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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博物馆谁的生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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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环境与遗产的特点和社区的需求来决定的它的起源和运转。在形式上，它打破了博物馆机构与环境之间的障碍，管理者和观众之间的障碍，博物馆内外物品之间的障碍，可移动与不可移动物品之间的障碍，以及信息与实物之间的障碍，是一种保护、展示、宣传和生活方式的综合体。
不论我们对作为一种新兴的博物馆运动的生态博物馆提出多少溢美之词，都不能改变博物馆作为征集、保存、研究、展示和传播人类生存及其环境物证的文化机构，作为实现文化多样性的跨时空交流的工具的本质。因为有博物馆的存在，过去的人和未来的人，经由人类生存环境物证实现会面和交流。因此，生态博物馆同样不能抛弃传统博物馆的工具性质，不能忽视生态博物馆建设和发展中过去人和未来人这两个重要的方面。而在当前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政府、专家和当地社区的博弈中，这是最易受到忽视的两类人群。
既然是新兴的博物馆形态，生态博物馆必然面临保护和展示什么以及如何开展保护和展示的问题。从当今世界的生态博物馆实践来看，生态博物馆其实包括了原来的遗址博物馆或者现场展示一类的博物馆形态并有所突破，它突出地强调了生态二字。生态博物馆的长期思想是以适应性为基础的，因为适应乃生态的本质所在。生态博物馆中的生态既包括保护和展示对象中人文和自然诸要素，更包括它们之间形成的原地依存关系——它们是在这个地方发生、在这个地方成长和发展出来的，迁移到别的地方就损失了其应有的信息和意义——因此生态博物馆就必须在这一地方开始其博物馆化的实践。生态博物馆的展示强调各种因素包括无形遗产相互整合的过程性，因为生态包含了一种文化与自然的适应性与合理性，一种长时间中形成的平衡、和谐关系。生态博物馆一定是建基于地方经验之基础上的。
在生态博物馆的概念与实践中最艰难的恐怕应该是对时间概念的处理。生态尽管是适应的、和谐的，但是也是演化的，在时间的长河中，生态可以形成不同的稳定状态。对于博物馆来说，我们截取哪一个片段或者状态？我们希望保护和展示原生态、现生态，还是有旅游和现代化等因素加入之后的变化生态和未来发展生态？生态博物馆的价值取向是用来满足地方政府政绩的需要、专家或者旅游者的文化猎奇心理还是当地社区的生存利益？当然，我们可以继续采取阿玛尔·加拉的观点：生态博物馆不是社会环境的人工装饰物，而是它的镜子，它映照现在，它的真正的兴趣在于未来，而仅仅因此，它又试图延续和研究过去；在生态博物馆中不是未来的任何东西都是过去时态的延续，而现在只是两者之间的运动线。生态博物馆通过它的信息传播能力，完全可能创造一种新型媒介，其特点是“完整的思想、教育性的直观事务和道德上的预先告诫”。
但是，生态博物馆的这些美好理想和观念对我们在保存与展示方面做出取舍显然不能提供多少具体的帮助。过程性在生态博物馆中只是呈现人与环境关系、增加展示信息量的辅助手段，过程性不能以牺牲生态博物馆的灵魂——人与环境关系的和谐性为前提，更不能以牺牲文化遗产为代价。显然，在贵州的几个民族地区的生态博物馆中，保护与展示选取的是现生态——这种现生态之所以被认为是有意义的，是因为相对于已经发达的地区和文化来说，它们是原始的，这种原始形成了文化上的稀缺性和审美反差，可以为历时态的文化多样性做出贡献；同时由于它们和自然之间直观的和谐关系，使其具有研究和观赏方面的吸引力。但是显然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专家学者以及旅游者，如果将一个地区或者聚落中整个的人类生活都作为生态博物馆的内容，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去凝固这样一种人文与自然的关系，因为他们无权剥夺当地人继续发展、享受现代科技进步成就的权力。这是部分生态博物馆建设与发展必须面临的一个悖论。
因此，对于贵州还有最近已在内蒙古、广西推广开来的少数民族地区的具有试验性质的生态博物馆，我们应该突出的是它们的原始性和协调性，它们诸要素之间的合理性，而不是不可改变性，包括生活方式的不可改变性。然而，在这里的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过程中，我们又应该尽量保留必要的物质连续性——生态博物馆内的某些东西可以置换，包括作为无形文化遗产的一些民俗过程可以逐步变成展演，但是，对文物的征集和保护，对自然与人文环境、建筑尤其是聚落格局等原始性，则应该精益求精，不能疏忽，不能随意加以变动，对所有有形与无形遗产，都应予以科学的记录，否则，生态博物馆实践中博物馆的功能和本质就会丧失殆尽，生态博物馆所代表的文化多样性的稀缺性就会无意之中受到破坏。
总之，诚如生态博物馆的倡导者法国博物馆学家戴瓦兰先生所说，生态博物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功能和范围都更加扩展的概念和工具。但是对这样一个工具的利用，必须尊重博物馆和生态学的实质，必须实事求是。在中国的生态博物馆的探索与实践当中，首先是专家学者的倡导——中国博物馆学会的苏东海、安来顺等先生以及作为政府和中国博物馆学会特聘顾问的挪威专家多年来数十次深入边远的当地社区，向地方政府和群众宣传、灌输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培训生态的运作方法，指导生态博物馆的实践，而各生态博物馆普遍建立的信息资料中心，主要就是为了作为整个的生态博物馆的核心持续不断地发挥上述作用——中国的生态博物馆建设已经有了一个较好的起步。但是，在生态博物馆的未来发展中，必须科学地处理上述群体的利益诉求和生态博物馆自身的要素关系。
在中国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先行地区，政府——特别是其中有远见的地方官员以历史与文化的使命感主导和推动了生态博物馆的实践，当今的中国现实处于大政府小社会的力量格局下，没有政府的支持和参与，像生态博物馆建设与运行这样的公益性事业基本上是不可能的，然而，从生态博物馆的长远发展来说，必须高度重视当地群体的利益和参与。在现有的几座生态博物馆的建设中，当地的人们以对自己传统文化的固有感情，对脱贫致富和外界的向往，热情地支持和参与了生态博物馆的建设和实践。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是比专家和官员更内在的生态博物馆的构成因素，他们的认识和作为，决定着业已建立的生态博物馆的未来命运。苏东海先生指出，中国的生态博物馆运动可能要经过一个学者的文化包办、代理阶段，但是最终必须发展到当地人们的文化自觉，才能够说取得了真正的成功。这是一个深刻的认识。因为文化是与所有生活在文化之中的人有关的，文化是动态发展的。生态提供给我们一种概念——和谐，可以和谐到极致。博物馆中的生态概念让过去与未来加入进来，扩大了文化博弈的界面，扩充了文化理性范畴，为人类在自然与人文领域中处理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文化工具。但是，工具是通过人来使用的，这些人中，当地社群拥有日益重要的内在分量。
总之，类似贵州等地的中国少数民族地区这样的生态博物馆试图整体地保持一种地方性文化的健康发展方向并为后代留下文化记忆的物证。这样一种观念和工具不仅让我们对遗产的权衡、取舍、保护、展示更加科学，也更加注重过程性。生态博物馆是博物馆理念与工具的一个飞跃式的发展。而且可以预见，随着财富的积累，物质消费对于生活必需所占比例的不断降低，科学观念的深入普及以及社会的进步，人类生活的博物馆化将不可避免，人类也将更有能力更加生态地、连续地处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自然环境与文化成就。 （2005年10月14日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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