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纪念大会上，我想讲几句感情的话，用感情讲几句话。２００５年６月，国际博协前执委马克·摩尔在他的一篇论文中提出：“怀旧是博物馆存在的最基本的理由”的看法。他根据多年体验得出的这一认识是深刻的。近两年我也在思考这一问题。我认为在认识博物馆的知识价值的同时，也应该更好地认识博物馆的情感价值。博物馆的情感价值是个很宽广的领域，也许怀旧就是其中比较深沉的部分。怀念过去，从本质上说是一种健康的情感，是一种奋进的情感。在今天的纪念会上，我就想从情感方面回顾学会的两件事。
   
    其一，关于会刊的事。我是１９８５年当选常务理事主持会刊工作的，我不能忘记我承担这一重任时的心情。事情要从１９８４年说起，胡耀邦批示把协会改称为学会后，时任理事长的王宏钧先生找我，想把会刊搞上去。那时我在党史研究上正有所前进，但由于我和宏钧对博物馆学的共同情感，遂毅然承担起学会的重托，兼任了主编之职。我们决定办一对姊妹刊物，《中国博物馆》和《中国博物馆通讯》，前者为学术季刊，后者为信息月刊。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编辑班子。孙葆芬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秦贝叶１９６５年毕业于北师大中文系，安来顺１９８１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博物馆专业，是一个有能力、有朝气的编辑团队。１９９０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辑的《博物馆》刊登了一篇报道介绍我们的刊物，标题是《中国：五年２８０万字》，还配发了我们四人开编辑会的照片，桌上摆着高高的一摞稿子和几大本工具书。我们一直亲密无间地合作了１９年，直到２００２年我辞去主编之职。１９年间《中国博物馆》编发了１６０００多篇理论稿件，１００８万字，《中国博物馆通讯》编发了１１００万字的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