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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博物馆仍然是一种文化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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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地介绍围绕国际生态博物馆运动的理论与实践的相关讨论，并多次与挪威等国际生态博物馆专家共同探讨在中国引进国际生态博物馆的先进模式问题，在有关方面的支持下到贵州等地进行生态博物馆建设的选点和试验，而且这整个过程一直受到挪威专家和政府的智力与财政支持。通过中外的通力合作，在十余年的时间里中挪合作在贵州一共建设了６座生态博物馆。广西、内蒙等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也是一开始就受到高层专家的关注和指导。但是由于生态博物馆所处理的生态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特别是中国的生态与文化多样性及其特殊性，以及中国对发生于西方后工业社会的这种新的博物馆理念与做法的引进，必须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必须考虑到中国社会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甚至大多数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乃是位于原始落后的农业社会较早阶段的这样一个历史实际，因此，应该说中国的生态博物馆主要还是处于试验和探索的阶段。
在２００５年６月中国博物馆学会等举办的贵州国际生态博物馆论坛上，代表们普遍提到中国生态博物馆“政府主导，专家指导，当地参与”的运行特点，而在云南勐海章朗的布朗族生态博物馆开馆仪式上，我们看到项目的实施者景洪州委宣传部将博物馆的管理权在建成之日就移交当地村寨的仪式场面，听到生态博物馆建设的主要推动者黄映玲部长对“政府领导，专家指导，当地主导”的指导思想深刻阐释，显然在当地参与方面，布朗族生态博物馆比之贵州几座生态博物馆又往前推进了一步。
但是我也不能不回忆起去年在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上代表们讨论最多的、同时也是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最关键的问题是：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在目前的中国固然很难，建设之后的巩固和发展将更加困难，而且是更长久的一种困难。
生态博物馆在内涵和立意上包容了当地民众及其文化生活，其建成和开放只是一个起步，其长久的生存和发展才是关键，而生态博物馆发展的关键则是前述的当地民众的文化自觉程度及其正确性，是如何处理好生态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关系问题。我国的生态博物馆是专家、政府和当地三重联合的结果，因此，生态博物馆的发展必须考虑当地发展的实际需求，处理好眼前与长远、经济与文化等等关系，尤其是要处理好政府、专家和当地民众的关系以及过去生态、今天生态和未来生态的关系。
苏东海先生将生态博物馆的实质概括为对生态与文化遗产实行原地的、整体的、自主的和发展的保护。生态多样性的重要意义已经较早地被人们所认识，而文化的多样性更需要认真、慎重地加以对待，这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文化遗产。生态博物馆试图将千百年来当地人民与环境生态结合中形成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作为一种整体加以保护和传承，是在活态状况下文化与生活的继续，因此绝对是博物馆与文化遗产领域的新理念和新探索。从这个角度说，章朗生态博物馆的建立，既是人口较少、社会发展水平较低的布朗族人民在全球化时期文化自觉的开始，也提醒我们要更加客观地认识文化自觉这个问题的实质。
当然，既然是博物馆，生态博物馆必然就包含着对一个地方的生态与文化进行展示的功能和义务，这也正是不少地方官员和群众对生态博物馆寄予浓厚希望的地方。他们希望展示能够与发展旅游相结合，带来脱贫致富的实际效果。但是我认为，生态博物馆同样不能脱离博物馆更原初的启发民智的功能诉求，尤其是对位于中国偏远落后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这种诉求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功能是不言而喻的。作为启发民智之工具的传统的博物馆本来是城市中的一种先进文化，体现了对人类文化精华的向往和诉求。今天的生态意识和发展愿望让博物馆被移植到深山田园布朗人民的生活之中，生态的观念要求我们以一种科学、协调的方式处理自然与人文、过去与现在乃至未来的关系。因此，这样的生态博物馆自然应该成为文化多样性和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中心，智慧的生发中心，未来新文化的建设中心。生态博物馆应该对布朗族等民族的发展起到传播文化火种的推动作用。
当今世界，博物馆是文化遗产的避难所，也是熔铸和提炼新文化的文化殿堂。然而，在博物馆事业的不断发展中，我们必须不断回溯博物馆的原初和基本功能：它是一种文化机构，是一种促进社会发展的文化工具。像世界上的生态与文化是千姿百态的一样，生态博物馆没有统一的模式，在今天的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我们甚至可以推而广之，探索将生态博物馆作为一种保护和展示不同民族文化多样性、遗产及其景观甚至当前大批正在建设与发展、旅游与保护的夹缝中寻求存身之道的历史文化名村名镇的具有更广泛文化意义与利用价值的文化工具的可能性。（2006年4月14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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