先生访问日本时说，他在１９４７年曾亲自听到梁思成先生说到保护文物是人类共同的事业，古建筑文物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并说出他在二战中曾建议盟军在轰炸日本时要保护奈良和京都两座保存有大量人类重大价值文物古建筑的古都。郑孝燮先生也回忆起３０多年前思成先生把奈良法隆寺金堂全部被烧毁的消息告诉他时含泪欲哭的情景。结合我于１９４５年曾随恩师去重庆在军用地图上标图的事，日本专家学者们完全肯定了保护奈良京都是梁思成的建议。 日本朋友和各方面的人士都希望能找到他的“建言书”这样的证据，但时间已过了半个多世纪，很难找到。但我完全同意日本建筑史权威学者福山敏男所说，以思成先生对古都和那些人类珍宝的感情和热爱，提出建言书是完全可信的。 三、访奈良唐招提寺 正是由于鉴真和尚结下的中日情缘和他所创建的唐招提寺，才引发了先师５０多年前对美丽日本和奈良古都的回忆： “同时，我也有所感慨。一千二百余年前，大和尚东渡弘法，曾经遭受多少挫折！但他和他的弟子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终于克服一切困难，冲破重重障碍，实现宏愿，为中日两国人民结下千百年善缘，积下无量功德……鉴真大师的精神必将日益发扬光大起来！” 先师这篇文章是在３８年前写的，当时中日、中美都还没有恢复邦交，而先生这种以鉴真为榜样，粉碎一切人为的梗阻，为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的友谊的进一步巩固……并肩携手，努力奋斗的精神，今天看来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我这次到日本，来到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的重修现场。寺院的大门已经关闭，张贴着停止开放９年的布告。由于是专业同行的访问，现场工程管理部门的负责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看到他们准备按唐代鉴真和尚当时所建金堂的结构图彻底复原的时候，发现图纸正与先生所写的《唐招提寺金堂与中国唐代建筑》所引的图纸一样。当时（１９６３年）在设计扬州鉴真纪念堂的时候，也曾经想过照这一图纸复制，由于体量过大，在大明寺中无法安置，才另作了设计。我们被允许上到了金堂的施工楼顶，已经拆下来的小部分瓦件上，我十分留心地看到了有捐献人的名字。很想能发现９０年前先生的名字，但金堂的瓦大部分还没有卸下，上万块瓦中，希望还能保存了先生“童年的绵绵心意”。 四、采访清水正夫先生 清水正夫先生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就以艺术团体的名义来到中国，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热情接见。他本人是学建筑的，在日本就对梁思成先生慕名。前些年清水正夫先生曾送过他和梁思成先生一起的照片给我，谈到过他对先生的相会情况。因此，在先师百年诞辰前夕，特别去采访了他。 清水先生已年逾８０，身体也不很好，但听说我要去看他，而且要请他谈与梁思成先生的交往时，非常高兴。清水先生任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多年，现为日中建筑技术交流会会长。因此，话题从２６年前清水先生率领一批日本青年建筑师到中国来“见学”中国古建筑开始谈起。 这批几十人的青年建筑师中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日本文化财保护的专家或领导。他们不仅从中国建筑中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多次来华“为中日文化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而奋斗”，实现着梁思成先生的愿望。清水正夫先生深情的说，可惜他们未能和梁思成先生见到面。“我为什么在日中邦交恢复之后就立即组织一批日本的年青建筑师去中国学习古建筑呢？这正是梁思成先生对我的启发。我记得有一次和先生交谈的时候，谈到了日中建筑历史上的关系，梁先生说：日本的古建筑深受中国的影响，很多东西保存了中国的做法，而中国古建筑特别是早期的木构建筑已保存得不多了，可在日本保存相当于中国隋唐时期的木构还不少，因此学中国建筑史和做古建筑保护研究工作的，应当要到日本去看看，学习学习日本的古建筑。当然，日本朋友也可以到中国来参观一下中国的古建筑，了解其影响，作一些比较。”于是清水正夫先生很快组织一批日本青年建筑师来中国参观学习古建筑。 随后，我们又问到清水正夫先生，您是什么时候见到思成先生的，他回忆了好久才想起来。第一次是１９５７年他带的芭雷舞演出团从莫斯科返回，路过北京专程去拜访梁思成先生，是廖承志安排的。在谈话之间，他说完之后，还未翻译时，梁先生就好像已经明白了，但他未吐一句日语。我插话说，梁思成先生从小在日本生活了１０多年，应该能讲很好的日语，但我和他相处的３０年中也从未听他说过日语，这正是如先生所说日本反动势力设下的重重障碍所造成的吧！

