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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展主题的拟定须以研究为前提

    了一个范例。展览是大都会的东方学者策划的,展览不仅有清晰的主题,而且立意高远。就一般人而言,策划类似展览,其主题会侧重于表现大唐盛世,借此向美国公众宣传中国历史上的辉煌,但这似乎失之肤浅。为做这一展览,屈志仁先生等做了多年的潜心研究,发现中国历史上汉唐两个极盛时期在文化内涵上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这种差异从何而来,中国历史又是怎样从汉代衰落之后走向盛世的,展览不仅向观众展示大唐的盛世,而且揭示其成因,展览的策划者力求从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和艺术创作上反映公元三至八世纪的中国,经过三国两晋南北朝的聚散分合,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流,中华文明终于海纳百川,获得多元化蓬勃发展,形成大唐盛世的历史局面,用文物生动地诠释了多元、开放、包融与一个辉煌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为更好地表现主题,他们“在展品的选择上精益求精,既重视艺术价值,又考虑其历史的内涵;每件作品不仅是艺术精品,而且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该历史时期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社会习俗以及其他非视觉艺术(譬如音乐、舞蹈)的变革”(引孙志新先生文)。这一主题不仅再现了汉唐盛世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而且对现实颇具启迪性。
     

        2、 立意站在学术前沿,构架雅俗共赏
      博物馆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公共教育机构。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学校通过课堂的形式对学生进行授业解惑,博物馆则通过实物展览给公众以教育或启迪。由于重在教育,博物馆的展览与学校教育一样,往往是遵循、沿用或印证传统的或正统的学术观点,而不会站在学术前沿在陈列中反映学术争议的问题。在美国也同样如此,一些革新派的美术史家“往往把美术馆视为传统美术史的根据地”(引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艺术史专家巫鸿教授文),但是最近十多年来,美国“巨型展览时代”虽方兴未艾,“但是高质量、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展览也得到越来越多的注意。这种变化一方面和美术馆本身的研究和策展人员的专业训练、知识结构变化有关,另一方面也和观众对美术史的理解和对展览水平的要求不断提高有联系。”因此“这些‘经营观众’不满足于通俗性的大型展览,而希望看到新题材的展览和对作品更深入的解释。”《走向盛唐展》虽受“巨型展览时代”的影响,它是大都会博物馆二十年来和国内合作举办的展览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也是国家文物局海外文物展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但在内容上已摒弃了传统的一些做法,展览主题不再是印证传统的史学观点,而是立足学术创新。魏晋南北朝由于北方游牧民族相继南迁,士族政权腐朽不堪,导致社会动荡不已,形成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是战争连绵不断、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社会经济遭受极大破坏,一些落后的社会制度重新复苏。史学家往往将这段历史称为“黑暗时期”。但是近年大量的出土文物表明,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战争之余,社会经济在局部地区和某些阶段仍有发展,并且有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同时北方游牧民族的南迁,西域各种文化因素的东来,给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正是这一时期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交融,才有后来的大唐盛世。《走向盛唐展》六朝部分的文物,生动地表现了这一时期社会的鲜活和进步。展览的策划者并没有承袭传统的史学观点,而是以实物为证,对传统观点进行了修正。但是新观点的阐述不纯粹是为了学术之争,而是将历史的真实告诉观众,所以展览的陈述以通俗的而非学究式的形式表达出来,深入浅出,嚼之余味无穷,更受公众的欢迎。


      但这些是经多年的研究积累,非一朝一夕所能为,所以说展览的策划是一项集知识性和学术性的高智力活动,常言“一个展览便是一次学术成果的展示”就是这个道理,故在欧美国家策展人有不成文规定:相关专业的具有博士学位的高尖人才从事。现在国内对于特展的研究似乎重视不够,往往是仓促上马,其效益难以达到。


          3、 中西有别,以自己的方式诠释主题
         《走向盛唐》先后在美国、香港、日本、长沙等地展出,历时两年。所到之处,围绕主题都做了一些相应的改动。这一方面是因各地策展人的知识背景不同,所受教育的不同,立场观点不一样,对事物的认识也会出现差异。另一方面,就观众而言也有文化背景的差异,策展人应根据自身的观众目标群,设计展览的结构及走向。美国展标题为《中国:黄金时代的曙光》,展览分为七个部分,“每一部分以历史上某一特定时代和地域为中心,在内容上相对独立,但是在时间上相互衔接,逐次叙述、演示从汉末到盛唐期间中国文化艺术的发展历程”(引孙志新先生文)。香港展标题为《走向盛唐:文化交流与融合》,展览则分为六个部分;日本展标题为《中西文化的十字路口》,展览分为五个部分。


      从这四地的展览标题和陈列结构来看,在对展览的理解和解读上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美国展的结构,或许是受到西方史学“冲击—反应论”的影响,它比较强调外来文化的成长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另一类是同属儒家文化圈的日本、香港和湖南,或许是源自于“文化内生性”的自信,它们一般强调中国文化在本土性和传承性的基础上,对外来文化加以吸纳和融合,最终成就了大唐盛世的高度文明。针对湖南观众对古代艺术的理解程度及语言习惯,我们在香港、日本内容方案的基础上又做了较大的修改,使布局、语言更贴近观众,更贴近生活。在湖南举行的这个归国汇报展,在结构上又做了调整和处理。湖南展标题为《“走向盛唐展”归国汇报展》,既突出了展览主题,又寓示每件文物具有深刻的文化历史及艺术内涵。为更明晰地表达主题,我们对展览结构做了较大调整,将美国展的七部分缩减为五部分:第一部分是汉文化的传承。叙述汉代以来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的传承,这是大唐文化的主流。第二部分是游牧民族的南徙。虽然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给中原的文明带来冲击,却给沉沦萎靡的汉文化带来活力,他们的融合为华夏民族输入了新鲜血液。第三部分丝绸之路的繁荣以及第四部分佛教艺术的变迁,都是讲丝绸之路开通后,佛教的输入,波斯、希腊文化的羼入,给华夏文明带来的影响。由于民族融合,文化融会后的创新,才有第五部分的大唐盛世。这种结构更让观众一目了然,更易把握好展览的主题。再通过形式设计对主题进行渲染——观众站在湖南省博物馆的大门便能感受到大唐文化的氛围。同时每件文物的说明根据观众的需求进行了重新修改或撰写,并配以免费导览器和人工讲解等服务措施,将主题传递给观众,这可能是观众普遍反映能对展览有所领悟的原因。

    2006.12.15第六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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