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新春我都要写点东西，写下我的希望。今年我写下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这个题目，寄托着我的期待。

          为什么要说博物馆的社会责任这个话题，因为博物馆的社会责任感日益淡漠，而功利感却日益强烈。当然这不是博物馆独有的现象，在市场经济中，文化的责任感普遍被忽视了。前不久八位作家、文学评论家座谈“技术主义时代的文学”，他们惊呼技术主义时代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冲击着严肃文学的创作，文学整体边缘化了，呼吁文学价值的回归。艺术评论家贾磊磊在《娱乐至昏》一文中，阐释（美）尼尔·波兹曼著《娱乐至死》一书的主旨时指出，无休止地娱乐与无边界的娱乐，会使我们失去活着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中国文化界呼唤价值理性的声音，人们正在担心工具理性过度膨胀使文化至昏。博物馆的情况又怎样呢？

      还好。国际博物馆界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法国就出现了一些人士大声疾呼博物馆的社会责任，唤起博物馆宗旨的讨论，这就是后来形成生态博物馆运动和新博物馆学运动的先驱。博物馆走出去、走向社会，这是博物馆发展的合乎逻辑的趋势。我在1987年撰写的《博物馆演变史纲》中，设置了一小节论述这种趋势，我认为“博物馆正从内向发展转为外向发展，它已经走完了从秘藏到上层开放到社会开放的历史进程，进入了博物馆外化的新阶段。博物馆将更深入地植入社会之中，发挥出更广泛更巨大的博物馆作用”（见《博物馆的沉思》）。虽然“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宗旨已经写入定义，虽然新博物馆学的思想已经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