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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物征集小记

    时,这个箱子和行李袋又满载着书籍和行李被带到了北京。
    为了给这两件珍贵的文物寻求更真实和厚重的背景,我们请老人讲述在西柏坡时的一些情况。老人说,1947年5月,艾思奇和她带着只有两岁的大儿子,随着刘少奇、朱德率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村,住在村里一个姓阎的老乡家里。由于全国土地会议即将召开,艾思奇便投入了紧张的筹备工作之中。土地会议还未结束,艾思奇便接受了新的任务到晋冀鲁豫区的北方大学工作,王丹一却选择留下来到西柏坡附近的北庄村参加土改工作。从此,一家人开始了短暂的分离。1948年8月,中央决定将晋察冀区的华北联合大学和晋冀鲁豫区的北方大学合并,在石家庄附近的正定成立华北大学。艾思奇便从晋冀鲁豫解放区来到了华北大学任教。同年11月,中央在西柏坡附近的李家沟口村创办了马列学院,艾思奇又因工作需要从华北大学调入马列学院,从此到进京一直在马列学院工作。而王丹一和大儿子东东也从西柏坡村搬到了北庄村中组部安子文的土改工作组,一直到进北京。
    容颜易老,往事难忘。王丹一老人还给我们讲述了两个难忘的故事:他们刚到西柏坡时,住在村里一个农户家中。土地会议召开前夕,从中央后委过来参加土地会议的邓颖超同志也住在这个院子的一间小南屋里。当时她在为土地会议准备发言稿,工作很紧张。一次,东东在院里玩,摔了跤大哭起来。王丹一怕影响邓大姐的工作,赶忙跑去制止。不料大姐已从屋里出来,先抱起东东,关切地问:“摔在哪里?”看到孩子的头擦破了,她又急忙回屋拿药,给孩子在伤口处抹药。大姐告诉我,这药是从大后方带来的,叫“如意膏”,消肿止痛很灵。看着大姐对东东如此疼爱,王丹一紧张的心情轻松了许多,深为抱歉地说:大姐工作这么忙,这孩子给您添麻烦了。邓大姐说:“别这么说,咱们都是邻居;孩子嘛,哪能没有动静。”也就是从那时起,对邓颖超景仰已久的王丹一对她更加敬佩,从此与邓颖超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友谊,直到敬爱的邓大姐离开人世。
    王丹一老人讲完这个故事后,她的儿子李昕东提醒道:“您再讲一讲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故事吧!”王丹一老人笑道:“那是一个很有趣的事。”老人的思绪再次回到了半个多世纪前的西柏坡。
    1948年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也来到西柏坡。西柏坡中央大院里更加热闹了。尤其是每个周末的舞会,不仅西柏坡中央大院里的工作人员积极参加,就连驻在西柏坡附近村子各机关的人员也纷纷前来。一天,王丹一带着儿子东东也来到中央大院观看舞会,并且有幸在舞会上见到了敬爱的毛主席。
    那天,小东东在舞会场外跑着玩,恰巧遇到毛主席来参加舞会。毛主席亲切地询问他的名字。小东东并没有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呆呆地看着毛主席自言自语地说:“毛主席长着两个耳朵?!”毛主席被东东天真的话语逗得开怀大笑,之后风趣地问道:“噢,真的?我真的有两个耳朵吗?”原来,东东以前只是从画像或照片上看到毛主席,画像上的毛泽东多是侧着脸,只能看到一只耳朵,所以在他幼小单纯的心里就以为毛主席只有一只耳朵。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了东东第一次见到毛泽东的有趣提问。从此,一碰到有舞会,东东就闹着要去看“长着两个耳朵”的毛主席,总是逗得周围的人们忍俊不禁。
    转眼,两个多小时过去了,我们的思绪在王丹一老人的讲述中穿越时空在那段火红的岁月里徜徉,而她却已明显地有些累了。我们离开之前,老人的目光再次落到了她几经迁徙却始终不舍不弃的书箱和行李袋上,书箱被老人擦拭得一尘不染,连淡淡的光泽都显得温润。行李袋折叠得整整齐齐,每一个补丁、每一个针脚都是用心做的。老人的目光包含着复杂的情感,因为这两件文物既寄托着她对早逝伴侣的追思,也寄托着她对西柏坡那段难忘时光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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