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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认识近现代文物的社会教育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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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全社会的-思想教育，其核心内容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等等。这些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根本，是不仅要在学校里进行，而且需要全社会来进行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社会教育。博物馆就是进行这种教育的重要场所，近现代文物恰是进行这种教育的重要教材。
由于近现代文物反映着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推翻“三座大山”的斗争中前赴后继、自强不息的精神，特别是各时期爱国志士、革命先烈、领袖人物和英雄模范的遗存物，生动地体现着他们的理想、信念、意志、情操、品德、智慧……形象而直观，看得见，摸得着，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在对社会公众（尤其是青少年）进行世界观、人生观、道德观、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教育中，有着独特的不可取代的作用，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教育资源。党和政府之所以一再强调要学习近现代史，重视发挥博物馆的教育作用，很多博物馆特别是近现代史类博物馆、纪念馆被命名为“青少年教育基地”、“精神文明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等等，道理就在这里。
为了便于理解这种社会教育价值，不妨举几个例子来看：徐锡麟的血衣（浙江省博物馆收藏）——１９０７年夏，光复会志士徐锡麟和秋瑾（也是同盟会会员）密谋在安徽、浙江同时发动反对清朝腐败统治的起义，因计划泄露而失败，两人均被杀害。这件血衣向人们述说着这一段历史。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方声洞写给父亲的绝笔书（国家博物馆收藏）——普通白纸毛笔书写。信中说（大意）：是男儿，就要为祖国建功立业，只要能使国家强盛，同胞幸福，虽死亦一大乐事。“马克斯街”街牌（四川广元市文管所收藏）——普通木板，拼接而成，约２米长，１米高，黑墨书写，街名居中，上方写“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左侧写“谁是世界的创造者”，右侧写“是我们工农群众”，１９３４年广元县元坝镇曾一度建立苏维埃政权，此街牌悬挂于当时的街道上。近现代文物中这样的文物太多太多，举不胜举。这些文物从不同侧面见证了中国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苦历程，可说有一定的历史价值，但这并不是它们的主要价值之所在。它们的质地、造型、书法、工艺、篆刻都极普通，有的很粗糙，甚至是残破不堪的，有什么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可言？至于经济价值，就更无从谈起了。它们之所以特别珍贵，特别被人们所看重，是因为它们承载着几代人的理想、信念、奋斗和牺牲，它们所蕴涵的精神财富，它们所产生的心灵震撼力，是任何其他类型的文物所无法比拟的，这才是它们的最重要的价值。把它们用于社会教育，就成了最好、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活教材”，谁看到这样的文物，都会受到一次精神洗礼。
因此，我认为，社会教育价值是近现代文物蕴涵丰富的一种独立的价值，是其他三种价值所包含不了、取代不了、解释不了的。古代文物也能激起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民族精神，也有一些教人如何正直、勤奋、清廉、诚实、仁爱、守节等等修身的内容，也有社会教育价值，只是不像近现代文物（特别是其中的革命文物）这样直接和强烈而已。
那么，文物除了原来大家公认的三种价值以外，是不是还有第四种价值呢？我认为是的，这就是文物的社会教育价值（或简单点说教育价值）。这种价值也是文物本身所固有的，不是谁能强加或“创造”的，只不过我们过去认识不够，没有把它和前三种价值提到同等地位来看待。在很长的时期内，文物界同仁都认为文物有教育作用或教育功能，而没有看作是教育价值。其实，仔细分析一下就可发现，历史价值、艺术价值、科学价值和教育价值，无论在内涵上或逻辑上都是有区别的，不能互相涵盖，互相等同；教育价值不是其他三种价值的延伸或发挥，而是与其他三种价值并存的。我以为，我们必须从实践效果中适时引出新的认识，新的观点，抱守原有的观点不变，固然不妥；把文物价值总体上概括为“三价值一作用”或“三价值一功能”，似也不妥。恰当的看法应该是：这四种价值是文物的总体价值，但具体到某一类文物或某一件文物，四种价值的含量是不同的；近现代文物，特别是其中的革命文物的社会教育价值，是含量最高的。文博工作者应根据不同文物的不同特点，着力挖掘和发挥它们各自的主要价值，以达到实现文物总体价值的目的。
因为这是涉及文物学理论的问题，需要认真讨论，所以不揣浅陋，提出以上看法，以就教于识者。（2005年11月4日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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