我们又问清水先生和梁思成先生谈了些什么内容。他印象最深的是法隆寺，梁思成先生一见到他就迫不及待地问起法隆寺金堂是否完全烧掉了，当他告诉先生金堂建筑并未烧毁，只是内部柱子烧焦了一部分，壁画烧损了一些，现在正在进行修复的时候，梁思成先生高兴得不得了，因为他原来得到的消息是全部烧毁了的。梁先生说，建筑还存在，壁画在修复，这一人类瑰宝总算还存在，太高兴了。

清水正夫说，他还和梁先生、廖承志一起照过一张照片，并答应找出来送给我们。接着他谈到了１９７５年带领青年建筑师们去五台山参观梁思成在抗日战争前夕发现的五台山唐代建筑佛光寺的事情，也是梁思成先生介绍给他让他务必要去看的，并谈起那个年代去那里非常不容易，还感谢我为他们做的诸多联络工作。

话题又重新拉回到另一次他和梁思成先生会面的情况，他记得是１９６４年他率团到北京来演出时，梁思成先生到他所住的北京饭店去看他，梁思成先生又问起法隆寺修复问题，当他说到金堂建筑已完全修复，并将表面烧损的内柱依然保持，壁画正在修复之中时，梁先生非常高兴地说，保存着火烧痕迹，可以警惕后人。清水正夫还记得先生这次来看他时，还带了一位清华大学的年青教师，名字他记不起来了。 我们要告辞。清水正夫先生深情地说，时间过得真快。见到梁思成先生的时候，还不到４０岁，现在已经年过８０，白发苍苍。梁先生过早地离开人世，不仅是中国建筑、文化界的重大损失，也是日本人民、日中友好的一大损失。希望他童年的绵绵心意能够永远留在日本的东京、横滨、奈良、京都，并感谢他为日本古都保护做出的巨大贡献。临别时清水正夫先生还特别托我在百年纪念会上为他转致深深的怀念之情。

梁思成（１９０１—１９７２），中国近代著名的建筑教育学家，古建筑文物保护、研究和建筑史学家。广东省新会县人，梁启超长子。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流亡日本时，梁思成于１９０１年４月２０日出生于日本东京，１９１２年随父返国。１９７２年１月９日卒于北京。１９２３年毕业于清华学校，１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获硕士学位。１９２７—１９２８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研究世界建筑史。１９２８年回国，创办东北大学建筑系并任系主任，是我国建筑教育的开拓者之一。１９３３—１９４６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１９３４年任国民政府中央古物保存委员会委员，１９４４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１９４６年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营建系）并任系主任直到逝世。他还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美国耶鲁大学聘问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文学博士和联合国大厦设计委员会成员等职。从１９４９年起，先后任北平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和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１９５９年加入中国-党。 梁思成的一生中，除了在建筑教育、城市规划等方面做出的开拓性不朽贡献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古建筑文物的保护与调查研究工作，他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十多年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对我国众多有价值的古建筑进行了勘察、测绘、制图并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对老匠师们的采访，写出有《清式营造则例》、《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等专著和《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及山门考》、《正定古建筑调查报告》、《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等众多的调查报告与学术论文，为我国古建筑的研究与保护这门学科奠定了深厚的基础。 梁思成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以前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都是竭尽全力，多方设法保护，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抗战时期为保护敌战区古建筑文物、在解放战争中为保护待解放地区文物，领导编制《全国重要建筑文物简目》，在作战地图上标示出避免炮击、轰炸的建筑文物的标志。这在战争中对保护文物起重要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为保护北京的城墙、牌楼、北海团城等等梁先生竭尽了全力。 二战期间，梁思成先生任战区文物保护委员会副主任时，于１９４４年为国民政府及盟军（美军）编制敌战区需要保护的文物建筑名单并将其标明位置的同时，还建议盟军在战争中保护日本历史文化名城京都、奈良。把那里的珍贵文物古建筑当作人类共同的文化财富来看待。此事受到国际上普遍的称赞，日本报刊一再把梁思成先生称为“日本古都的恩人”和“日本文化的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