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调查的必要性。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民俗文化普查方案》中，把“建立北京市民俗文化资料库”、“丰富北京民俗博物馆库藏”作为重要的成果形式。普查的目的首先在于摸底和保存。而由博物馆自身进行田野调查、资料采集，并与相关数据库的建设相接续，也体现了博物馆职能的合理配合。田野调查的资料不仅有助于对相关文物及事象的研究，同时其本身就会因为原始性和记录性价值而成为了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数据库建设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博物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不应仅仅是书斋里的著述与诠释，而且更应该在调查研究中体现应有的社会责任，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遗产性的田野考察。对于博物馆的民俗研究人员来说，以历史主义的方法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固不可少，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呈濒危之状的今天，进入民间，开展广泛的田野调查挖掘行将消逝的文化遗产应是博物馆工作的重要取向。
博物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田野调查的三个层次
如果对非物质文化进行粗略的划分的话，可分为物质、行为、精神意识三个层面。物质是载体，而行为是非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精神意识是其内核。博物馆开展的田野调查在实践的层面是一个系统行为，但从分析的角度也可相应地分为三个层次。
文物征集。随着社会发展变迁的剧烈，非物质文化正在从人们生活中急剧消逝，成为了遗产；对应的物质载体则从人们生活中寻常之物变成了稀缺品。历史变迁，附着在实物上的人的行为和意识都会消逝，物质载体则会成为反映历史信息的证据和线索，因此对物质载体的保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基本形式。文物的征集和收藏是博物馆的重要职能，所以在田野调查中，积极寻找文物线索，对遗产文物有意识的收集是必需的，这时更需要一种“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果敢。
行为采录。行为是非物质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注重“怎样”与“如何”，所指的“不是耕犁的形状，而是耕田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使用者的社会生活”。这是“非物质”的重要内涵。这也是困居馆舍所难以得到的，只有在田野调查的参与观察中才能体察在特定情境中的“原生态”民俗行为。因而，在田野调查中对“行为”进行抢救性或者阶段性的记录，是十分必要的。而这就需要运用录音、录像等能够体现出动态性和过程性的现代手段来保存。如果说单体的民俗文物是侧重于物质遗存的体现的话，那么录音、录像等电子载体则是侧重非物质的表现。两者结合才是博物馆在文化遗产保护的田野调查中所得到的完整载体形式。
资料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变异特性。尤其在“意识”层面最易发生变化，社会环境变迁首先会影响人的精神意识，而行为或会滞后。比如端午节传承的吃粽子，最早的防瘟去病的含义早已淡化，而被屈原所代表的民族主义意义占了主流；又如老北京的一些民间花会虽然表演形式还有所传承，但其形式背后蕴含的旧时代的浓重“民间信仰”的背景则缺失了。更普遍的是，当一项民俗被认定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并进而被开发后，它会逐渐脱离“生活”的常态，而走入“表演”的取向并进而影响其行为。这亦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常见变异。因此，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在保存记录“载体”和“行为”的同时，还要注意经常研究其行为背后的意识因素，把物质、行为及精神意识各层面作为一个系统整体来进行资料性采录和研究，做到既能观其形，又能察其异，去体察每一项遗产事象的产生、流变，为保护其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这就需要研究者在查考史籍的同时，还要通过访谈来获得传承人的口述史资料，并在田野的情境里观察甚至“驻在”式参与，从遗产的传承者自身的角度记录其对于本文化的阐释与理解，在广泛和深入的田野作业基础上写作田野调查报告，剖析“遗产主体”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的变迁态势。这样，由文献档案、口述资料及田野调查报告共同构成了对特定遗产深层次的资料研究体系。
总而言之，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不同层次，以博物馆为主体，可以分别对应着文物征集、行为采录、资料研究三个层次。三者相互配合，才是博物馆完整记录或者说保护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系统性措施。遗产存于民间，积极走出馆舍，开展抢救性田野调查，则是这一系统性保护的必要条件。
2007年1月5日《中国文物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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