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生态博物馆谁的生态？ |
 |
|
|
２００５年６月初在贵州举行的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上，代表们比较深入地讨论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方法与实践等问题，并参观了贵州梭戛菁苗、堂安侗族、镇山布依族等几个试点性的生态博物馆。在我的印象中，代表们比较多地谈论了政府、专家、当地社会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中的角色和作用，政府主导—专家指导—社区参与一直是一个会上会下比较流行的提法，并可能是一种无论国内还是国外当前生态博物馆建设与运作中都比较具有普遍性的实践模式。
会上有很多代表着力强调专家在生态博物馆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强调当地社区参与对生态博物馆的极端重要性，尤其是在博物馆被专家推动、政府包办建立起来之后的持续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但是，在我国的现阶段，可以肯定的是，大多数的博物馆——当然也包括生态博物馆仍然不能跳出政府决定其生（建立）和存（存在状况）的局面。因为我们的博物馆事业是社会主义的公益性事业，其建设和维持主要是一种政府行为。由此产生的一个问题是：作为一种新型的博物馆形态，生态博物馆到底有什么独特之处和优势？在几种社会主体和博物馆的诸多功能与使命之间，它着重于满足谁的需要？在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政绩、专家的职业成就以及当地社群及整个社会的需求，几种力量如何达到平衡？生态博物馆又如何可以确保对人类文化多样性和持续发展的独特贡献？
生态博物馆是诸多博物馆形态之一种。正如阿玛尔·加拉在会上所指出的，生态博物馆是传统博物馆观念与手段的发展，代表了博物馆生存的一种可能模式。作为保护人类遗产的文化行动的机构化形式，生态博物馆在内涵上跨越了传统博物馆的分界线，由
< 1 > < 2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